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析：当今中国，城市中的“乞讨者”为何让许多人怀疑和讨厌？

文/保明

地铁站内，有人手持伪造诊断单声泪俱下“卖惨”，转身就换个“悲情身份”继续乞讨；十字路口，健全男子穿梭车流敲窗索钱，不给就纠缠不休；商圈街头，有人穿网购外卖工装谎称家人重病，实则以此牟利……如今，城市乞讨者早已跳出“生活无着、亟需救助”的单一标签，反而常与“怀疑”“反感”挂钩。2025年上半年民政部发布的地方救助数据汇总显示，主动接受救助站帮扶的流浪乞讨者占比不足30%，而“职业乞讨”“乞讨诈骗”相关投诉量同比2024年上涨18.7%。这种矛盾背后，是真假乞讨的难辨、越界行为的侵扰，更是社会信任的消耗，其根源值得深度剖析。

一、 身份造假：“卖惨表演”透支善意，消解社会信任

职业乞讨者的“虚假贫困秀”，是公众产生怀疑的核心原因，靠信息不对称牟利的行为，严重侵蚀了社会信任基础。

（一） 虚构困境：编悲情剧本，装弱势身份

1. 家庭悲剧反复“演”：2025年5月，多名网友曝光中部某省会城市一名中年男子，在地铁轮换“家人重病”戏码跨省行骗，经查其家境良好，所谓困境全系捏造。

2. 冒用职业骗同情：2025年9月，西北某城市警方查处一起案件，嫌疑人网购外卖工装编造家人重病谎言骗钱，最终因诈骗被治安拘留。这类行为不仅骗财，还抹黑外卖骑手群体，让真正遇困的从业者求助时遭人质疑。

3. 伪装残疾博眼球：华东某地级市警方曾查处一名“马路乞丐”，他常年在路口装衣衫褴褛、行动不便的样子，实则四肢健全，只因“怕苦怕累”把乞讨当营生，最终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

4. “乞讨专业村”组团牟利：部分地区出现乞讨产业化的“专业村”，村民组团进城分工明确——有人编“悲情剧本”，有人准备假病历等道具，有人蹲守人流密集点，所得钱款按比例分成。这种规模化造假，让公众意识到街头乞讨可能是有组织的骗局。

（二） 境遇反差：人前装穷叫苦，人后生活奢侈

1. 乞讨时潦倒，私下里潇洒：多地网友曝光，一些乞讨者白天街头装可怜，晚上却出入餐馆、坐网约车，甚至名下有房有车。这种强烈反差，让曾经施舍过的人倍感被欺骗，进而对所有乞讨者产生抵触。

2. 拒绝正规救助，露职业本质：我国自2003年起实施救助管理制度，为生活无着者提供食宿、医疗、返乡等帮助，但职业乞讨者大多拒绝救助。2025年1—4月，东南沿海某市民政部门救助流浪乞讨人员399人次，主动求助者不足10%——对他们而言，街头乞讨收入远高于救助标准。

3. 跨城流窜乞讨，躲监管查处：职业乞讨者流动性极强，常在不同城市穿梭，避开当地集中整治。比如那名跨省行骗的地铁乞讨者，就利用跨城监管空隙，长期游走牟利。

（三） 信任崩塌：善意被利用，真困难者遭殃

社会心理学的利他行为理论指出，人们愿意施舍，本质是希望帮助能真正起效，同时获得自我认同。但职业乞讨者的欺骗，让这份期待彻底落空——施舍者发现善意被滥用，愤怒又失望，慢慢形成“所有乞讨者都是骗子”的刻板印象。

更让人惋惜的是，职业乞讨者的泛滥，让真正陷入困境的人成了“牺牲品”。那些因突发疾病、家庭变故、走失流离被迫乞讨的人，哪怕拿出真凭实据，也难获公众信任。曾有媒体报道，一名因车祸致残的农民工街头求助，却被路人质疑“又是装的”，最终落寞离开。这种“一人造假，众人遭殃”的局面，让社会善意的闸门越收越紧，真正的弱者也因此失去被救助的机会。

二、 行为越界：侵扰公共空间，触碰安全底线

除了身份造假，乞讨者的各种越界行为，是引发公众讨厌的直接原因。他们的举动突破公序良俗，从“寻求帮助”变成了“制造麻烦”。

（一） 强乞硬要：纠缠不休，惹人厌烦

1. 路口拦车乞讨，险象环生：在城市十字路口、红绿灯前，部分乞讨者穿梭车流敲窗索钱，不仅干扰驾驶员注意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还让车主陷入“不给钱就被缠”的两难。前文提到的“马路乞丐”，就是因长期在路口纠缠驾驶人，被认定存在安全隐患而被处罚。

2. 公共场所围堵，侵犯空间：商场、餐厅、车站等人流密集地，常有乞讨者逐人讨要，紧跟顾客反复哀求，甚至拉扯衣物、挡着去路，严重侵犯他人个人空间，破坏消费和出行体验，不少人因此对这些场所心生回避。

3. 利用老幼乞讨，道德绑架：部分人把老人、孩子当作乞讨“道具”，让孩子在车流里穿梭，让老人顶着寒风烈日静坐，用弱势群体模样博取同情。这种行为不仅危及老幼安全，还让公众陷入“不施舍愧疚，施舍又怕被骗”的矛盾，反感度直线上升。

（二） 占用资源：影响市容，增加治理负担

1. 霸占黄金地段堵路：地铁口、公交站、景区入口等黄金地段，常被乞讨者长期占据，他们铺地为席、堆放杂物，既影响城市市容，又挤占行人通行空间造成拥堵。某城市地铁客服表示，乞讨者以普通乘客身份乘车，在车厢内来回乞讨，巡查人员很难全程管控。

2. 乱扔垃圾添保洁负担：部分乞讨者在乞讨区域随意丢弃垃圾、排泄物，污染公共环境。华东某市民政局数据显示，2025年8月当地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投入资金559.53万元，其中不少钱花在了街面清理、环境整治上。这种“占着公共资源还添乱”的行为，自然引发公众不满。

3. 违背文明建设，拉低城市形象：随着城市化推进，公众对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期待越来越高，而乞讨者的乱摆乱放、强乞硬要，与文明城市形象格格不入。尤其是在旅游城市，这类行为还会影响城市口碑，让市民觉得“拖了城市后腿”。

（三） 涉嫌违法：触碰法律红线，危害社会秩序

1. 乞讨诈骗已成高发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钱的乞讨行为，本身就是诈骗。2025年上半年公安部发布的相关案件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查处的乞讨类诈骗案件同比上涨23%，前文提到的外卖工装诈骗、跨城地铁乞讨等案例，都被依法处罚。

2. 黑恶势力介入，形成犯罪链条：部分地区出现黑恶势力控制乞讨者的现象，他们通过胁迫、诱骗控制残疾人、未成年人，逼迫其上街乞讨，所得钱财全部上交。这种行为不仅侵犯弱势群体权益，还形成“招募—控制—乞讨—分赃”的犯罪链条，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3. 衍生其他违法犯罪：一些乞讨者在长期行乞中越陷越深，衍生出盗窃、抢夺等行为。有人趁路人不备偷手机、抢钱包，还有人在乞讨时观察路人行踪，给其他犯罪分子传递信息，成了城市治安的隐患。

三、 制度困境：甄别难度大，治理存在短板

公众对乞讨者的怀疑和讨厌，不光是乞讨者的问题，还和当前流浪乞讨治理的制度短板密切相关。救助和管理的矛盾、甄别机制的不足，让真假乞讨难分辨，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负面情绪。

（一） 甄别太难：真假乞讨，傻傻分不清

1. 信息不对称，核实成本高：乞讨者的真实家境、劳动能力等信息藏得深，公众和管理部门很难查证。民政部门虽能通过身份核查确认部分信息，但对跨区域流动、故意隐瞒身份的人，甄别难度极大。

2. “表演型”乞讨太迷惑人：职业乞讨者的“卖惨”都是精心排练的，表情、台词、道具样样逼真，普通路人根本看不出破绽。就算是专业救助人员，也得多次接触、多方核实才能弄清真相，给日常治理带来诸多不便。

3. 全国信息不互通，难建长效机制：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共享数据库，地区和部门之间的信息是割裂的。流入地部门查不到乞讨者在老家的救助记录、家庭情况，只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法从根源上治理。

（二） 治理矛盾：救助自愿性，遇上管理难题

1. 自愿救助原则，给职业乞讨留空子：我国救助制度强调“自愿”，尊重乞讨者的人身自由，可这也让职业乞讨者有了逃避监管的借口。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进救助站，继续街头牟利，管理部门却缺乏有效约束手段，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

2. 处罚力度偏轻，难以形成震慑：对于强乞硬要等违法行为，管理部门大多只能劝离或处以行政拘留，处罚力度不够。不少乞讨者被处罚后，不久便重返街头，甚至变本加厉纠缠路人，治理效果大打折扣。

3. 流入流出地责任不清，协同治理弱：治理流浪乞讨需要流入地和流出地配合——流出地要做好源头管控，帮有劳动能力的人就业；流入地要做好救助和秩序维护。但实际操作中，两地责任划分不明确，协同机制不健全，容易出现“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漏洞。

（三） 帮扶不足：真正困难者，难获精准救助

1. 临时救助覆盖不全：我国虽有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但部分偏远地区、流动人口密集区的救助资源不足。一些人遭遇突发困难后，不知道有救助渠道，或者觉得流程太繁琐，只能被迫上街乞讨。

2. 就业帮扶不接地气：对于有劳动能力但缺技能的困难群体，现有的职业培训多是通用课程，和市场需求脱节。培训完还是找不到工作，部分人只能暂时靠乞讨谋生，进一步模糊了真假乞讨的界限。

3. 心理疏导服务缺失：有些乞讨者不是因为穷，而是遭遇家庭变故、心理创伤后陷入绝望，才选择乞讨逃避现实。但目前针对这类人的心理疏导服务严重不足，没法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导致流浪乞讨行为反复出现。

结语

城市乞讨者引发的怀疑与讨厌，本质是“虚假谋利”与“善意期待”的冲突、“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的失衡、“制度短板”与“治理需求”的错位。职业乞讨者透支了社会信任，侵扰了公共空间，更让真正的困难者被误伤。

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多方合力：建立全国流浪乞讨人员信息共享平台，让职业乞讨者无处遁形；加大对违法乞讨的处罚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简化救助流程，在地铁口、车站等场所设置救助引导牌，强化就业和心理帮扶；鼓励公益组织开展精准帮扶对接，让真正困难者有处求助；引导公众理性施助，通过正规渠道传递善意。唯有如此，才能分清真假乞讨，既守护城市的秩序，又保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重建社会信任纽带。

△互动话题：①你身边遇到过疑似职业乞讨的情况吗？当时是怎么应对的？②你觉得区分真假乞讨者，个人和政府哪个层面的努力更关键？③对于引导公众理性施助，你有哪些简单好操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