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人员降薪与早退人员待遇低——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

2014年10月，我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正式落地，延续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迈出并轨关键一步，这场改革以建立统一、公平、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为目标，重塑了养老待遇的计发逻辑。

在改革落地的关键期，2015—2017年提前退休的“中人”群体因养老金核算滞后、待遇计发偏低持续发声；与此同时，受经济转型、财政规范、过紧日子政策导向影响，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领域在职人员普遍面临薪酬调整与降薪现实。

两大群体的利益诉求在同一时空交织碰撞，表面看是薪资与养老待遇的民生矛盾，深层则是个人即时利益、局部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的结构性冲突。

养老保险改革与薪酬体系调整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其核心是在资源约束下实现公平与效率、激励与保障的平衡。

当前社会层面的养老待遇与薪资争议，呈现出鲜明的双重困境叠加特征：一端是在职人员面对薪酬规范与收入下调的现实压力，另一端是早退“中人”面对养老待遇未达预期的持续抱怨，两大群体的诉求均围绕切身利益展开，却共同指向有限公共资源与多元民生需求的矛盾。

（一）在职人员降薪：公共部门过紧日子的现实映射

近年来，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职人员的薪酬调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此次降薪并非局部现象，而是国家宏观调控与财政规范的必然结果。

其一，地方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受经济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减税降费政策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民生支出、公共服务、债务偿还等刚性支出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通过规范津贴补贴、压缩绩效奖金、严控不合理开支等方式缩减支出。

其二，薪酬体系规范化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全面清理违规津补贴、地方自创奖金，打破以往区域间、行业间的薪酬失衡，推动薪酬分配回归公平合理轨道，以往部分地区单位的隐性收入被取消，直观表现为在职人员到手收入下降。

其三，养老保险改革带来的成本转移，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轨后，单位与个人同步缴费，社保缴费基数规范化调整，部分收入被纳入缴费范畴，进一步压缩了当期可支配收入。

对于在职人员而言，薪资是家庭生活、房贷支出、子女教育、养老储备的核心支撑，降薪直接降低了生活质量与消费能力，青年职工、基层职工的感受尤为强烈。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保障当期收入稳定、维护合理劳动回报，这是最基本的个人生存与发展利益，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二）2015—2017年早退“中人”：养老改革过渡期的特殊困境

“中人”指2014年10月1日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国家为保障改革平稳，设置了2014年10月—2024年9月的10年过渡期，实行新老办法对比、保低限高的计发规则。2015—2017年早退的“中人”处于过渡期前三年，是改革中最特殊、矛盾最集中的群体。

这一群体的养老金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过渡期增发比例极低，2015年退休增发新老待遇差额的10%，2016年20%，2017年30%，远低于后期退休人员，待遇差距直观显现。

二是预发养老金长期执行，改革初期全国统一核算系统未完善、视同缴费指数未统一，多数地区按低标准预发养老金，正式核算与差额补发滞后多年。

三是职业年金虚账记实不到位，改革初期职业年金实行虚账记账，地方财政资金归集不及时，早退中人的职业年金待遇无法及时核算发放。

四是提前退休的先天短板，早退人员主动缩短缴费年限，减少了实际缴费积累，契合养老保险“少缴少得”的核心逻辑，却与个人预期形成落差。

在早退“中人”看来，他们长期为公共事业奉献，改革后待遇未达预期，甚至低于同期正常退休、后期退休人员，其核心诉求是兑现养老待遇、弥补历史贡献、实现群体公平，这是基于身份与贡献的合理利益表达。

（三）双重矛盾的核心交汇：有限资源下的利益分配冲突

在职人员的薪资与早退“中人”的养老金，均来源于国家财政与社会保险基金，在经济下行、财政收紧和社保基金收支压力加并存大的背景下，公共资源的总量约束成为矛盾的核心交汇点。

保障在职人员薪资，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兑现早退“中人”待遇，需要扩充社保基金与财政补贴，二者在资源分配上形成短期张力。

两大群体的利益诉求均具有合理性，但在国家全局层面，必须兼顾制度可持续、财政可承受、全体公民公平，无法无限制满足单一群体的即时诉求，这便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现实土壤。

在职降薪与早退“中人”养老金抱怨的冲突，并非简单的“养老金政策不公”，而是个人利益诉求与国家制度设计逻辑的根本性错位。国家层面的改革以长远发展、全局公平、制度可持续为目标，个人层面则以即时收益、局部保障、身份惯性为导向，两种逻辑的碰撞，构成了矛盾的本质。

（一）早退“中人”：贡献认知与“少缴少得”制度逻辑的冲突

早退“中人”的抱怨，源于对历史贡献的情感认知与养老保险“权利义务对等”规则的冲突。从个人的视角看，他们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多年，为公共服务付出了青春与汗水，理应获得稳定、优厚的养老保障，这是基于身份与贡献的朴素认知。

但从国家制度设计看，养老金并轨的核心是打破身份福利，确立缴费定待遇的规则，即“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少缴少得”。

2015—2017年早退人员，因提前退休主动缩短了缴费年限，减少了个人账户积累与实际缴费贡献，即便有视同缴费年限加持，也无法弥补实际缴费的缺口；同时，过渡期前三年的低增发比例，是国家为平稳推进改革、平衡不同退休时间群体利益的制度安排，并非针对特定群体的歧视。

国家的逻辑是制度统一、代际公平、基金可持续，个人的逻辑是贡献匹配、身份保障、即时兑现，二者的错位，是利益冲突的核心根源。

（二）在职人员：当期收益与国家长远治理的冲突

在职人员对降薪的抵触，源于个人当期生活需求与国家宏观治理目标的冲突。从个人视角看，劳动报酬是对工作的直接回报，收入下降直接影响生活质量，这是最直观的利益受损感受。但从国家层面看，规范薪酬、过紧日子是应对经济转型、平衡财政收支、维护社会公平的必然选择。

一方面，公共部门薪酬过高、差距过大，会加重财政负担，挤压民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另一方面，规范薪酬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打破行业与身份的薪酬壁垒，让公共资源更多向基层、向困难群体倾斜。

国家的逻辑是财政可持续、分配公平化、公共服务优质化，个人的逻辑是收入稳定化、收益最大化、保障刚性化，这种短期与长期、局部与全局的差异，构成了冲突的内在逻辑。

（三）共同认知偏差：将局部利益等同于整体公平

无论是在职人员还是早退的“中人”，都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将个人的局部利益等同于社会整体公平，将即时诉求置于国家长远发展之上。

早退“中人”忽视了提前退休带来的缴费不足，将待遇偏低完全归因于政策；在职人员忽视了财政与经济的现实压力，将降薪简单理解为利益受损。这种认知偏差，放大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也加剧了社会层面的焦虑情绪。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天然对立，在根本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全体公民的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也依赖国家稳定与发展。但在改革转型期，二者呈现出鲜明的价值张力，具体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时间维度：即时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

个人利益具有即时性、短期性，关注当下的薪资、养老、生活保障等；国家利益具有长远性、战略性，关注制度可持续、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长期稳定。

养老保险并轨是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养老制度百年大计；薪酬规范是为夯实财政基础、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这些举措短期可能让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但长期惠及全体人民。这种时间差，是冲突的首要表现。

（二）资源维度：局部占有与全局分配的冲突

公共财政与社保基金是有限公共资源，国家需要在在职人员薪资、退休人员养老、公共服务、民生保障、国防建设等多个领域分配资源，追求全局最优；个人则希望自身所属群体获得更多资源倾斜，实现局部利益最大化。

在职人员希望薪资不降，早退“中人”希望待遇提高，本质是对有限资源的争夺，而国家必须要统筹兼顾，避免资源过度集中于单一群体。

（三）规则维度：身份惯性与制度公平的冲突

长期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存在一定的身份福利惯性，个人习惯于按身份、职级获取待遇；而养老金并轨与薪酬改革的核心是打破身份壁垒，建立规则公平。

养老保险以缴费定待遇，薪酬以规范定标准，取代了以往的身份定待遇。个人的身份惯性与国家的规则公平形成冲突，这是从“身份社会”走向“规则社会”的必然阵痛。

（四）目标维度：个体福祉与国家治理的冲突

个人追求个体福祉最大化，关注自身收入、待遇、生活质量；国家追求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公平正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平衡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代际的利益。当个体福祉与国家治理目标出现短期偏差时，利益冲突便会显现，这是转型期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挑战。

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是解决当前矛盾的唯一路径。国家不能忽视个人合理诉求，个人也不能脱离国家现实空谈利益。唯有坚守制度底线、兼顾民生温度、凝聚社会共识，才能在改革阵痛中实现平衡发展。

（一）坚守制度底线，筑牢公平与可持续的根基

一是坚持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少缴少得”核心原则，不突破制度框架迎合短期诉求，对早退“中人”的待遇保障，在规则内精准兑现，而非否定缴费定待遇的逻辑。

二是坚持薪酬体系规范化、法治化，在职人员的薪酬调整公开透明，保障合法合规收入，清理不合理收入，维护分配公平；三是坚守社保基金与财政可持续底线，避免过度透支未来资源，保障代际公平。

（二）精准破解早退“中人”待遇痛点，兑现政策承诺

针对2015—2017年早退“中人”的特殊困境，国家应加快政策落地与补差兑现：一是全面完成正式核算与差额补发，打通核算系统、统一视同缴费指数，确保应发尽发。

二是加快职业年金虚账记实，地方财政足额归集资金，将职业年金足额纳入待遇发放。

三是统一全国执行标准，消除区域间认定差异、发放差异，保障群体公平。

四是做好政策解读，明晰过渡期规则、计发逻辑，化解认知误解。

（三）稳定在职人员收入预期，保障基本劳动回报

在过紧日子的同时，兼顾在职人员的合理利益：

一是保障基本工资与合规津补贴足额发放，守住基层职工、青年职工的基本生活底线；二是优化薪酬结构，建立与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相匹配的动态调整机制，避免长期降薪影响工作积极性；三是减轻职工负担，通过公积金、社保优化、福利保障等方式，弥补收入下降带来的生活压力。

（四）凝聚社会共识，重塑利益协同的价值理念

一是引导个人理解国家大局，让公众认识到改革阵痛的短期性与国家发展的长远性，个人利益与国家命运休戚与共。

二是彰显国家治理的民生温度，在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保障弱势群体、困难群体的利益，让改革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三是强化规则意识，让全社会接受“缴费定待遇、规范定薪酬”的公平逻辑，打破身份福利惯性。

（五）深化长远改革，从根源化解利益冲突

一是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均衡区域间基金负担，提升制度抗风险能力；二是发展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通过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弥补基本养老金的差距，满足差异化需求；三是建立薪酬与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职工收入同步增长；四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让更多资源投向民生领域。

在职人员降薪与2015—2017年早退“中人”养老金抱怨的交织冲突，是我国改革转型期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碰撞的典型缩影。这场冲突的本质，不是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是短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平衡问题。

早退“中人”的养老诉求、在职人员的薪资诉求，都是合理的民生期待；国家推进养老并轨、规范薪酬体系，是为了实现全体人民的长远福祉。二者的协同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国家在坚守制度公平与可持续的前提下，精准回应个人合理诉求；个人在理解国家大局与现实约束的基础上，理性表达利益期待，才能化解改革阵痛，实现“老有所养、劳有所得”的民生目标。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始终同频共振。唯有凝聚共识、同向发力，才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国家发展中实现自身价值，共享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