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员权益 vs 俱乐部生存：铜梁龙欠薪争议撕开职业足球维权平衡困局

一、事件核心：一场 “继承” 引发的连锁反应

2026 年 1 月 10 日，国际足联官网显示重庆铜梁龙转会注册禁令正式解除，这支刚冲上中超的升班马终于摆脱引援束缚。但回溯风波源头，争议焦点始终围绕 “继承” 二字：已解散的重庆两江竞技的西班牙籍教练卢西亚诺，以铜梁龙是其 “体育继承者” 为由追讨欠薪，国际足联因铜梁龙未及时举证裁定支持诉求，并施加转会禁令。

从事实层面看，这一判定存在明显悖论。铜梁龙 2021 年 12 月由市体育局与铜梁区政府共建，以全运 U18 梯队为班底组建，而两江竞技 2022 年 5 月才宣告解散 —— 新俱乐部成立早于旧俱乐部解散，且无股权、人员承接关系，何来 “继承” 一说？更荒诞的是，纠纷处理中，铜梁龙因错过 21 天上诉期丧失翻盘机会，重蹈辽宁铁人曾避免的覆辙，暴露了俱乐部在国际规则应对上的稚嫩。

二、规则审视：FIFA 判定的合理性之辩

国际足联的裁定并非完全无据，其核心依据是 “体育持续性原则”，即保护足球运动连贯性与从业者权益，避免俱乐部借解散逃避债务。在《球员身份与转会条例》中，明确赋予欠薪球员追索权利，若俱乐部拖欠两月以上薪资，球员可合法解约。从全球范围看，这种规则设计确实遏制了 “跑路式解散”，保障了弱势一方的利益。

但原则的适用必须以事实为前提。铜梁龙与两江竞技的 “非继承性” 早已明确：前者是政府主导的青训成果延伸，后者是企业运营失败的产物；前者 2023 年才通过中冠晋级职业联赛，后者解散时其尚未进入中甲。国际足联忽视主体独立性，仅凭 “地域关联” 和 “程序失误” 就判定债务转移，实质是将规则刚性凌驾于事实之上。正如媒体人苗原所言，这种 “连坐式处罚” 可能让新俱乐部背上 “天文数字” 的历史债务，陕西联合此前因类似判定被迫缴纳高额罚款的案例，更印证了规则适用的僵化。

三、行业镜鉴：转会纠纷处理的三重矛盾

铜梁龙风波撕开了职业足球转会纠纷处理的深层矛盾，这些矛盾在中超尤为突出：

其一，国际规则与本土现实的错位。

国际足联规则建立在成熟的职业足球生态之上，而中国足坛近三年有 11 家中超俱乐部存在欠薪，两江竞技解散前欠薪达 8 个月以上，大量俱乐部靠政府补贴维持运营。这种 “半职业化” 环境中，简单套用 “体育继承” 原则，无异于让健康主体为行业乱象买单。

其二，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失衡。

国际足联强调 “举证责任倒置”，要求俱乐部自证清白，却未考虑不同地区的信息获取能力差异。铜梁龙作为区县共建的俱乐部，可能未收到 FIFA 举证通知，或对 21 天上诉期等时限要求缺乏认知，这种 “程序杀” 违背了纠纷处理的公平初衷。

其三，权益保护的失衡。

规则本应平衡球员与俱乐部利益，但在本案中，球员权益被过度放大。卢西亚诺作为前两江竞技教练，理应向原俱乐部股东追责，而非向无关联的新俱乐部索赔。这种 “选择性追责” 若被纵容，可能引发更多类似诉讼，加剧中小俱乐部生存压力。

四、破局之路：构建适配中国足球的处理体系

解决转会纠纷乱象，需要国际组织、足协与俱乐部形成合力：

首先，应明确 “体育继承” 的认定标准。

国际足联需细化《条例》适用边界，将 “股权承接”“合同转移”“资产接管” 等作为核心判定依据，剔除 “地域关联” 等模糊条款。可参考 CAS（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过往判例，建立 “实质关联 + 程序合规” 的双重审查机制，避免单一标准误伤无辜。

其次，中国足协需强化 “缓冲带” 功能。

针对中超俱乐部国际规则素养不足的问题，可建立 “纠纷预警平台”，对跨国追索案件提前介入指导，像河南嵩山龙门股改时协调薪资补发那般，帮助俱乐部规避程序失误。同时应推动建立 “欠薪保障基金”，由联赛分成、俱乐部保证金构成，避免历史债务转嫁新主体。

最后，俱乐部需提升职业化运营能力。

铜梁龙事件警示中小俱乐部：在冲击更高联赛的同时，必须建立国际法务团队，熟悉 FIFA 仲裁流程。正如虎扑网友所言，“国际足联只看材料说话，解释清楚就能免责”，这种合规意识的缺失，比债务本身更具杀伤力。

五、结语：在争议中推动规则进化

铜梁龙禁令的解除，或许是俱乐部妥协付款的结果，但这场风波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职业足球的发展，既需要国际规则的普适性保障，更需要适配本土现实的灵活性调整。当重庆球迷感叹 “足球成了魔幻现场”，当升超资格险些被场外纠纷葬送，我们更应意识到：规则的终极目的是守护足球运动的纯粹，而非制造新的不公。

从两江竞技的解散到铜梁龙的重生，重庆足球的起伏本是职业体育的正常注脚。若能以此次纠纷为契机，推动转会纠纷处理标准的完善，让规则既保护从业者权益，又不扼杀新生力量，或许才是这起风波最有价值的结局。毕竟，足球的未来，永远属于那些在绿茵场上拼搏的队伍，而非冰冷的仲裁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