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传播》| 田元：悬置的创意：电视文娱业平台化转型中的管辖博弈与生产文化

内容摘要：

研究以访谈法揭示出综艺电视从业者为代表的媒体创意工作者向数字视听平台独特的转型过程，发现该群体在职业迁转的博弈过程之下，生产文化并未真正走向融合，转型中的创意逻辑和平台逻辑甚至走向重新“定界”，其结果是创意被悬置于电视和平台二者之间。研究依次讨论了转型者围绕合作规约展开的创作技艺博弈、在技艺博弈基础上的合作反思以及基于管辖互动过程的职业自主。这三个部分同时展现通过实践、反思达至生产文化的生产研究过程，即生产文化如何经由转型博弈过程而逐步被形塑。“悬置的创意”这一结论提示媒体转型中从业者与平台关系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在实践一线，平衡与生存比非此即彼的边界斗争更重要。

关键词：

创意悬置；电视文娱从业者；平台化转型；管辖；生产文化

一 引言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两种媒介交杂或交汇的时刻”抱持浓厚的兴趣，他认定这是一个“发现真理和给人启示的时刻”，新的媒介形式或由此产生。伴随数字平台的勃兴，国内电视文娱业界出现了显著的人才流动现象，从电视体制“出走”平台一度成为潮流，这种孕育于两种媒介间的社会学景观被行业媒体形象地描述为“人与内容的迁徙”。中国数字视频产业发展速度已经跃升全球前列，移动网络也日趋成为人们占主导地位的消费方式。一方面，数字视听业的持续需求不断吸引传统电视业者流向平台；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种类及其负载的内容形态日趋多元，转型者的流向也趋于多元。与新闻记者转型的职业文化不同，电视文娱从业者不需要“和相同的人说话，使用相同的格式，遵循相同的原则，并且相互观察确保自己没有被同行落下”。在电视制播分离的时代，广电从业者就已经习惯通过外包（outsource）和“接私活”的方式与市场发生联系，因而在面向数字平台的转型中呈现出比新闻记者更立体的姿态。

中国电视节目生产社群在“大资本大制作”时期已经积累了部分市场经验。尽管很多业内人士将彼时“离开体制”的行动视为“转型”，但相较于今天面向数字平台的迁徙景观，转型的市场语境和实际遭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平台化（platformization）被认为根本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形成的制度结构，使生产者依赖平台而存在，从内容生产者角度出发，平台化展示出了他们将自己的商业模式、制作及传播理念与平台理念保持一致的动态过程。“平台逻辑”与内容生产的逻辑是不对称的，平台也拒绝承认自己过度介入了内容生产，但在实际情况中，平台通过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融通、介导多方的聚合者或协调者来向生产者展示自己架构多侧市场的潜力，并隐晦传达这种多侧性（multisidedness）的去中心化优势，以此促使他们“对齐”这种不对称的职业文化。本研究范畴限定于在中国大陆从事文娱内容创作，并从传统电视机构向数字平台流动转型的制作人、导演、编剧等创意劳动者。

之所以在平台化的语境中讨论这一群体，一方面是因为该群体作为一个需要“通过大量独立判断、具备高水平的教育和人力资本来解决专业复杂问题”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其持续的市场化—平台化转型较为典型地展示出“从控制熟练且繁重的具体业务中解放出来并逐步把握其中的专业知识、智慧和主动性”的过程，从而展现媒体职业转型的一个生动切面。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媒体业者的职业流动研究多被置于新闻业的语境限定（context-sensitive）中，而记者的职业流动更多出现在平台化下的“危机—转型”话语中，突出该社群相对保守、内化的一面，其过程被自然赋予“边界战”的意味。随着媒体转型与记者离职研究的叠合域不断增加，以新闻业者为出发点的实证资料开始被用以“概括”媒体社群的整体转型，这种研究趋势逐渐掩蔽了媒体转型复杂、多元的实际境况。事实上，创意内容产业的转型与新闻业是有显著差异的，须从“特定产业的特殊性”出发去思考实际问题。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认为，相比于新闻生产中清晰、坚定的指向新闻价值、客观报道、重要事件的判断，以电视娱乐节目为代表的创意视听内容生产并无规律可循。在数字视频迅速发展的今天，创意视频内容从业者反而很少进入实证研究的视野。

进入平台的电视文娱从业者带有传统媒体的艺术判断力和集体性的声誉资本（reputation capital），却不得不面对“模块化”的平台工作方式。在以平台为出发点的相关研究中，政治经济学者多秉持批判观点，关注算法权威下的创意与剥削，文化研究的立场则强调平台或许为劳动者提供了某些契机并使其具有获得感。既有创意劳动研究更多关注个体或曰“个性的流动”，从职业或社群等中观角度出发讨论平台化趋势与职业文化的研究并不多。职业创意生产者们是如何被激励去改变一个线性的生产过程来适应大卫·尼伯格（David B.Nieborg）和托马斯·珀尔（Thomas Poell）所说的“内容偶然、模块化、不断改变和优化”的平台化过程的呢？安妮玛丽·纳瓦尔-吉尔（Annemarie Navar-Gill）关注了好莱坞专业电视编剧群体转型至视频网站时数据驱动（being data-driven）和创作自由（creative freedom）的博弈关系，发现转型电视业者在平台经济中凭借专业知识形成了融合式的生产文化，但这是在与平台的长期磨合中形成的。这与国内电视转型者在平台经济中转化、扬弃自己电视声誉资本的相关研究对应起来，但同时，这些讨论止步于从边界区域中剥析出集体价值观，从职业层面讨论平台化趋势下专业知识内在化过程的分析尚不足。基于对文献的分析，本研究聚焦问题于：

（1）电视文娱从业者在向平台转型的生产过程中经历怎样的职业转变?该群体如何解释自己的这种转变？

（2）电视文娱生产的专业知识如何跨越媒介在平台化语境中存续且形成一种集体行动力？

（3）平台化的创意生产文化如何在职业层面被内化，并协调平台经济与艺术创意之间的张力？

二 理论视角：

职业转型中的管辖与生产文化

视听业的平台化转型牵涉专业知识和职业文化的跨域迁转。专业社群实现职业社会化体现在从具体工作中抽身凝练专业知识，并将专业知识上升为经验性、排他性的智识型文化的过程，玛加利·萨尔法蒂·拉尔森（Magali Sarfatti Larson）将此过程表述为“特殊社会控制的内在化”（internalization）。但是，这一垂直取向的、排他性的“职业化”过程因过度强调了职业的垄断特质而招致批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前述理论忽视了社会生活中具体的工作实践和职业间的联系，过度强调了结构与理想趋势。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从这一切口入手，以具体工作为行动者，沿着管辖权冲突（jurisdictional conflict）的思路来讨论职业活动及其生态系统的运作情形，他的《职业系统》一书被认为颠覆了以往的职业社会学传统。

管辖权的冲突与控制过程构成了阿伯特职业系统说的动态基础，他承袭芝加哥学派的旨趣，将职业视为互相关联的生态系统，即“从单个职业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变迁转向了不同职业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位于职业边界上的事物开始展现出学术价值，以此引申出跨职业界（interprofessional world）和关联生态（linked ecologies）等问题。管辖权在职业系统中实际是一套文化逻辑或认知体系，它由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状况（problem）所牵引，连接起针对该状况的职业工作，并在管辖行动中形成职业文化。这种思路与平台化转型者遭遇的实际状况相吻合：结合专业知识在一个未知域探索某种解决方案，我们并未见到媒体人从转型到“转型成功”有着明确的结构趋势，反而失败是常态。同时会出现的情况是，平台方并未形成规模化的内容产能，他们也需要在摸索中找到与这批传统媒体人合作的“打法”，这些实际状况使管辖作为理论视阈成为可能。

然而，本研究并不打算从管辖权冲突这一成熟的理论角度去展开观察，而是截取“管辖实践”——这一阿伯特前置于职业意识被形塑之前的中间阶段展开对综艺电视转型者的观察。换言之，研究将关注文娱转型从业者如何管控“创意”这种与自身职业身份密切相关的工作，并依此和平台展开协商互动的具体实践。原因有两点：其一源自电视文娱转型社群自身阈限性的定位和属性。该社群的转型方式多样，涉及的内容品类和目的地平台属性均不一致，若增加时间因素，不同业者的转型阶段、程度亦存在差异，而平台化的多变性、偶然性又在持续消解渐趋稳定的转型趋势，这些要素将转型者持久限定在“过程”之中而不能走向确定的职业文化。因此，研究不提倡将转型定义为两种不同职业间管辖权冲突，反而建议以转型人为切入点，观察“人对工作的管控”。其二源自管辖权冲突理论自身存在的诸多待商榷之处。相比职业化，管辖权冲突的理论亮点在于关注职业的内容而非形式，拒斥结构化的职业阶序，但在阿伯特推崇的工作实践中，管辖冲突往往出现在实践互动的初期阶段，随着管辖权的渐趋稳定，职业问题开始向内部转移，回到了早期职业社会学强调的“内在化”问题。刘思达认为，管辖权控制论浮现出的另一问题是过于扣合芝加哥学统的生态观而弱化了职业实践中的竞争与不平衡。因而，从管辖层面出发，了解职业互动的具体实践，即寻找边界的事物或许更能揭示一种正在被形塑的平台创意劳动职业文化。为了把握这种职业文化，研究引入了生产文化（production culture）概念。

作为生产研究（production study）的一个核心概念，生产文化已经延伸到了媒体融合的讨论之中，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好莱坞生产社会学研究，并在约翰·桑顿·考德威尔（John Thornton Caldwell）等学者的发展中得以逐渐明晰。由于影视业者自身的创作实践伴随着自我批评与反思，那么除去对技术的讨论，“工业批评的实践不仅可以被视为社会姿态，还可以被视为文化表演”，反过来，“生产研究通过将文化直接置于（媒体）工业视野中而获益”。生产文化与管辖实践的概念交汇处是职业文化，生产研究的基本思路扣合了职业系统论中“面向问题的行动”观点。此外，职业社会学和生产研究都注重对本地实践的考察，不论从约翰·桑顿·考德威尔（John Thornton Caldwell）的“本土解释框架”还是刘思达所呼吁的中国职业发展的“内生性”（endogeneity）角度，转型中的媒体创意业都值得以更加本土化的视角被关注。

管辖与生产文化的理论组合考虑到两处关节。其一，生产文化在生产研究中并不是清晰的概念，在考德威尔的表述中，它需要在“实践—反思”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作为“业务—职业”中间阶段的管辖实践以其可视性的优势弥补了生产文化的模糊性。其二，生产文化与生产实践是一体的，生产文化与生产过程的关系被描述为“环绕并评价”（surround and comments），研究者通过将实践与反思两者相结合起来开展研究设计，从而将方法导向质性，顾及到了管辖概念对实践过程的强调。

三 研究方法：过程导向的访谈

研究设定人群为从电视文娱领域转型到数字平台的从业者，为了保证对象对其职业转型有相对明确的认知，他们的电视从业年限被限定为不少于2年。研究方法确定为深度访谈法。研究者从个人资源角度首先找到6位符合访谈要求的从业者，再通过他们的引荐逐渐扩大访谈者范围。为了从管辖实践角度讨论社群的生产文化，将生产谈话（production talk）理解为文化意义建构和自我民族志，访谈选择半结构形式，相关问题依循转型实践—实践反思—行业反思逻辑线展开。自2021年5月到2023年1月，共完成32位从业者的访谈，虽然创意实践状态和转型的程度各异，但主要信息趋于饱和。其中，转向专业视听平台的从业者27人；转向短视频及其他类型视听平台业者5人。从岗位构成来看，制作人岗位8人、执行制作人/总导演岗位17人、综艺编剧（真人秀领域）4人、舞台秀导2人、舞美导演1人，作为文娱创作的中坚力量，执行/总导演岗位占比最高（53%），这也符合综艺创作团队的实际占比（见表1）。

相比于常规访谈，本研究更加注重以具体实践过程引导受访者的转型反思。“过程”凝结了时间和地点，对职业社群从稳定的结构到平台化这种类似世纪之交传统好莱坞内容生产遭遇电子化潮流时“新兴但不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整体把握有所助益，弱化了“离职”“怀念”等脱离生产实践语境的媒体转型研究视角。“过程”同样强调联系，以职业系统思维“构成了行动者、地点及其间的关系”，使生产文化中的反思贴合语境。

四 规则的博弈：创意专业技艺的管辖

转型实践中，电视文娱从业者和平台的管辖博弈由表及里体现在专业技能、专业知识和集体认同等层面。与此同时，在生产研究视阈下，生产文化寓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及其反思活动中，以此可以大致将从业者转型生产文化的生成划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实践操作层面、核心知识反思层面以及共识性的生产文化层面。研究首先关注了人与平台围绕技艺展开的管辖博弈。电视从业者的平台化转型中有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前置因素：合作意愿。围绕前置性合作规则展开的一系列专业技艺博弈展现了管辖实践的初期过程，也是转型之中“可视化”程度较高的一个阶段。通过展示这个阶段的管辖博弈，转型生产文化的“支撑层”被展示出来：如何通过管控职业技能尽可能合理地保持创作层面的“电视权威”和专业素养。

新韦伯主义学派因曾把职业视作商品而备受质疑，但在平台市场化、商务化的语境中，以商品为视角区分职业社群或可成为一个思路。职业间因“购买需求”而“形成服务市场”，区分的基础就是专业技能。与记者群体不同，电视业的转型往往都是团队、项目性质的，相对地，平台方也须接纳这种拖家带口式的转移方式，因为“团队往往有多年的合作经验与分工方式，拼起来的团队问题很大，弄不好会把项目给整黄了”（F29）。因此，平台方和转型社群订立合同，看似明确的管辖权被确定。在实际情况中，恰是这些明确的边界规则却成为了双方博弈和协商的关键之处。这些基于专业技艺的管辖博弈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技艺壁垒的展示。进入平台做内容的团队尽管在制播分离或“接私活”的阶段就声称了解“市场规则”，但这种先入之见仍会在“对齐平台逻辑”时受到阻碍。刚刚从体制走出来的业者认为算法清晰、管理明确的平台创造了展示能力的新环境，事实上，平台本身的变化很难被一时的合作规则所限定。“我们给D直播平台做综艺节目，最开始他们给了我们一个画像，说这样做是符合平台气质的，内容出来效果不好，就说画像变了，那我们场观指标就达不到协议要求”（M7）。除去市场引起的数据变化，生产中的商务问题向转型者揭示了平台多侧性的“另一面”，即平台的多边市场虽然看起来权责分明，却造就了平台随时抽身、撇清权责的独特身份：“我们第一次给T平台做真人秀，前面还都顺利，到录制阶段平台带着商家进来了，镜头摆好，他们一个个看，这里没带到产品，那里怎么怎么不行……平台也不管，他们只负责组织……以前台里有广告部，团队都不会面对这些事情，现在好了，我一个综艺编剧要跟商务battle。”（F17）为了应对多变状况与固定规则之间的矛盾，转型者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展示出某种技艺壁垒，他们时常“把事情做到对方不得插手的地步”（M8），“找我做节目就不要干扰我的专业判断”（M1）。

其次是在合作过程中调用默会知识（tacit knowing）去扩张管辖领域。默会知识潜藏于行动者的实践过程中，不可言说，有意或无意地调用这些知识，强化了转型者在处理合约问题上的主动性。通过对“合作故事”中某些动作的提炼，可以看到这些默会知识发挥的作用。平台往往在合作之初约定对制作进行全流程监控，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不熟悉对方业务，偶然的“管控”反而成为行业笑柄。“我们早年和Y平台合作，他这个板块的负责人是从技术部调过来的，我们录制时一个技术环节出问题，他就站起来喊停，非要把那个设备修好再录，好啊，那我们就都停下来，生生修了一个多小时，展示了他们技术的魅力，结果艺人通告时间到了起身走人，他们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来了，这可不是几千块钱的损失。”（M30）为了处理上述“窘境”，各平台近年来开始从内容业界吸纳把关人来对接生产活动。

最后是主动示弱以应对“被指定”的管辖活动。面对一些不在原管辖领域内，却又不得不接纳的工作内容，主动示弱逐渐成为一种管辖策略。M12以乙方姿态与H平台合作一年半后入职了该平台，反客为主成为内容把关人。他提到平台时常希望综艺从业者对节目效果做出一些预测。“我们在合同里会让乙方团队做一些预测，其实也是让他们在做一些效果担保。”（M12）纳瓦吉尔同样提及美国平台对转型电视业者提出类似的“考核”方式，然而实际情况是综艺业者对节目的判断往往依靠吉特林所说的直觉和品味。当被要求做出预测时，转型者一般会同时附言对这个预测的不自信。“我也是从B卫视过来的，我其实很知道做这些预测没什么实际效果，因为平台是用一个不同的逻辑来测算点击率，他们在这里表示一下低姿态，其实是对自己的保护。”（M12）面对与自己核心知识范畴较远的“合同项目”，转型者选择以主动示弱的方式展开博弈，其目的仍是保证自己对核心技艺的绝对管辖，同时阻止一些试图稀释这些技艺的行为“入侵”原有的领地。

五 知识的交换：

合作反思基础上的专业自主

透过具体业务实践可以看到，这种在专业边界之上的博弈类似于托马斯·吉尔因（Thomas F.Gieryn）在边界工作理论中描述过的几种行动方案，但媒体人平台化转型中致力于专业合作的“前设协议”却无法使这两个行业走向定界（boundary making），反而成为转型者开展管辖博弈的入口。生产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从工作实践到专业知识的反思过程。技艺层面的管辖博弈给予电视文娱转型从业者重新勘定节目是什么、怎么做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试图通过反思前一阶段的工作实践来找到与平台合作的方式。同时，合作的反思也可被理解为管辖策略，即如何在新的工作模式下通过交换专业知识，重构一种适应平台化环境的创意专业知识。刘思达在管辖权冲突的基础上认为边界行动过程最终或促成职业间的共生交换（symbiotic exchange）。文娱生产转型的过程则证实，在以合作为前提的生产平台化过程中，具体业务实践的管辖异议反而促进了在核心专业知识的交换与自主化，具体体现为对算法文化的肯定、对社群优势的确认以及对合作管辖的认知。

对算法文化的肯定较为明确地体现在电视文娱转型者的反思之中，主要原因在于算法对于受众的分析大大弱化了电视制作人对于节目判断的风险，而对执行阶层来说，则体现在“省时省力”的效果层面。在第一个层面的管辖异议中，基于技艺的冲突并未展现出对抗的状态，而会使转型者反思“平台逻辑”：“仔细想想，他们节目现场那些不专业的举动也是为了项目好，节目出来你看到数据会发现，这个算法基本也是准确的，后期我们在数据这个事上的冲突就越来越少。”（F5）“我现在有时还回台里做节目，再回收视率那个体系，你会发现那才是一种对赌。”（M11）研究中有多位创意执行岗访谈对象对算法介入项目生产的过程也未持抗拒态度：“对我们之前做事的方式是有优化的，至少我们不会熬夜太多”（M8）。可见“算法文化作为行业文化决策”的趋势同样体现于转型生产文化之中。

对社群优势的确认来自于生产技艺博弈的观察与反思。职业间的管辖冲突如果不以定界为目的，则变成一个“构建自己身份和识别他人工作”的契机。转型者在技艺层面的管辖使他们不断了解以“平台逻辑”如何看待自身持有的声誉资本。“在电视圈久了，自我膨胀得厉害……平台把项目切块做事，会发现他们在提升效率，还在倒逼你反思，你真的是全能的吗？还不如把你的杀手锏做成品牌。”（F5）除这种倒逼式的反思外，还有一种较为直接的反思：“你把提案做的那么好没用，数据做不好别人换掉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更了解平台规则，他马上就出圈，实际上他就那一点点本事而已。”（F29）平台依其逻辑为转型者分级，戳破电视声誉中的泡沫，促使他们把专业核心知识凝聚在“优势”议题上，自主性的生产文化在重构专业知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算法和优势成为反思内容的同时，转型者开始重构自己的专业核心知识，这主要体现于对合作管辖的认知。对“平台逻辑”的反复斟定与判断并不是为了寻求对抗，同时他们从未放弃对核心性、壁垒性抽象知识的管控。M12站在平台角度与转型者谈合作时将平台化的某些特征暴露出来：“互联网大厂本身有自己的规则，你愿意接我的业务你就要遵守我的法则，我就是这么个玩法，我不管你怎么想”，同时，他作为一位曾经坐在平台乙方位置的电视真人秀制作人，则说“我已经有很多年‘被沟通’的经验了，我现在去沟通别人，自然是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也曾经坐在对面的位置”。在专业知识的交换中，转型者虽处于不确定的边界位置上，但博弈核心已经不在冲突的层面，而在于如何重新解释这些专业知识来对标平台生产。

六 悬置的创意：

基于管辖互动的创意生产文化

如果说合作管辖是一种温和的共生策略，那么在新的阶段，转型者则能以前述知己知彼的合作反思为依托，相对强势地对平台节目创意进行管控。经过转型实践及其反思的前期过程，一种介于电视与数字平台间的创意生产文化也在管辖实践的互动中形成。

“我们这批人有时候凑在一起会有个共识：去学习他们的‘打法’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但是他们最终发现无法介入创作这个领域。”（M23）电视文娱转型者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认为“平台逻辑”可以被理解和吸收，但创意的管辖权并未丢失。当这种生产文化在行业间被交流和传递时，一种“学习对方，保存自己”的职业自主性正在被孕育。事实上，这种看似内生性的阈限职业意识在另一层面上洽是某种“平台逻辑”的体现：平台需要内容创新，则必须给予创意生产以自主权，为艺术“开绿灯”。一个更加贴切的解释是，向来讲求成本的平台不会养成建制、规模化的创意团队。研究的第三层面发现，基于管辖互动的创意生产文化并未造成职业层面的融合，反而使文娱创意“悬置”在电视与平台之间，一种居间性的职业自主性渐趋稳固。“悬置”的创意是电视文娱转型社群与平台展开管辖互动的结果，也是双方在技术、内容、市场等要素下策略式的生产文化展演。平台化背景下，转型业者以“悬置”为策略，依情境的不同而选择突出自己的电视权威或平台优势，成为“依势而变的电视生产社群”。

内容生产与平台有着迥异的技术型基础设施架构，各自的技术基础又与其职业系统密切联络。即便对方掌握相关技术，电视这一起自于高校学科和行业师徒制的生产文化立即发挥作用，制造出M30所描述的“艺人离席”等行业事故。同样，平台职业文化的易变性和效率要求也无法允许他们迅速习得这些创意手法。电视技术与艺术创意的抽象知识扭结在一起，在平台时代发挥底层壁垒作用，为转型者申明职业自主性提供基础保障。

文娱转型者与平台间的管辖互动一般以内容为核心，数据往往成为博弈的焦点，但同时，数据反而也会成为双方专业知识交换、融合甚至共生的起点。“平台逻辑”与“创意思维”各有其文化惰性，例如平台总希望延续使用成功的生产逻辑（平台业界称为“复用”），电视工作者也倾向用模式（format）将创意标准化，但一旦双方致力于合作创新，则必然进入一个无既往数据支撑、无创意路径可循的境地，此时双方往往会让步，让内容创意进入一种脱离双方职业文化的“对赌”状态。制作人M1的整个团队加入了B平台的创意研发部门，每次涉及重大节目创新，双方都会不设前提地开展合作，平台方放弃数据绩效，制作团队则接纳平台组织的多行业主体（例如商务、政府关系）介入创意架构。这一悬置创意的工作模式下，B平台已经产出了多档“爆款”综艺，纳瓦吉尔将类似的生产文化称为“绿灯流程”（The Greenlighting Process）。随着越来越多电视从业者入职平台成为内容把关人，创意的“悬置”便促使生产团队聚焦于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即便有时这种优势十分垂直，也须求得在某一领域的自主权。

创意的悬置除技术与内容之外，也须将市场要素纳入进来。尼伯格和珀尔在平台化问题中提及的多面市场在本研究涉及的文娱生产语境下集中体现在项目的商务核心性。在转型者对管辖博弈的反思中，平台利用创意工作者并不熟悉的商务领域与其展开合作协商，而在生产中又策略式地退居为“协调人”，组织多方代理人介入生产，其结果是引导转型者明白“尽快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商务团队”（M30）的重要性。在综艺电视转型者一方，市场意识逐渐被纳入生产文化，不再以电视台“广告部”那样事不关己的思路考虑问题。在研究访谈中，多数转型者认同商务自主权的重要性，部分转型者将这个方面的思考提至与内容生产平齐的位置。同时，平台化研究中的“市场要素”也并不一定是狭义商业向度的，在职业系统语境中也可能指向政府关系（GR）、学术团体等外部主体。市场被纳入生产文化的现象说明，在合作基础上的管辖博弈、谅解和反思过程提升了创意职业的自主性——平台化转型中的平衡与生存比非此即彼的边界工作更重要。

七 结论与讨论

在平台化语境中，内容生产者被要求商业模式、制作及传播理念与平台理念保持一致；同样，“融合”也成为近十年来中国媒体业热议的词汇。然而本研究发现，“保持一致”和“融合”的过程在职业层面并不一定造成核心专业知识从一类媒介向另一类媒介的转化，反而生产出趋向自主性的生产文化和职业意识。

首先，研究所关注的电视文娱从业者在平台化转型过程中首先经历了职业边界上的管辖冲突，在该社群对“合作故事”的描述中，专业技艺被用于生产层面的博弈。其次，转型实践的过程触发专业核心知识管辖的反思和重构，表现为尝试理解“平台逻辑”，并在此基础上修正长期持有的核心专业知识，使其在平台生产中持续发挥壁垒作用。最后，对专业核心知识管辖问题的反思实际上内化为一种集体行动力，并以职业生产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生产文化的居间性揭示了转型者处于两种职业间的阈限状态。悬置的创意孕育于平台化“依赖”与“保持一致”的期待之下，体现出创意职业社群在其职业转型过程实践中的自主性。

虽然合作协议是一种前置性的管辖边界，但当研究者沿着业务实践的路径展开研究时，就会发现协议条款实际转变为职业间争夺管辖权的区域。电视文娱转型者的平台化是中国传统媒体转型及市场化路径的典型案例，一方面，该社群在牵系多种多样节目样态的同时也率先走出体制进入市场，是一种带有浓厚的本土性“跨体制”意味的实践；另一方面，以半市场化的中间身份跻身平台生产，这种边界化实践的复杂性本身值得被关注。尽管该研究并未充分分析职业系统论中国家、社会等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但电视业核心知识向平台的迁徙说明转型过程并非单纯的职业内部结构性变化，而是从具体业务出发系统性实践的结果。

如刘思达在《职业系统》序言中所总结的一样，管辖权冲突论一旦进入职业意识形塑后期，其解释力就趋弱，过于强调系统必然会忽视职业发展中的冲突。电视文娱转型者虽然在核心专业知识的管辖博弈中展现出对平台逻辑的接纳，甚至已经出现融合实践，但在其反思中仍以退为进，时时处处厘定着那些不可让步的职业壁垒。反而在这一层面，重回职业化学术传统中特殊社会控制内在化的讨论显得较为洽切。因此，在具体的媒体职业转型讨论中，研究建议应将管辖问题与职业化问题结合起来，不要过于关注“控制内在化”的结构，转而关注“内在化控制”的管辖实践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对媒体转型过程中职业问题的立体把握，其优势可体现于对视听业等复杂转型领域的考察，亦可调和目前试图用新闻业、报业经验材料过度定义整个中国媒体转型的偏颇处。

综合研究发现获知，平台语境中的电视文娱从业者在三个层面与平台方进行生产博弈，具体体现在专业技艺、核心知识和生产文化的管辖。一般情况下，这个过程体现出一种表面上的职业迁转，或者说平台化试图达成的“依赖”，事实上，在实践层面两种生产逻辑的结合仍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创意被“悬置”的原因首先在于结构层面，即两种截然不同的用工模式、组织协调方式乃至考核方式的差异使转型从业者得以葆有某种主体性，而中国蓬勃发展的视听业也将电视文娱从业者推及到“有话语权的乙方”的复合位置。“悬置”并不是一种市场结果，而应是某种集体性保存其专家主义的策略与权宜之计。由此，作为一个创意阶层，综艺电视的平台化转型者并未像其他劳动者一样逐步在“自我平台化”过程中弱化自我，而是有效保障了自身的职业自主性，并逐渐形塑了一套与平台交往的生产文化。

本研究揭示出本土视听业平台化过程中职业发展的某种断层。孙萍认为“在平台创造关联性的不同面向中，媒介与媒介化的管理以及由此产生的传播实践交互始终存在”，视听业的生产转型中，平台似乎展现出了这种关联性，并在以合作为契机介入生产的同时，寻求更好联络内容业界的方法（如吸纳内容业界的把关人），在更大层面上也使自己多方市场组织者的身份更加明确。然而，平台的这种关联是与阿伯特所说的“结扎”（ligation）有明显差异的，即具体的转型实践并未牵系传统媒体职业走向迭代，也无法致力于实现媒体业的数字化职业进展，反而造成了“平台养不起内容业者”的现实情况：一方面，内容的迁徙成为媒体社会景观；另一方面，平台并未在创意职业转型中发挥太大的建设作用，创意视听业逐渐或被形塑为一种居间的、无法被完善保障的职业。从另一角度看，尽管平台的“多侧性”凸显行业不稳定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成为探索平台与从业者紧密联结的关节点。

在从业者层面，研究引申出传媒职业再社会化的问题。视听业市场化被数字平台重构后，从体制内走出的内容从业者在经历一轮市场化创业浪潮后正在面临新一轮的职业社会化。像个体创意劳动者一样，尽管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具备专业知识的从业者通过策略性地悬置创意实现了一定的创意和金融目标，但零工化的趋势（例如从业者逐渐聚焦团队优势）和间歇“对赌”性的创意模式不断试图将创意生产的核心专业知识还原为一种商品。从业者须将风险评估置于居间性的职业文化中，形成集创意专业知识、商务思维、边缘风险判断为一体的创业型职业观。

（全文详见纸版）

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① 田元.悬置的创意：电视文娱业平台化转型中的管辖博弈与生产文化[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10):159-168.

②田元：《悬置的创意：电视文娱业平台化转型中的管辖博弈与生产文化》，《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10期，第159-168页。

刊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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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隋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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