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委员刘峰：规范职业打假乱象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临街便利店到大型连锁商超，从线上直播间到传统商贸市场，“职业打假人”的身影无处不在，部分人员瞄准经营漏洞，重复投诉索赔，商家频遭“碰瓷式”维权、大量行政与司法资源被挤占，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如何破解职业打假乱象、激发消费活力？正在召开的陕西省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结合自身实际，谏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职业打假行为初衷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督促商家规范经营，但部分群体将其异化为敲诈勒索的牟利工具。”省政协委员刘峰在接受陕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行为不仅加重中小微企业经营负担、挫伤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更与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的导向相悖，亟需通过制度完善与协同治理加以规范。

刘峰委员指出，走访调研中他发现当前恶意职业打假主要呈现三大核心问题，一是投诉主体匿名化，打假人通过非实名电话、微信等渠道投诉，协商时以私人转款规避身份核实，给监管追溯造成极大阻碍；二是监管处置简单化，部分市场监管部门以“结案率”为考核导向，缺乏对投诉真实性、合理性的客观评判，倒逼企业被动妥协赔付；三是维权渠道碎片化，合法消费投诉与恶意打假行为混杂，平台、监管部门、商家间缺乏数据互通与协同甄别机制，商家举证维权难，恶意投诉者无税无责获利，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对此，刘峰委员建议首先要筑牢源头防线，建立实名投诉与溯源机制。依托全国统一政务服务投诉平台，对接公安、电信运营商数据，对“12345”“12315”等渠道投诉实施强制实名核验，非实名投诉仅备案不受理。强化微信、支付宝等协商转款的实名标识与追溯，交易记录留存不少于3年。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搭建职业打假大数据监测库，对高频次、跨区域投诉及频繁收赔主体重点标注，将恶意投诉、敲诈勒索行为记入信用档案，纳入全国信用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其次，优化监管执法裁量标准，杜绝简单化处置。修订消费投诉处理细则，赋予监管部门对投诉真实性、购买意图、商家主观过错的全面核查权，不将“商家和解”作为唯一结案依据，对恶意敲诈类投诉直接驳回并移交公安部门。建立“普通维权、疑似打假、恶意敲诈”三级分级处置机制，实施差异化应对；调整监管考核体系，降低“结案率”权重，增设恶意投诉甄别率、合法维权满意度等指标，摒弃“重结案、轻治理”倾向。

再次，搭建三方协同治理平台，打通共治通道。推动电商及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建立恶意投诉甄别系统，对同类集中投诉预警并共享数据，实现跨平台联防。在保护隐私前提下，允许商家通过行业协会或监管指定渠道，曝光经核实的恶意打假人信息（隐去敏感内容），同时建立商家举证绿色通道，确保证据在监管与司法程序中具备同等效力。强化行业协会作用，支持其制定自律规范、提供合规培训与法律援助，搭建与监管部门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反馈乱象新动向。

此外，完善法律法规闭环，加大惩戒力度。明确法律界定。明确“以牟利为目的，明知商品无实质质量问题仍批量购买、恶意投诉索要高额赔偿”的行为属恶意打假，情节严重的按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畅通司法通道。建立恶意打假案件快速处置机制，公安、检察、法院优先受理核查，推行小额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鼓励集体诉讼，降低维权成本，形成“违法成本高于收益”的震慑效应，从根本上遏制不良产业链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