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要不要改名？争论背后，尊重比称谓更重要

“外来民工禁止入内，违者罚款二百”——武汉某厕所墙上的刺目标语，曾刺痛无数人的心 。如今，随着2.99亿农民工群体撑起中国城镇化的半壁江山 ，一场关于称谓的争论持续发酵：有人呼吁废除“农民工”这一带着歧视色彩的称呼，改称“城市建设者”“新产业工人”；也有人直言，不解决薪资、社保、子女教育等实质问题，再好听的名字也只是文字游戏。这场争论的核心，早已超越称谓本身，直指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与权益保障的深层命题。

支持改名的声音，源于对歧视与隔阂的深切痛感。“农民工”这一称谓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原本是对“户籍在农村、进城务工”群体的中性描述，但在长期使用中，逐渐被贴上“脏、累、低学历”的标签，成为社会分层的隐性符号。北京地铁上，曾有男子因嫌农民工衣服沾灰，辱骂其“跟要饭的似的”，即便农民工已小心翼翼缩在椅边、未碰椅背 ；石家庄公交上，农民工主动让座却遭女子嫌弃“座脏”，连孩子都被禁止入座 。这些场景背后，正是“农民工”称谓所承载的偏见与歧视。

倡导改名者认为，称谓的革新是观念进步的第一步。全国人大代表曾建议将“农民工”改为“新型工人”，理由是这一群体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中不少人掌握了钢筋绑扎、BIM技术操作等专业技能，成为懂技术、会创新的产业骨干 。深圳、东莞等城市率先实践，用“来深建设者”“新莞人”替代“农民工”，不仅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尊重，更通过配套的子女入学、廉租房政策，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包容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这样的称谓变革，契合了“消除就业歧视、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导向，能帮助他们建立职业认同感与城市归属感 。

反对者的顾虑，同样直击现实痛点。首先是认知惯性难以打破，“农民工”一词已使用数十年，覆盖就业、社保、统计等各个领域，成为社会共识，突然更换可能导致沟通成本增加。更关键的是，许多人担心“换汤不换药”——2024年数据显示，农民工月均收入4961元，虽较上年增长3.8%，但与城镇职工仍有差距，且近半数农民工面临社保缴纳不全、子女入学难、租房条件差等问题 。就像网友所言：“与其纠结叫什么，不如让他们看病能报销、孩子能就近上学、加班能拿加班费。”

中建三局的农民工老李的经历，恰好印证了实质权益比称谓更重要。从业20年的他，曾因“农民工”身份自卑，觉得“低人一等”，但通过企业的“流动课堂”培训，他学会了钢筋绑扎新技巧和图纸识读能力，如今已成班组骨干，还获评“安全之星” 。“现在没人在意我叫啥，靠技术赢得尊重，看着自己盖的楼拔地而起，心里特别踏实”，老李的话道出了核心：真正的认可，来自技能的提升、待遇的改善和社会的平等对待，而非单纯的称谓变更。

事实上，称谓之争的背后，是“形式尊重”与“实质保障”的辩证关系。二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深圳引导媒体使用“来深建设者”的同时，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让外来务工者子女能平等入学、享受医疗保障，这样的“改名”才具有真正意义 ；反之，若只是换个好听的名字，却依然存在同工不同酬、社保缺失、职业发展受限等问题，这样的变革确实难逃“文字游戏”的质疑。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一代农民工的需求已发生深刻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挣钱糊口”，更追求“体面工作”与“城市融入”。数据显示，2024年外出农民工达1.78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超60%，他们普遍接受过中高等教育，渴望在城市扎根，对职业尊严、发展空间的诉求更强烈 。对他们而言，“新产业工人”的称谓，不仅是身份的认可，更是对其职业价值的肯定——就像“中国建筑劳动模范”周伟波，从普通构件吊装工成长为技术骨干，用实力证明“农民工也能成为工匠” 。

解决这场争论的关键，在于找到“称谓革新”与“权益保障”的平衡点。一方面，不必强求统一称谓，但应摒弃带有歧视性的表述，根据场景灵活使用“城市建设者”“新产业工人”“务工人员”等中性词汇，媒体、政府文件应率先垂范，引导社会形成尊重氛围；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实质权益的改善上：落实同工同酬，让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享受同等工资待遇；健全社保体系，解决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医疗保险异地结算等难题；优化公共服务，保障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廉租房、公租房供给，让他们“留得下、住得安、过得好”。

2.99亿农民工，是高楼大厦的建造者、城市运转的守护者，他们衣服上的泥土，是劳动的勋章，而非被歧视的理由 。“农民工”要不要改名，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对权益的保障，必须有明确方向。当每一位务工者都能体面劳动、平等发展，当“职业无高低、劳动皆光荣”真正成为社会共识，无论叫什么称谓，都不会影响他们赢得应有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