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AI技术进步、就业、税收与社保

题记：本文是北大国发院1994年6位创始学者之一的张帆教授2026年5月撰写的专栏文章。

近年，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技术进步迅猛发展，未来可能在世界各国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在长期技术进步成果被社会分享之前，可能存在一个短期的冲击。这一冲击一旦出现，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紧迫的需要迅速应对的社会问题，引起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某些根本性的变化，需要事先做出预案。

目前的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特点

历史上，产业革命之初，机器的出现曾引起工人的恐惧，他们害怕机器会夺走他们的工作。然而，此后发生的情况是，机器替代了重复性的、危险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使工人能够转换到更高技能的工作。在长期，机器的出现使生产率和需求都提高了，使工人的劳动形态和工作-休息时间都发生了变化，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机器出现初期的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

目前以AI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劳动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各国AI引起的生产率提高可能大于劳动需求的提高和工资的提高，并且使不同技能劳动者的竞争加剧，从而引起劳动份额的减少和贫富差距的加大。

AI通过提高劳动效率，替代劳动和创造新的工作，造成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其特点是：

变化速度相对更快。

财富的增加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工作岗位的增加集中在高科技（AI 工程、数据科学）和低技术、低工资的岗位（服务业）两极上，中间技术产业（编码、办公室职员）的工作减少，初级就业岗位减少。生产率的提高和工资增长脱节，财富可能相对集中在控制AI的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工人手中。

短期工作替代长期工作。工人需要不断提高工作技能，工作的可靠性降低。

不过，由于AI在各领域的应用存在硬件上的限制（AI与物理世界的对接），AI技术进步可能在一些领域存在滞后，给政策反应留下一定空间。

AI技术进步引起的最大变化是劳动在生产率提高中的份额减少，非劳动份额增加。大量经济学研究发现，生产函数中原来认为长期不变的劳动份额，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在显著降低。Elsby et al (2013) 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劳动份额下降，原因包括为开发新技术用资本替代非技术劳动和美国供应链中劳动成分的外包。Karabarbounis and Neiman（2014）发现1980年以来信息技术使世界劳动份额下降，资本的相对价格下降，企业从劳动转向资本。劳动份额的下降被认为是就业减少的根本原因。

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应对

在短期，在生产力全面提高并被全民分享之前的过渡时期，社会必须对技术进步引起的就业问题做出反应。历史上任何技术革命都会改变税收对象和方式以及社会对此的认识和约定。税收需要针对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提高和收入的增加做出必要的变化，根据生产力提高程度征收其中适当部分，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给生产力提高所损害的社会群体。如果生产力大幅提高，这种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数额和比例将是空前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增加应在尽量减少对技术进步的损害和保护技术进步的受害群体之间权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AI发展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的局限，对技术进步征税可能产生负面结果，需要谨慎处理。

税收改革的原则是，鉴于广义经济租金增长快于工资增长的情况，减少把工作或劳动量作为征税对象，这包括减少工薪税以工人的缴纳和雇主以工人为单位做出的贡献等形式所征收的税款的份额，增加对经济租金征收的税款份额。如果对减少的劳动量征税，税基可能随就业的减少而缩小。把对劳动量征税部分改为对经济租征税，租金包括垄断利润（例如平台垄断）、网络效应等。这可以采取超额利润税、针对资本所有权和数据所有权的税收等形式。

就税收的各种形式而言，目前一些国家工薪税针对工资征收，用于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基于工资和劳动时间，由工人和企业分担。该税惩罚对工人的雇用。由于AI使工作时间减少，其税基在未来可能减小。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需要逐步减少对工薪税的依赖。所得税可以以累进税率对资本所得征收。

在技术进步情况下，所得税仍然是基本税种之一，但需要调节对劳动和资本所得所征收的比率。

财产税是比较稳定的税种，AI在长期增加了固定资产的价值从而增加了税基，但财产税在一些国家在政治上比较敏感，可能需要增加给低收入的财产所有者的抵扣。

增值税对增加的价值征收，可以随附加值的增加而自动增加，对雇用工人是中性的，税率可以是累进的。

直接对机器人和自动化征税已经在少数国家开始讨论甚至以某种形式出现。应对AI技术进步，未来的税收组合中，工薪税的比例应减少，增值税、财产税的比例应增加。增值税可能逐步成为社会保险支出的主要来源。以上税收应当适当，以不严重损害技术进步为底线。

传统的社保体系假定就业是稳定、全职的，职业是毕生的，就业和失业的界限是清晰的。AI打破了这些假设，许多工人可能就业不足而不是完全失业。这种情况下，社会保障系统需要从以工作为基础的、工薪税作为资金来源的保障体系转变为以个人为基础的、以多种税收为来源的能够应付持续变动的体系。

社会保障应该主要以个人为基础，追踪个人而不是雇主、工作时间。保障应该是包括医疗保障、残疾补贴、退休金和培训津贴的一揽子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是面向全民的。失业保障不仅包括完全失业，也包括自动化引起的部分失业。工资保障应该鼓励再就业。特别需要对入门性工作提供适当保障。需要建立有条件的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水平，以寻找工作、参加培训为前提。

社会保障应当在经济波动中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衰退时期加大保障的力度。例如根据失业率的变化自动调整失业保障的时限、金额。传统的失业保障是为完全失业而不是工作缓慢减少而设计的，需要改革，以应对更长时间的逐渐的变化。

以上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原则性论述。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办公室工作所占比例较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AI对就业的影响。我国的税收以增值税为主，已经建立全民社保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为应对AI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问题创造了条件。还需要研究社保体系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对就业形态的变化的应对和条件许可情况下保障水平的适当提高，并预先做出必要的准备。

以上改革被社会接受需要时间，这种接受往往是滞后的。比较来说，社保的扩展比税收的改变更容易被社会接受，但考虑到二者资金来源和使用的关系，两者的进展应当大体上同步。

技术进步的长期分享

劳动就业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是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之一。

在长期，劳动就业分享新技术进步成果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原有岗位工作方式的革新和工资的提高；

新的工作岗位的产生。生产率的提高和工作时间的减少促使工人转向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岗位。掌握新技术的工人得到蛋糕较大的一部分；

新产业的产生，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从世界各国的横截面角度看，不同国家所处的技术水平不同，所对应的就业技术水平不同。国家间产业的流动涉及不同层级的技术水平的变换。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所鼓励的制造业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回归，不可能发生在同一技术水平上，在产业向发达国家回归的同时，必须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基础上提升技术，使回归的产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工资相适应，达到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的单位成本，才能使回归产业在发达国家生存。

在长期，就业岗位的调整是一个市场过程与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相结合的过程。技术进步可以看作外来冲击，岗位、工资相应做出调整，影响逐步波及整个劳动市场，经过工资和价格的调整和政府适当干预，达到均衡。这一过程包括岗位的短期调整，通过对高科技公司的投资而形成的收入分享，劳动市场对工资的调整使不受科技进步直接影响的岗位的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最后是工作岗位的长期调整，与新科技互补的行业和岗位的增加。

我们可以通过对行业生产函数的估算，划分与科技进步互补-排斥的行业，采取不同的政策。

参考文献

Acemoglu, D. (2024). The Simple Macroeconomics of AI — NBER Working Paper 32487.

Acemoglu, D., and P. Restrepo (2019). The Wrong Kind of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Labor Demand — NBER Working Paper 25682.

Elsby, M., B. Hobijn, and A. Sahin. (2013). The Decline of the U.S. Labor Share.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Werbrouck, J. M., (2021). “The Hypothesis of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Caused by AI-Driven Auto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Social Security Law” —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rabarbounis, L., and B. Neiman. (2014).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29, Issue 1.

Wang, P., and T.-N. Wong (202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NBER Working Paper No. 33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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