职业打假是蝗虫还是啄木鸟

2024年1月，一则“职业打假人苏某因敲诈勒索餐饮商家被行政拘留”的新闻引发社会热议。这起案件背后，折射出当前“职业打假”群体中存在的灰色地带——从最初的消费者维权利器，到如今部分人异化为“恶意索赔”“知假买假”的牟利工具，这一现象亟待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审视。

一、职业打假的“双面性”：维权先锋还是市场蝗虫？

职业打假人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王海购假索赔事件，当时其行为被法律界视为“啄木鸟式”的市场净化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和《食品安全法》的“十倍赔偿”条款，本意是激励消费者参与监督。然而近年来，部分职业打假人逐渐偏离初衷：有团伙专挑超市临期食品藏匿至过期后购买索赔；有人用针头在包装上扎孔制造“漏气”假象；更甚者通过PS伪造产品问题照片威胁商家。某连锁便利店负责人透露：“去年遭遇37起索赔，其中29起是同一批人所为，单店年均‘打假成本’超5万元。”

二、法律实践的摇摆：从支持到限制

司法机关对职业打假的态度经历了明显转变。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知假买假”可获赔，但2017年《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指出“将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行为”。这种变化源于两类典型案例的冲突： -

正当维权型

：如2023年广东李某举报某品牌坚果酸价超标，推动监管部门查处问题批次产品； -

恶意索赔型

：如北京王某团伙在3个月内对同一商家连续发起72次标签瑕疵投诉，实际未购买任何商品。 法律界人士指出：“判断关键在行为目的——是为净化市场还是纯粹牟利，但实践中界限往往模糊。”

三、商家的“生存博弈”：从忍气吞声到反制对抗

面对职业打假，商家逐渐形成分化应对策略： 1.

防御派

：大型商超建立“打假黑名单”，采用AI监控异常购买行为。某生鲜平台技术总监表示：“系统能自动识别反复退单同一商品的账号。” 2.

妥协派

：中小餐饮店主常选择“私了”。一家烧烤店老板坦言：“对方要2000元，打官司律师费都不止这个数。” 3.

反击派

：部分企业开始起诉打假人敲诈勒索。2023年上海某食品公司通过全程录像，证实打假人张某故意调包过期产品，最终使其获刑8个月。

四、社会治理的破局之道：平衡权益与秩序

要遏制职业打假异化，需构建多方协同机制： -

立法层面

：可借鉴江苏2023年出台的《市场监管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对标签瑕疵等非实质性问题设置豁免条款； -

技术层面

：推广“区块链溯源+智能合约”，实现产品信息不可篡改，压缩造假空间； -

行业自律

：餐饮协会可建立“职业打假人行为档案”，区分正当监督与恶意骚扰； -

司法裁量

：北京海淀法院2025年某判决具有参考价值——法官以“索赔金额超出合理维权成本100倍”为由驳回起诉，并认定其涉嫌敲诈。

结语

职业打假本是市场自我纠偏的产物，但当其演变为产业链式的恶意索赔时，不仅消耗行政司法资源，更扭曲了消费者维权生态。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所言：“健康的市场经济既需要‘啄木鸟’，也要防范‘寄生虫’。”未来需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与维护商业环境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让法律真正成为正义的标尺而非投机者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