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高危化”：在光辉与困境之间，我们该守护什么？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这句刻在许多人记忆里的赞誉，曾是教师群体的身份注脚——他们握着粉笔在讲台书写春秋，把知识化作春雨滋润童心，是无数人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可如今，“教师成高危职业”的叹息却频繁出现在校园角落与社交平台，河南方城县58岁女班主任贾老师因“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获刑六年的案例，更像一道刺眼的裂痕，撕开了教育生态中被忽视的矛盾。

当辛勤园丁沦为阶下囚，当育人者时刻担心“踩雷”，这份职业的“光辉”为何逐渐被“危险”笼罩？这不仅是教师群体的困境，更是值得整个社会深思的时代命题。

“你还是老师呢，怎么能这样？”“老师就该无私奉献，谈待遇太功利了！”“学生出了事，你怎么没看好？”在日常语境中，类似的话语像无形的枷锁，将教师牢牢绑在“道德圣人”的高台上。

社会期待教师既是教学能手，能让每个学生成绩优异；又是心理导师，能化解孩子的心理问题；还是24小时守护者，能确保学生在校的每一分安全——却唯独忘了，教师首先是个需要吃饭、休息、有情绪波动的普通人。

乡村教师李娟（化名）的经历颇具代表性：她每天清晨5点起床，赶在学生早读前到校检查教室安全；白天上完6节课，还要批改50多本作业、找调皮学生谈心；晚上9点查完学生宿舍，才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而此时自己的孩子早已睡熟。

有一次，她因学生多次逃课且顶撞老师，忍不住批评了几句，家长投诉到教育局，指责她“伤害学生自尊”。“我也是人，也会累、会委屈，可没人问我难不难，只问我‘配不配当老师’。”李娟的话，道出了无数教师的无奈。

2025年5月17日上午，浙江瑞安马屿镇中心小学教师林某某在上数学拓展课时，学生陈某某用水枪朝教师林某某面部喷水，林某某对该学生进行了不当惩戒，威胁到该学生人身安全。

对此，该学生家长不停地举报林老师，瑞安市教育局严肃处理，对林某某作出记过处分，给予该校校长诫勉谈话。另外，当公安部门经立案调查，对林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理。

这种“圣人化”期待，正在不断压缩教师的“容错空间”。学生成绩下滑，是教师“教学无能”；学生之间吵架，是教师“管理失职”；甚至学生在校外误食垃圾食品，家长也会质问“老师怎么没教孩子分辨”。

当教师的职业边界被无限拓宽，当“育人”的责任被异化为“全能兜底”，他们不得不时刻紧绷神经，生怕哪一点做得“不够完美”，就成为舆论指责的对象。而这种紧绷的背后，是职业尊严的流失，更是育人热情的消磨。

“现在管学生，得先想‘会不会被投诉’。”这是某市重点中学班主任王磊（化名）的工作准则。让他产生这种警惕的，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家长匿名投诉”现象。

原本，匿名投诉是家长监督教师行为、维护学生权益的合理途径，可当它失去了边界和底线，就变成了恶意做局举报，变成了一把“伤人利器”，让教师陷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恐惧中。

据某省教育厅2023年发布的《教师权益保障报告》显示，该省当年受理的教师相关投诉中，32%属于“不实投诉”或“过度诉求”：有家长因孩子未当选班干部而投诉教师“偏心”，有家长因孩子作业量多投诉“变相体罚”，甚至有家长因教师拒绝“给孩子调前排座位”而恶意捏造“教师收礼”的谣言。

更让教师无奈的是，匿名投诉的“隐蔽性”让他们难以自证清白——面对模糊的“指控”，教师往往要花费数周时间准备材料自辩，即便最终证明无辜，心里也会留下一道阴影。

2024年9月11日，合肥一则关于教师节送礼的举报视频在网络上发酵。视频中，一位家长通过电话联系老师，称将礼品“送达”至教师所在小区门口的水果店，并留下温馨提醒请其“自取”。随后，该家长疑似蹲点拍摄到一男子取走礼物的视频并发布网上。

单从教师收礼的问题来看，这的确不对，倘若一切核实无误，触碰“师德红线”的涉事教师，也大概率要受到严厉处分。但此次事件中，家长存在故意“做局设计”不假，这有违中国几千年的尊师重道和礼尚往来传统。

这种“寒蝉效应”正在悄然改变教师的教学行为。王磊坦言，现在他在课堂上不敢轻易批评调皮学生，“万一孩子回家哭了，家长投诉我‘体罚’，解释都没地方说”。

课后不敢布置稍难的作业，“怕被说‘加重学生负担’”；甚至看到学生在操场追逐打闹，第一反应不是提醒“注意安全”，而是下意识地后退几步，“怕万一有人摔倒，家长怪我没及时制止”。

当教师把“自我保护”放在“教书育人”之前，受损的不仅仅是教师的职业热情，更是学生的成长和家长的期望——毕竟，没有哪个孩子的成长，能离开教师的严格引导与用心守护。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可在现实中，当教育出现问题时，矛头却总能精准地指向教师。学生沉迷手机，是教师“引导不力”；学生价值观跑偏，是教师“德育缺失”。甚至家长送学生未进入学校、操场地面破损，最终也会被归咎为“教师没及时上报”。

这种“单一归因”的逻辑，本质上是对教育复杂性的无视，更是对教师群体的不公平。事实上，教育从来不是教师“单打独斗”的结果，而是家庭、学校、社会、政策等共同作用的产物。

以学生“厌学”为例：一个孩子不想上学，可能是因为家庭教育中家长疏于陪伴（每天只顾刷手机，从不关心孩子学习），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自身遇到了人际交往问题。

可现实中，家长很少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监护责任”，很少反省自己的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社会也很少审视“是否给了孩子健康的成长氛围”，反而一致要求教师“想办法让孩子爱上学习”，教育主管部门往住息事宁人，简单粗暴打板老师。

更讽刺的是，这种“责任转移”还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当教育设施出了安全事故，人们会骂“教师巡查不到位”，却很少追问“校长是否落实了安全管理制度”“教育部门是否拨付了维修资金”。

当“双减”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人们会抱怨“教师变相布置作业”，却很少质疑“政策是否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差异”，很少去追责谁有权决策并决定让学生补课。

基层教师成了教育体系中最脆弱的“责任承担者”——他们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没有调配教育资源的能力，却要为整个体系的漏洞“买单”。这种失衡的责任分配，正在一点点透支教师的职业热情。

河南方城贾老师案之所以引发全网热议，核心不在于“是否该追究责任”，而在于“该追究谁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主体是“对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负有维护、管理职责的人员”。

从法律定义来看，这更倾向于学校的后勤管理人员、行政负责人，而非专注于教学与班级管理的一线教师。尤其是对班主任而言，往往是一身兼多职：学科任课教师、班主任，甚至心理辅员或宿舍管理员。

贾老师的遭遇，暴露了教育领域“责任界定模糊”的普遍问题。如今许多学校的教师，早已不是“只教书”那么简单：他们要负责学生的晨午检、课间安全巡查，要检查教室的门窗、桌椅是否完好，要填写数十种行政报表，甚至要参与学校的设施维护排查。

可这些超出教育教学的“额外工作”既没有明确的操作规范，也没有对应的具体责任划分。一旦出现了安全问题，就变成了“谁经手、谁负责”，一线教师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责任人。

法律的初衷是“保障教育安全”，而非“惩罚无辜者”。贾老师案给所有教育工作者敲响了警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刀切”的追责，而是清晰的“责任清单”——明确哪些工作是教师的本职，哪些是行政部门的职责，哪些是学校管理层面的任务。

只有让“责任与权力相匹配”，让教师不用为超出职业范畴的事情担责，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教师职业的“高危化”，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是教育生态失衡的结果。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为教师减负，让教师专注教育教学，这需要社会、家长、政策、学校共同发力，为教师卸下枷锁、撑起“保护伞”。

社会层面：摒弃“道德绑架”，接纳教师的“不完美”。社会需要放下对教师的“圣人期待”，承认他们有犯错的权利、有疲惫的时刻、有追求合理待遇的需求。当教师偶尔情绪失控时，多一份理解而非指责；当教师提出合理诉求时，多一份支持而非嘲讽。

比如，社区可以组织“教师开放日”，让家长和居民走进校园，亲眼看看教师的日常工作，减少对教师的误解；媒体可以多报道基层教师的正能量故事，而非一味放大个别负面案例，营造尊重教师的社会氛围。

家长层面：从“对立”到“共育”，建立信任关系。家长要明白，教师不是“孩子的保姆”，而是“育人的伙伴”。遇到问题时，先冷静沟通而非直接投诉，比如，孩子觉得作业多，可以主动和教师商量调整，而非匿名举报；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先了解事情全貌，而非不分青红皂白指责教师。

同时，家长也要承担起家庭教育的责任——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多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而不是把所有教育责任都推给教师。只有家校携手，才能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政策层面：明确责任边界，保障教师权益。教育部门需要出台更细化的“教师职责清单”，明确哪些工作属于教师的“必做项”，哪些属于“协助项”，哪些“不属于教师职责范围”，避免责任“无限下沉”。

同时，要完善教师权益的保障机制：建立“不实投诉澄清制度”，对恶意投诉的家长进行适当惩戒；设立教师心理健康支持热线，帮助教师缓解职业压力；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让教师不用再为“设施安全”担惊受怕。

学校层面：做教师的“后盾”，而非“压力源”。学校管理者要主动承担起管理责任，比如由专门的后勤团队负责设施维护，由行政人员承担繁琐的报表工作，让教师能专注于教学。

同时，要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避免以“学生成绩”“投诉率”作为评价教师的唯一标准，多关注教师的教学付出与育人效果。当教师遇到投诉时，学校要第一时间去调查真相，为无辜的教师撑腰，而不是“为了平息舆论”牺牲教师的权益。

当教师开始害怕“管学生”，当教师把“保命”放在“育人”之前，受损的不仅是教师的职业尊严，更是无数孩子的成长，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未来。

河南方城贾老师案不该只是一个“警示案例”，更应成为推动教育生态优化的“契机”，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我们该如何为教师创造一个安心育人的环境？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要让教师能安心地“摇动树木”“推动云朵”，就需要社会多一份理解，家长多一份信任，政策多一份保障。

只有当教师不再被“高危”的阴影笼罩，重新找回“太阳下最光辉职业”的尊严与热情，教育才能真正成为照亮未来的光。这，才是时代应有的温度，也是我们对下一代最好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