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丢结论：合法，且受国家奖励

1. 法律层面——《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药品管理法》第144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白纸黑字写着“十倍赔偿”“三倍赔偿”。

2. 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知假买假不影响主张惩罚性赔偿。”

3. 政策层面——市场监管总局《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第5条：任何个人均可领取高额奖金，并未把“职业”二字排除在外。

结论：只要手段合法，打假越多，国家越鼓掌；把“职业”二字污名化，才是于法无据。

二、“意见”洪流：为什么你不必大惊小怪

1. 不是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

从2018年《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只限制“投诉”，到2023年廊坊广阳“3次即异常”，再到2024年上海轮番上阵。

2. 本质都是“精神文件”

“意见”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却无上位法授权，无处罚条款，无强制力。说得直白点：它的法律地位与你在朋友圈发的小作文相同，区别只是盖了红章。

3. 内容套路三板斧

（1）次数封顶：一年30次、10次、3次，各地自由心证；

（2）动机审查：把“多次”“明知”“索赔”写成负面形容词；

（3）异常名录：先给你贴标签，再要求自证清白。

三、地方法条的“五宗原罪”拆解

1. 超越立法权

《立法法》第80条：没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规定。“意见”只是规范性文件，却敢设定“30次封顶”“异常名录”，明显越权。

2. 违反上位法

（1）食品安全法并未把“购买数量”“投诉次数”列为免责事由；

（2）司法解释明确“知假买假”可索赔；

（3）总局《奖励办法》并未限制次数。

下位规范与之冲突，直接无效。

3. 举证责任倒置

“意见”要求举报人自证“非恶意”，等于把行政调查义务推给公民，违背“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合法性负举证责任”的基本法理。

4. 混淆“投诉”与“举报”

投诉旨在解决民事争议，可调解；举报旨在查处违法行为，应立案。地方把二者混为一谈，把“投诉异常”直接套到“举报”身上，属于偷换概念。

5. 背离监管目标

中央“四个最严”要求“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地方却用“意见”给假货设置“次数防火墙”，实质是保护落后产能，与国务院“放管服”改革南辕北辙。

四、新增章节：行政机关“工资福利零挂钩”下的选择性执法

（一）一个冷知识：处理1件与处理100件，工资条一样

1. 监管部门工资构成=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津贴补贴+绩效奖金。

2. 结论：一线执法员一天办1件举报与一天办10件举报，到卡工资分毫不差——“多办多错，少办少错，不办不错”成为理性选择。

（二）选择性执法的动机

1. 考核动机——“办结率”优先

立案意味着要调查、要检测、要处罚、要复议；而不立案只需在12315平台点“不予受理”，3天即可“办结”，办结率瞬间提升。

2. 关系动机——“营商环境”压力

地方政府引进项目时，企业往往附带“投资强度”“亩均税收”承诺，一旦遭遇大额处罚，老板一句话“我们考虑外迁”，园区主任就会连夜给局长打电话。

（三）把“提出问题的人”拒之门外——成本最低

1. 程序上：给你贴“异常名录”，让你每案必须提供“购买视频+公证+检测报告”，实质把举证成本转嫁给举报人；

2. 心理上：用“涉嫌敲诈勒索”吓退，多数消费者立即知难而退；

（四）法官原话摘录：把“消费者”身份一次说透

1. 江苏某中院（2023）苏05民终7126号：

“即便原告此前存在多起索赔诉讼，亦不能据此剥夺其作为消费者的民事权利能力，否则人人将陷于身份不安定状态，与《宪法》第33条平等权相悖。”

2. 广东某区法院（2024）粤0112民初3148号：

“法律未设定打假次数上限，亦未将索赔动机列入否定清单；十次打假与一次打假，本质同为对违法行为的矫正。”

3. 山东高院《典型案例通报》2024年第3期：

“以维权为业，并不等同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商品确实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原告即享有法定请求权。”

——裁判宗旨高度一致：手段合法即受保护，次数、动机、身份均非法定阻却事由。

五、“非消费者”争议：一个伪命题的倒掉

1. 逻辑荒诞

按照地方口径，一个人昨天买了假茅台索赔成功，以后再买到假茅台就“不是消费者”，那么他在超市买大米、买牛奶也被开除“消费者”籍？民事权利能力生而平等，宪法第33条不允许随意加减。

2. 实践荒诞

2024年上海浦东法院一判决书写道：“被告未能举证原告购买商品用于生产销售，故其消费者身份成立；至其此前诉讼次数，与本案无关。”

3. 后果荒诞

若“非消费者”理论成立，则所有商家均可通过渲染“维权前科”来拒绝赔偿，假货将拥有“豁免权”，劣质企业将享受“身份防御buff”，这是对市场公平最赤裸的嘲讽。

六、数量歧视：30次、10次、3次背后的数字游戏

1. 各地标准乱成麻花

廊坊广阳：3次即异常；苏州：10次；上海：30次；陕西内部稿：拟一年20次。没有任何统计学、流行病学、食品安全风险模型支撑，纯属拍脑袋。

2. 数字伦理悖论

扭送一次小偷是见义勇为，扭送十次就是“恶意扭送”？

医生一年做20台阑尾手术，是治病救人的好事，一年做200台手术，就是“恶意行医”？

打假次数越多，说明假货越泛滥，本应加大执法投入，而非限制举报人。

七、手段合法红线：我们反对什么

1. 夹带、掉包、投放异物——刑法、诈骗＋敲诈勒索

2. 伪造检测报告——刑法、伪造单位印章

3. 群发短信“不给钱就差评关店曝光罚死你”——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

以上行为早已入刑，依法打击就是，但绝不能因为1%的害群之马，给99%的合规打假贴上“原罪”标签。一个执法人员受贿渎职，也不等于所有的执法人员都会受贿渎职。

八、宪法第41条：一切红头文件都不得触碰的天花板

这条权利，没有附加“动机纯正”的但书，也没有设置年度30次上限。任何“意见”若实质阻碍公民行使此项权利，即构成违宪，必须撤销。

结语：把“职业”二字从污名池里捞起来

打假是不是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货正在职业地侵害我们。当“职业打假”被污名时，假货就获得了职业生存空间。

所以——

下次再有人拿“职业打假”说事儿，请把本文甩给他，并轻声提醒：我的身份受宪法保护，你的‘意见’请先去备案；在备案通过前，别拿它当尚方宝剑，因为、他的意见和你的意见法律效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