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情境下用枪，让辅警不必在道义与法理之间艰难抉择

当歹徒的凶器仍在挥舞，倒地民警的枪支静静躺在血泊旁，围观众生的尖叫与生命的倒计时交织——此刻，身旁的辅警是否有权捡起枪支射击？这道极端情境下的选择题，一头连着法律的刚性规定，一头系着生命的重量与道义的温度，背后是对社会治理细节与人性底线的深层叩问。

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明确规定，警械与武器的使用主体仅限于在编人民警察，辅警作为辅助力量，既无独立执法权，更无持枪资格。这一规定并非凭空设立，而是基于枪支使用的高危险性、执法权的法定属性形成的制度防线。辅警群体的准入门槛、训练标准与在编民警存在差异，法律上的限制本质是对公共安全的审慎守护，是防止权力滥用与意外风险的制度设计。

但法理之外，更有现实的复杂与人性的考量。极端紧急情境的核心特质，在于其突破了常规执法的预设场景——当施暴者持续实施严重暴力犯罪，民警失去反抗能力，现场已无其他执法力量介入，每一秒的迟疑都可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消逝。此时，法律的刚性规定与生命至上的道义原则产生了碰撞。从常理来看，普通公民在面临紧急危险时，尚且享有正当防卫的权利，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可采取特殊手段制止犯罪。而辅警作为长期参与一线执法、接受过基础警务训练的群体，其职责本身就包含“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相较于普通公众，他们对现场风险的判断、对枪支的熟悉程度往往更高。在确保自身安全且具备使用能力的前提下，捡起枪支制止犯罪，本质上是正当防卫权利的延伸，是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警务核心使命的践行，其道义正当性不言而喻。

在暴力犯罪面前，人们渴望的是有人挺身而出，而非因身份限制导致的“制度性旁观”。如果机械套用法律规定，要求辅警在生命攸关之际仍坚守“无权用枪”的底线，无疑会背离公众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认知，甚至可能动摇辅警群体的职业认同感——当他们的职责要求其直面危险，却不赋予其在极端情况下保护他人与自身的必要手段，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既不符合情理，也不利于激发社会的正义勇气。

更深层次的思考在于，这类极端情境下的争议，本质上反映了辅警制度在现实运行中的困境。辅警长期面临着“权力小、责任大、风险高”的现实处境。极端情境下的用枪争议，不过是这一困境的集中爆发。

要从根本上化解此类矛盾，不能仅停留在对单一行为的评判，而应完善辅警制度的顶层设计：一方面，应加强辅警的专业训练，将枪支使用、应急处置等纳入常态化培训内容，提升其应对极端情境的能力；另一方面，可探索建立极端情境下的特殊授权机制，明确辅警在紧急情况下的权责边界，让其在挺身而出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还应健全辅警的权益保障体系，让这支为社会安全默默付出的队伍，既能感受到制度的约束，也能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障。

法律的刚性需要守护，但正义的温度不应缺席。在坚守制度底线的同时，给予极端情境下的道义行为以合理空间，既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也彰显了法治的柔性与温度。而通过制度完善让辅警群体的权责更加匹配、能力更加适配、保障更加到位，才是从根源上减少此类争议、守护公共安全的治本之策。毕竟，我们期待的社会治理，不仅有冰冷的规则，更有温暖的正义，让每一个挺身而出的人，都不必在道义与法理之间艰难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