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政策变迁中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增强教育服务国家外交的能力”，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又强调“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并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提出不同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政策。回顾历史，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发生和发展由国际条件和国内需求两方面因素决定，国际条件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可能，国内需求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动能。国际条件受国际环境、国际关系影响，国内需求主要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决定，党和国家依据国际条件和国内需求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影响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发生、发展以及对外开放内容的确立。在此框架下分析党和国家领导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总结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演进方向，探索面向教育强国建设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路径。

我国外交政策与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联动”的历史考察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边区革命根据地就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秉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争取外国援助，举办职业学校。1941年发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提出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陕甘宁边区积极开放包容的政策吸引了全国各地以至海外的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工作，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参加了边区的教育工作，成为边区师资队伍的中坚力量。这是党领导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大力支持外国友人在边区举办职业学校，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发起人路易·艾黎在1942年于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招收贫寒子弟，安排农民就业，一度发展到近600人、20多个生产组、约30个外教，为新中国的黎明培养人才，是战争时期外国友人在边区办学的典范。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外交政策是在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之下，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善于与人合作。1946年《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提出，“外国在解放区进行传教及其他文化活动者，只要遵守政府法令，当许其自由进行”。在中国共产党开放、自由、宽松的对外政策下，我国积极争取国外援助，积极“敞开大门”，引进外教资源，欢迎并大力支持外国友人举办职业教育，展现出鲜明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办学价值取向。

与合作国的外交关系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国际合作能否开展。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做法。在这样的外交政策背景下，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在职业教育领域，主要包括向苏联派遣中等技术学校留学生，聘请苏联专家顾思明、克拉斯诺杰姆斯基等担任教育顾问，指导中等专业学校工作，制定《中国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苏联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直接联系的暂行规定》（1956），加强两国中等专业学校之间的校际联系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破裂，我国与苏联的职业教育合作从“少而不断”到完全中断，此时我国的外交政策提出发展与除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关系，在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下，我国开始加强与民族独立国家和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合作。1965年-1975年间，我国无偿援建北也门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援建内容包括校舍、有关实习设备，并派出教师协助教学等，援建北也门中等工业技术学校是这一时期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建交的国家数量进一步扩大，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职业教育交流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到1982年底，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5个，开创了我国外交新局面，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国际条件。在国际大环境好转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需求的“可能”与“动能”双重驱动下，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重视并积极组织参与多边合作机制。2005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在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获得迅速发展。

一是加强与世界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经济基础薄弱、资金短缺的问题，充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成为我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有效尝试。1983年5月，教育部转发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促进广播电视大学及短期职业大学发展的请示》，1984年2月至1988年12月，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立和改进17所短期职业大学；1990年8月至1994年12月，59所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扩大和改进学校教育规模，建立专业教师培训体系；1994年1月至1998年6月，124所师范（专科）院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改善办学条件，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2009年，财政部与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签署“云南职业教育项目”贷款协议，支援云南4所高职院校教学楼、图书馆、实训室等设施建设。另外，我国还积极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培训职业教育师资，开展职业教育学术交流。

二是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教育理念、教学管理等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因此积极学习、借鉴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模式和资源成为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鲜明特色。1983年，我国与联邦德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中德教育合作备忘录》等合作文件，德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政策对话、开展项目合作、培养培训职教师资、推广“双元制”职教模式、支持建设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和上海辽宁两个地方研究所、帮扶职业院校等方式援助中国职业教育，实际执行项目超过35个，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德职业教育合作也成为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成果最丰的职教国际合作典范。我国与加拿大于1991年到1996年开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CCCLP项目）”，双方各有29个和33个院校参加，加方为我国职业教育提供专项援款，介绍CBE能力本位理论，培训教师，添置教学仪器设备，并将加拿大先进的DACUM课程开发方法引入中国，大大增强了我国教育发展能力。2002年3月到2007年8月，我国通过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引入了澳大利亚的TAFE体系，对重庆以及全国职业院校教育教学均产生重要影响。2003年，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与英国苏格兰资格监督局开展执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SQA-HND项目），引进英国的资格框架体系等国外先进办学经验，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意义重大。

三是开始进行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是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最直接的表现形式。1993年，金陵职业大学与澳大利亚高校合作举办双联课程，成为国内高职教育首例跨国分段式合作办学项目。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出台，促进了职业教育中外合作办学的迅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教育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最活跃的教育类型。但这一时期，我国高职院校多是通过项目合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很少。

四是加强职业教育师资的国际培训。1997年，中德合作实施职教管理人员培训项目，这是中德第一个培训职教管理人员的合作项目。2004年，我国与德国合作的“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P300）正式启动，至2006年共计派出916名中职骨干教师到德国进修，这是我国职业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派遣中职教师出国进修。同时，双方还开展了中等职业学校骨干校长高级研修活动，3年间共有375名中国重点职业学校校长赴德考察。2006年，我国与德国开展第二期“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培训范围向高等职业教育领域扩展。2006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提出，2007年-2010年，教育部、财政部每年从经过国家级培训的教师中选拔250名成绩优异者赴国（境）外深造1-2个月，重点学习国(境)外先进的职业教育教学理念和专业教学法，培养一批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学专家。2011年，《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提出，2011年到2015年，选派2000名教师到国外进修8周，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法和课程开发技术。

新时代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创造广阔发展空间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必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等一系列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坚持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对外工作布局，形成范围广、质量高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我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与合作空间。

经过改革开放近50年的发展，我国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先进的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奠定了基础。新时代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突出表现为“走出去”形式多样化、成果多样化、影响深远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元首外交引领职业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元首外交是我国外交的最高形式，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具有战略引领力。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元首外交活动推动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国际关系迈上新台阶，也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实现更高层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出访、会谈、署名文章、主旨演讲等重大外交场合，强调支持中外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并推动鲁班工坊建设，为职业教育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战略引领，这在中国职业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习近平总书记的元首外交也让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实现了跨越式、品牌化、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

二是搭建职业教育“主场外交”平台。主场外交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亮点和优势，彰显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基于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践以及“走出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通过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这一“主场外交”平台宣传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就、经验成果，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准，增强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目前，大会已形成常态化机制，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搭建平台，也为以全球职业教育发展增进国际民生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三是海外办学取得重要进展。2012年，顺德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思特雅大学共建马来西亚顺峰烹饪学院，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启动与美国芝加哥市立大学联盟共建“芝加哥分校”，是我国第一批到境外办学的职业院校，可视为我国高职院校海外办学的开始。2015年，教育部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提出“支持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2018年，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红豆集团与柬埔寨西港特区联合申办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工商学院，成为我国首个校企合作股份制应用型本科海外大学；2019年，我国职业院校在海外独立创办的第一所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技术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2023年，由我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柬华理事总会合作共建的中国职业教育第一所海外应用技术大学——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成立。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200多所职业院校在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建设400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

四是创建国际知名职业教育品牌。截至目前，我国共建设36个“鲁班工坊”、39个“丝路学院”、10个“郑和学院”、17个“现代工匠学院”和38个“班·墨学院”，这些知名职业教育品牌服务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合作国人民福祉，是我国职业教育“走出去”过程中的亮丽名片。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职业教育实力的增强，职业教育“引进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外合作办学和来华留学生数量都创下新高。

新时代外交政策下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未来路向

更加有效融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能力。

一是作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实施者，职业院校应及时关注党和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商务部对外相关数据信息、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地方产业发展情况以及本区域企业对外合作情况，依据外部情况并结合职业院校发展实际确定对外开放策略，坚持“国家战略布局到哪里、中国企业走到哪里，职业教育就服务到哪里”，提高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战略力”。

二是始终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推进职业院校对外开放。职业院校的对外开放是技术技能开放，习得技术技能能够提升全球公民生活质量，其过程也是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职业院校师生在涉外办学上应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提高全球公民生活福祉为宗旨，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力”。

三是职业院校、企业等利益相关方的精细化协同。职业教育要配合产业、企业“走出去”，形成国际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需要学校与企业共同制定精细化合作方案，精细化开展国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精细化服务“走出去”企业技术需求、人才需求、文化要求、道德要求等，提高职业院校对外开放的“服务力”。

在一体推进“理论开放”和“实践开放”中建设职业教育强国。

“理论开放”即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开放。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定体系，但距离形成更加成熟完善的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仍有差距，对外开放是体系完备的有效路径，应通过更多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比较研究，精准化、体系化引进国际前沿的职业教育理论，持续丰富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面向未来的职业教育“实践开放”，需要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国内专业-国际产业”合作是职业教育扩大开放范围、领域、层次的有效路径，也是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路径。职业院校可针对优势专业加强与国际优势产业国家的合作，借鉴其产业发展经验，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产业人才。（作者系中共天津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2024年度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社科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考察与未来路向”[项目编号：2024DXXTZC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安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