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毓琳、邬志辉 | 从“体面”到“保底”：农村教师职业选择行动逻辑的代际变迁

龚毓琳，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

邬志辉，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教育。

［摘 要］当前，高等院校毕业生农村从教意愿低迷的现实境况给农村教育发展带来了挑战。文章基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于D县开展田野调查，对20名农村教师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研究发现，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行动逻辑存在代际差异。“X世代”农村教师将农村教师职业视为“体面”的象征，而“千禧一代”农村教师的“保底”意识呈现毕业生有限选择与稳定思维的时代遵从。实际上，个体化社会兴起的新时期，在主体利益上，个人化旨归形塑农村教师从“X世代”的“生存理性”转向“千禧一代”的“发展理性”；职业选择的动力性基础源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浪潮，单位制解体下的“分配性逻辑”向市场取向的“竞争性逻辑”过渡；以资源价值稀缺度为交换基础的农村次要劳动力市场分异轴线凸显，促使农村教师职业从“稳定归宿”转向了作为策略工具的“过渡跳板”。

［关键词］农村教师；职业选择；代际变迁；理性选择；行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我国重要的民生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要求，高校毕业生作为国家就业的主力军，其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于增进家庭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国家人力资本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规模迅速扩张，从2004年的239.1万人逐年递增至2023年的1047万人，20年间增长了三倍多（国家统计局，2024）。受新冠疫情和市场风险等因素的冲击，自2018年以来，大学生体制内就业意愿持续高涨，相关比例从2018年的59%攀升至2021年的72.5%；在体制内就业意向中，选择事业单位的比例高达32.5%（李春玲，2023）。然而，在“体制热”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农村学校公办教师补充却呈现矛盾态势：大学生到农村就业的意愿普遍不高，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到城市或发达地区工作。有研究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在1224名大学生中，有554人有到农村就业的意愿，占比为45.3%（钟云华、刘姗，2019）。而来自一线城市的大学毕业生中，农村就业意愿更是低至29.7%（宋国恺等，2017）。此外，非农专业（经管类、师范类）大学生中仅有19.2%愿意到农村就业（徐振，2022）。可以发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主要面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即使是有编制的教师，在就业区域的选择上也存在城乡区隔。大学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教师职业的比例更是逐年下降（姜超，2022），在部分未实施“特岗计划”的县域内，29岁以下年轻教师占比不足10%，55岁以上的高龄教师占比居高不下（邬志辉、秦玉友，2022：vi）。这对我国农村教育的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近年来，为破解上述难题，我国实行了“特岗计划”“定向培养”“交流轮岗”等多元化的乡村教师补充政策。但现实境况是，即便大力实施乡村教师补充政策并为乡村教师配套相应的支持政策，“千禧一代”农村教师在招聘过程中仍频繁出现“先入编，再考公”“先入编，再调动”的高度流动趋势，这与“X世代”农村教师“入编即安”的职业心态大为不同。上述现象深刻反映出不同世代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行动逻辑已然发生根本性变迁。那么，不同世代农村教师的职业选择行动逻辑呈现何种差异？驱动其更迭的深层社会机制又是什么？在理性选择理论中，个体行动背后隐藏着深层行动逻辑。并且，“行动”本身也呈现时代特征，现代社会中的行动更是区别于过往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高连克，2005）。为此，本研究以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构建系统分析框架，旨在超越对职业选择意愿的静态描述，对不同代际行动者在迥异的制度环境与利益诉求下的职业选择的行动逻辑进行阐释。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

（一）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文献进展

职业选择是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当前关于职业选择的理论研究主要有维度论、内涵论和筛选论三个取向。维度论以帕森斯的特质因素理论和霍兰德的职业性向理论为代表，认为个体职业选择的重要问题就是个体的何种特质与职业的某种需求相匹配，但这一取向较为机械，静态地认为职业选择是特定阶段、情境中发生的单一事件。内涵论取向则更侧重“选择”的具体意涵与动态发展，强调个体生命史中的职业选择，提出将职业选择视为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其中萨帕对个人的职业倾向和职业选择过程本身进行了研究，认为个体正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明晰的职业概念，并由此将职业生涯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即成长阶段、探索阶段、确立阶段、维持阶段和衰退阶段（Super，1953）。不同于前两者对于职业选择的“静态”和“动态”讨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筛选论将职业视为一种区分和理解阶层的“筛选装置”。该理论认为，职业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人偏好与职业需求的匹配，也体现为雇主在职业生涯中依据“标识”和“信号”对候选者进行的持续筛选过程（王远伟、高巍，2004）。

目前，关于农村教师职业选择与理性选择的文献，主要聚焦大学生职业选择意愿。综观这一脉络的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形成了两种结论。一是由于农村社会具有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和地理区域环境的特殊性，高校毕业生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具有较强的排斥（孙伟忠、肖辉，2010）。有学者指出，非重点院校及非全日制教育的本、专科生更愿意去农村就业（姜超，2015）。徐国兴、王重光（2024）也发现，通用人力资本与专用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师范生乡村从教概率越小。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居住在乡镇和农村的学生的从教意愿发生概率比是居住在其他地区的1.39倍左右（张新亮等，2024）。并且，我国“80后”“90后”“00后”师范生的乡村从教意愿整体呈递减趋势（刘佳、方兴，2021）。二是“农村”并非影响从教意愿的主要因素。有学者通过对教育学院师范专业一年级学生就业选择的研究发现，学生选择师范专业的首要因素是教师工作的保障或公务员身份（Erben-Keçici，2019）。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工作稳定对职业选择的正向促进作用。还有研究根据全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教师职业的选择存在性别差异、起薪差异，并且女性教师更容易对教师职业的稳定、地位感到满意（邢春冰等，2023）。

已有研究为探讨农村教师职业选择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证依据，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从分析取向上看，维度论和内涵论基于心理学，筛选论则基于经济学对个体职业选择进行理论研究，较少有从社会学角度做系统阐释和剖析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学者大多聚焦特定群体（师范生、职前教师、见习教师），但当前从事农村教师职业的群体呈现多样化（仲米领、秦玉友，2022），仅从单一群体出发，难以反映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概貌。从研究内容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采用“因素分析”范式，罗列了影响选择的变量，却未能充分揭示行动者作为能动主体的行动逻辑的形成。从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研究关注个体就业选择的微观机制，但行动逻辑如何在宏观社会变迁与代际更替中被历史性地塑造和改变尚待深入研究。实际上，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不同世代在价值观念、行为取向和心态方面可能呈现差异、隔阂及冲突（周怡，1994）。“代际”由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一方面，通过考察宏大社会发展变迁与微观主体生命历程如何彼此形塑、互动互构、同生共长（李春玲，2020），可以更好地透视行动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历史地、结构性地塑造和改变的。另一方面，对农村教师职业选择行动逻辑的代际差异进行分析，有助于更清晰地了解代际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区隔和共融。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少将代际差异置于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深入剖析其背后行动逻辑的演变，本研究试图弥补这一不足。

（二）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新研究进路

理性是指个体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根据信息和目标进行合理的选择与行动。经济学和社会学同样强调人的行为受“理性”支配，然而，由于侧重点不同，传统经济学假定人的思考和行为始终都是理性的和利己的，并尽可能地使他们追求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斯密，2005）。不同于经济学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社会学强调利益并不局限于经济，还包括对文化、政治、情感的追求（Hechter & Kanazawa，1997）。

社会学视角下的理性选择理论，聚焦理性行为范畴的演变。霍曼斯将人们的交往行为等同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行为（Homans，1951）；布劳（2012）把交换行为研究扩展到小群体之外，并强调对交往行为开展制度分析。可以发现，虽然霍曼斯集中研究小群体中的交换行为怎样根据理性原则展开，布劳将这种研究扩展到更广阔的视野中的制度分析，但他们都未将求职纳入理性行为。实际上，求职等社会行为是个人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展开的理性选择行为，理性选择的目标已不仅是经济利益，还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和声望等。随着研究的深入，理性选择行为也从市场领域走向比较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格兰诺维特，2008）。在科尔曼的理论构架之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既定的，行动者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行动。经济人转换为社会人，经济利益追求扩大到社会利益追求，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等社会构成因素都是要考察的重点内容。一般情况下，行动者无法控制能够满足自身利益的所有资源，需通过各种行动结构来进行妥善的交换（科尔曼，1999：144）。因此，以个体行动为出发点，以宏观的社会结构为研究目标，用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如个人、群体、组织、制度）的行为来解释系统的行为，这种“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有助于将微观的个体职业选择与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紧密地联结起来，从而揭示行动逻辑的变迁根源。一般认为，行动系统包括四个主要概念（见图1）：利益，即个人需求及其满足程度；实力，即存在于个体所控制的有价值的资源之中；价值，即有实力的行动者在相应资源中具有的利益；事件的结果，即指交换行动所形成的社会安排。科尔曼认为，在行动系统中，行动者各自控制着某种资源，同时具有各自的利益要求，交换使每种资源的价值得以明确。

职业选择往往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农村教师也不例外。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将劳动力市场视为行动系统，从中将职业与个体的相互选择抽离为相对封闭的亚系统（科尔曼，1999：153~154）。为将科尔曼的理论应用于本研究的具体议题，本文将行动逻辑这一核心概念操作化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析维度：一是主体利益，行动逻辑的根本驱动力源于主体利益诉求的变迁；二是择业机制，行动逻辑总是在特定的制度场域中展开；三是资源价值，行动者对核心资源的功能认知直接塑造其行动策略。该框架将农村教师职业选择这一微观行动置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中考察，有助于我们超越对单一群体或静态意愿的描述，深入剖析不同代际的行动者在迥异的制度环境下，其行动逻辑如何被市场机制和个体化浪潮所形塑。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研的方法获取研究资料。根据研究问题，将D县作为研究田野。D县共有3个街道12个镇2个乡。截至2020年，D县共有各类学校129所，小学教学点84个，教职员工4710人，专任教师4057人。研究者在该县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初期主要了解该县的总体教育状况和教师招录情况，制定访谈提纲。为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及访谈对象的多样性，本研究于田野中后期通过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选取10名“X世代”①农村教师（女性5人，男性5人）和10名“千禧一代”农村教师（女性5人，男性5人）进行多轮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均在D县的县城、镇区、村（屯）的中小学工作。在开始访谈前，研究者谨慎处理研究伦理，向受访者明确告知了研究目的和文本处理方式，在征得同意后进行录音，并对相关基本信息做了匿名处理。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为90~120分钟，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对农村教师就业选择做进一步归因，研究统一按照“序号性别−学历”进行编码处理。

四、农村教师职业图景的代际分野

任何理论的深度阐释都需植根于对经验事实的精微呈现。从“X世代”的“入编即安”到“千禧一代”的“先入再择”的显著代际分野，体现的不仅是行为模式的差异，而且更深层地指向了其内在价值观念与职业生命脚本的转换。为此，本文将聚焦两代教师在叙事原型、生涯实践与情感结构三个层面上的断裂与重构，以呈现其差异化的职业图景。

（一）“X世代”：作为“体面象征”的终身事业

1.“ 单位人”的身份叙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向城市聚集，待遇的非普惠性致使户籍成为资源配置的表征，受城乡公共产品、服务供给差异化的影响，中等师范学校独有的优待政策使之成为农家子弟追捧的“香饽饽”（刘秀峰，2017）。在“X世代”农村教师的叙事呈现中，“农村教师”这一职业与一系列充满敬意和渴望的关键词紧密相连，话语体系的核心由“体面”“身份”“分配”“户籍”等关键词构成，反映了计划经济时代身份区隔的深刻烙印。不同于西方社会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Doeringer & Piore，1971），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不仅带来社会结构封闭，还使个人的社会价值高度依赖于其在国家体制序列中的位置（蔡昉，2000）。

在他们的叙事中，成为农村教师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吃公粮”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冲击是具体而微的，受访者对户籍所代表的物质特权的生动回忆，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当时都希望自己由农民户变成类似红卡片一样的（城市户），那时候过年农民户才能吃一顿饺子，而看着（户口）红卡片，天天领大米、白面、猪肉，对农家子弟的刺激是很大的。”（3M-中师）由身份带来的资源获取能力的天壤之别，使得“成为一名教师”这一职业选择，被赋予了改变个体与家庭命运的巨大象征意义，成为那个年代无数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香饽饽”。“对一个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想要走出山里，走出黄土地，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学，只有这样。”（6M-中师）

2.“坚守与嵌入”的生涯实践

相对应地，“X世代”的职业路径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确定性与终身性，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坚守”是核心的实践特征。“定向分配”制度如同一只强有力的“结构之手”，将通过选拔的个体精确地锚定在特定的职业轨道中，一旦进入便意味着职业生涯的落定。“当时考上师范，工作是定向的，我从哪儿考的，我的工作就分配到哪儿。从考上师范的那一天起，我的工作和地点就定了。”（1M-中师）“我们学校现在的领导、教师，大部分是各中师院校毕业的，毕业就回来就职。”（2M-中专）这种实践模式，反映了行动者在高度结构化的社会系统中的嵌入。

这种嵌入，一方面固然源于当时社会流动渠道的客观限制，但更深层地体现了他们对这份职业的珍视和认同。“我家里地多，我大哥跟我岁数相差不大，二哥身体不好。我经常参加劳动，感觉挺艰辛的，看到不用劳动的家庭很是羡慕，所以没有想过离开教师职业。”（3M-中师）拥有“编制”所带来的确定性，与体制外临时工作的脆弱性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邻居家有一个姑娘，没有读书却托人找了农业口的工作，后来这姑娘做了两年临时工，单位不缺人就只能回家了。而我和小妹一直到现在还有编制。”（10F-中专）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离开”成为一个充满风险、不可想象的选项。他们不是在开放市场中反复选择的“原子化个人”，而是在国家制度安排下，通过关键性的资格认证完成了与组织的长久结合。

3.“在乡市民”式情感结构

在心态层面，“X世代”普遍表现出一种对现状的满足和对机遇的感恩。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受访者A（6M-中师），他的人生轨迹生动诠释了这种心态的形成。“其实我最初并不想当教师。我初中毕业考上了一所很普通的高中，这所学校每年只能考上五六名大学生（包括中师生），我甚至尝试考畜牧专业但是没被录取。然后我就和家人从收地到种地干了一年，想到将来还要种一辈子地，害怕的不是体力的苦，而是涌上心头的无望感。在我说出想复读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爸和我哥的表情都很凝重，问我是不是认真的，他们没有闲钱陪我折腾。”（6M-中师）从最初并不想当老师，到亲身投入农活，对他而言，成为教师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解放”。因此，当他进入教师队伍后，尽管收入不高，但不用风吹日晒的体面感和稳定感，足以让他感到满足。这种心态在“X世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其他受访者也提到：“农家子弟有份职业就不容易，虽然挣得少一点，生活辛苦一点，但还是应该珍惜。”（7F-中师）他们将职业的获得归因于“知识改变命运”的朴素信念。“我父亲总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知识改变命运，不管什么时候都得有知识，书一定要念。”（4M-中师）而且，他们内化了一种对体制的高度认同与对现状的坦然接受。“农村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对农民家庭来说是一个阳光地带。领工资就是脸面，只要考上，温饱就能解决。”（3M-中师）这种价值观念与情感结构，构成了“X世代”教师独特而稳固的情感基石。

（二）“千禧一代”：作为“保底选择”的过渡跳板

1.“自由人”的策略叙事

“千禧一代”农村教师的出生伴随集体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社会发展取向外扩与传统礼制规约弱化，社会地位变迁的主流由政治地位的沉浮转变为经济地位的沉浮，农村教师社会地位降低（周兆海，2018）。由此，“千禧一代”成为在市场化浪潮中不断进行风险权衡、独自博弈的“自由人”，其话语体系由“保底”“过渡”“考公”“上岸”等充满工具理性和风险对冲色彩的关键词构成。职业是其用来实现更长远目标的策略性资源。“工作都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个人优秀。我并不是那么优秀，得先有个保底工作。”（18M-大专）

在他们的叙事中，“稳定”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农村教师职业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可以暂时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工具。这种工具性的认知，在访谈中被生动地比喻为多个意象。首先，它是一个“安全缓冲垫”，如受访者所言：“我一开始没想做教师，农村教师工资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在外头公司跑业务，一年能挣十来万（元），但是疫情下行情不好，精疲力竭下我顺从父母的意愿，先做一名代课教师。”（16F-大专）其次，它是一个能带来心理慰藉的“安全岛”（周恬恬、苗国，2023）。尤其对于那些在市场竞争中感到疲惫的个体而言：“我大学只上了一个普通专科，可选择范围很窄，拼搏奋斗不适合我。县域体制内的工作稳定又保底，先占个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14M-大专）

2.“流动与重组”的生涯实践

“千禧一代”的职业实践是一种多回合、策略性流动。他们将职业生涯视为一个开放的、充满多种可能性的“竞技场”，而非一条既定的轨道。其核心实践内容是“在职备考”和“持续的自我投资”。虽然他们在锁定职业目标上呈现“求稳”态势（周蓉，2022），但并未将当前岗位视为终点，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与实践，恰恰反映了行动者在去结构化的、充满风险的社会系统中的理性应对。他们通过一系列短期的、阶段性的职业选择，不断进行人力资本的再积累和再投资。一方面，他们受到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选择先“上岸”以获得家庭的认可和心安。“我爸妈是农民，在他们眼里，教师就是很好的职业，旱涝保收，还有寒暑假，而且只要上班就有工资拿。”（11M-大专）另一方面，他们又被个人发展和城市生活的渴望所驱动。这种矛盾最终统一于以流动为核心的职业策略中：“虽然我妈是老师，但其实我并不想当老师，更想当公务员，感觉公务员福利待遇比老师好得多。但是公务员竞争太激烈，我先考个教师过渡几年，考上公务员我就辞职，考不上也可以先这样过着。”（13F-本科）。有研究也佐证了这一现象，教龄在3~5年的乡村教师离职意愿最强烈（王艳玲，2023）。

3.“悬浮”式情感结构

“千禧一代”的主流心态，是一种焦虑且充满张力的“悬浮”式情感结构。他们的物理空间（在农村学校工作）与精神追求（向往城市或更高平台）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形成了一种“制度性悬浮”状态。这种状态的根源，在于其职业选择的“延迟终结”——农村教师岗位对他们而言是以退为进的应对策略，即使是成为农村教师，他们仍将其视为一个待定的、可更改的选项，在“城市”与“农村”、“公务员”与“编制”之间反复摇摆。

典型案例B的经历，是这种“悬浮”心态的绝佳注脚。他作为985名校毕业生，在省会设计院工作后，因为无法承受高昂的生活成本，最终选择“退回”县城当老师。这并非一次心甘情愿的回归，而是一场个人发展与残酷经济现实反复拉扯后，所采取的“以退为进”的权变策略。“毕业后虽然去了省会一所还不错的设计院，但是入不敷出，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回来当老师。市里的学校要专业对口，县城的学校不需要，还能省去大笔开支。”（19M-本科）相关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对于“理想价值追求”与“现实生存需要”存在一定纠结，但总体表现出“现实大于理想”的偏好，在锁定职业目标上呈现“求稳”态势（周蓉，2022）。“我爸爸是农村教师，所以对县城招聘情况很了解。我考了好几年市里的教师一直考不上，而县城这边教师岗位招不满，万般无奈下我还是报考了农村岗位，但是也一直努力想通过进城考试。”（17M-本科）这种普遍存在的“万般无奈”和对未来的持续观望构成了这一代教师群体焦灼而务实的情感底色。

五、理性选择视域下

农村教师职业选择行动逻辑的代际变迁

两代农村教师在叙事原型、生涯实践与情感结构上所呈现的职业图景，清晰地揭示了从“X 世代”以身份为核心的“嵌入式”志业，到“千禧一代”以个体为中心的“流动式”生涯的转变。为深入揭示其变迁机制，本研究将“X世代”与“千禧一代”农村教师的职业选择行为置于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的“主体利益−择业机制−资源价值”分析框架，对这一代际更迭的行动逻辑进行系统性阐释。

（一）主体利益的转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

利益是行动者通过资源投入和策略选择所期望实现的预期收益。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预设，合理性是理性行动者的基础，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达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科尔曼，1999：18）。行动者对利益的追求驱使人们进行交换和选择，职业选择本质上也就是对职业象征的基本社会经济地位的追求，其中包含对物质、财富的需求等（刘少杰，2012：7）。对于农村教师这一职业，不同世代行动者因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迥异，核心利益诉求也呈现根本差异，从而驱动了其行动逻辑从“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更迭。

1.“X世代”的生存理性：作为集体单位的风险防范与身份跨越

“X 世代”农村教师所处集体经济时期产业结构单一，社会流动性低，就业选择和机会有限，个体所归属的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程度高，“个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利益捆绑在一起。农村教师职业所提供的“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不仅仅是解决温饱和摆脱“体力劳动”的物质保障，更是一张能带领整个家庭跨越城乡二元鸿沟的“入场券”。如受访者所言：“当老师主要是因为考师范（生）是有补助的，当时（20世纪90年代）50块钱的伙食费使用不完，还可以减轻家里口粮负担，所以很多人报考中师。”（1M-中师）这种选择，是“底线思维”下的最优解。个体利益驱使人们进行交换（卢现祥，1996：10），在向上流动渠道极为狭窄、个体几乎无法脱离地域和家庭束缚的封闭状态下，成为农村教师是当时农家子弟能抓住的、确定性较高的选择。“我那个年龄段，当时社会还很落后，是挺封闭的那种状态，不像现在社会流动性强，从北京很快就能到上海。那个时候从咱们镇到县里就相当于去一趟大城市，也不像现在可以去任何地方打工，所以是走不出去的。”（3M-中师）可以看出，在乡村礼俗社会下，其行动逻辑的本质以生存理性为基础，其核心是在资源匮乏和机会受限的结构下，为家庭这一基本单位防范生存风险并实现社会身份的向上流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职业兴趣与自我发展等诉求被置于次要位置，甚至被主动“悬置”，以服务和维护群体利益（如家庭的延续）（阎云翔，2012）。“工资够活，解决温饱，国家兜底，反哺家庭，已经很好了。”（3M-中师）

2.“千禧一代”的发展理性：作为个体单元的策略布局与资本积累

对“千禧一代”农村教师而言，体制松绑后，随着社会个体性的日益凸显，价值观体系和道德规范重塑，新的人际关系及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分层方式重新建立（阎云翔，2012）。虽然生存理性是一切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但如果“X世代”农村教师的生存性需求是一种“是否存在”和“能否活着”的要求，那么在个体化凸显、价值观多元的后工业社会，“千禧一代”农村教师的理性则更多地转向对个人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追求，这种“发展理性”是一种充满策略性的审慎抉择。选择成为农村教师，是其实现长远发展的策略性起点，而非其发展的终点。首先，是以“稳定”为手段的风险管理。在过度竞争中被“城市排斥”和“自我淘汰”之后，当“高薪、稳定、低压”等期待不被满足时，他们的“发展”体现为对“不坠落”的风险管理。农村教师的编制被视为一个“安全垫”，用以对冲市场风险。“在省会设计院的工作没有编制，收入也一般，要裁就先裁我们这些合同工。回农村教书虽然好像低了几档，但是在这个稳定的状态下，我还可以干些副业，这是我进退的底气。”（19M-本科）其次，是以“岗位”为平台的资本积累。“千禧一代”将农村教师岗位视为积累未来发展所需各类资本的“跳板”。他们以牺牲地理空间优势，换取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的时间资本与精力资本，并将其投入到回报率更高的活动。“还没到35岁，我还想冲一冲公务员。”（13F-本科）

（二）择业机制的演化：从“分配落实”到“竞争上岗”

实力代表系统内部交换开始时每个行动者所掌握资源的价值，实力同时表明在交换过程中，系统为确保行动者的利益施加了多大影响（科尔曼，1999：154~155）。具体而言，实力是指在职业选择的交换中，求职个体所具备的自身属性，以及农村教师这一职业所能提供的价值属性。从个体实力来看，农村教师实力是以文凭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及技能的总和。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2018：105~106）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中指出，不仅文凭本身是人们拥有文化资本量的符号标志，而且文凭的交换价值还意味着其可帮助人们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然而，个人实力如何运用、能发挥多大作用，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择业机制。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分配制”到市场经济时期的“竞争市场”，中国社会择业机制的根本性变迁，重塑了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行动逻辑。

1.“X世代”的“资格准入”：一次性的前置交换

不同于西方先发内生型国家，我国实行的二元户籍制度造成原发性的结构性失衡（李小云，2018），延伸出以分配性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农村教师由国家按照计划分配至“单位组织”。这一机制的核心规则是“资格认证”。这种客观的制度安排，催生了一套独特的资格获取逻辑。对于行动者而言，最理性的策略便是将个人全部的“实力”投入到获取这张唯一入场券的一次性博弈中——“考学”。整个职业选择过程因此被“前置”，个体与岗位的匹配呈现“坑位式”。“我们是（20世纪）90年代考学的，当时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最好的学生，直接就参加工作，第二类是当老师，第三类是去读高中，都是最拔尖的学习人才。”（1M-中师）一旦通过考试获得资格，个人与岗位的交换便已“锁定”，后续无需再进行市场竞争。因此，这种非竞争性的机制，自然地塑造了一种稳定导向的行动逻辑。“X世代”农村教师更乐于将教师工作视为自己一辈子的“生活”。一旦获得教师编制，他们很可能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保持不变。“当教师虽然挣得不多，但是这一工作不用受风吹日晒，相对来说比农民职业体面得多，没有想过换工作。”（10F-中专）

2.“千禧一代”的“持续竞逐”：多回合的资本博弈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社会宏观联结方式由“国家—单位—个人”的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模式转变（田毅鹏、胡水，2015），出现了以竞争为分异轴线的劳动力市场划分。同时，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从“统包分配”转向“自由择业”。这使文凭的价值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不再是直接兑换岗位的终点入场券，而仅仅是参与市场竞争的起点和资格证。这一全新的机制使“千禧一代”形成了“持续竞逐逻辑”，因为岗位匹配不再是一次性的交换，而是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中多回合的资本博弈。行动者的“实力”需要被不断地证明、展示和提升。因此，获得农村教师编制，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新一轮“资本积累”的开始。他们理性地将这个相对容易获取的稳定岗位，作为积累更多资本的平台，以增强自己在下一轮竞争中的优势。“千禧一代”农村教师不仅把“农村教师”看作一种职业，也把其看作一种生存状态和心理结构（李强，2004：1~15），工作本身因此被视为一种可以不断尝试和更换的体验，因而带来职业的频繁更换。如一位受访者在辗转于大城市与县城后所感慨的：“刚毕业的时候想闯一闯，我就去了大城市。后来受疫情影响，再加上我觉得有些累，就回了县城。工作不就是一种尝试吗？哪天我可能又去体验别的。”（16F-大专）

（三）资源价值的重估：从“稳定归宿”到“策略跳板”

资源作为行动者与利益之间的纽带，行动者通过控制和利用资源来实现目标利益（许佳君、张华，2010）。资源的价值取决于控制资源的行动者从资源交换中可以得到什么，而行动者存在于资源中的利益取决于足以影响行动者满意程度的资源潜在力（科尔曼，1999：156）。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对岗位的竞争，岗位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在总量上受到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教师。假定就业机会具有既定特征，那么在劳动市场上，作为行动者的农村教师会在既定岗位条件下，将其掌握的个人资源用于参与竞聘以换取岗位所提供的回报。资源的交换并非简单的价值对等，而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由行动者对预期收益、潜在成本及替代机会的理性评估所驱动。

1.作为“稳定归宿”的“X世代”：稀缺价值资源的终极属性

行动者文化资本的存量及稀缺程度决定了职业选择的交换比例。首先，获取资源的资格高度稀缺。“X世代”农村教师所处时代招生规模极为有限，1978年中等师范学校一年的招生人数为17.91万人，1985年也才21.47万人（教育部，1997），受教育程度作为行动者的重要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中呈现巨大的价值。“在那个年代，考学是很不容易的，能考上的都是佼佼者。现在学校里的老教师，大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师生。”（1M-中师）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交换使得每种资源的价值得以明确，文凭的稀缺性极大地提升了教师岗位的价值。其次，资源本身的回报相对丰厚。对于绝大多数以务农为参照系的“X世代”农家子弟而言，家人大多忙于生计但仍在物质资源上捉襟见肘，农村教师的稳定收入和“吃公粮”的体面身份是超越原有阶层、实现人生跨越的巨大回报。“我们大队有一个老师，我小时候就天天看人家穿得整整齐齐地上班，也不用干农活，月月有收入，我就觉得一定要成为和他一样的农村教师。”（8F-中专）因此，资源的稀缺性和高回报性共同赋予了教师岗位一种本体性的、终极的价值，使其成为“X世代”生存理性下的最终归宿。

2.作为“过渡跳板”的“千禧一代”：相对贬值资源的工具属性

“千禧一代”农村教师所处的后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社会，这决定了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层次就业的一个条件（贝尔，1997：234-239）。然而，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教育文凭或学位时，资源交换就更为复杂、高频、易变。“农村教师岗位”的资源价值相对贬值，其功能也从“归宿”转变为一个服务于个体长远发展的“跳板”。首先，求职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学历通胀”现象。高等教育普及化使大学文凭不再稀缺，其交换价值随之下降。当一个岗位不再是顶尖人才才能进入时，其本身的含金量和社会地位也自然降低。“我不排斥当老师，因为我高考的时候就考了300多分，毕业了回县城当个体育老师也挺好的。”（18M-大专）文凭贬值，剥离了农村教师岗位的精英光环。其次，资源本身的回报在新参照系下吸引力不足。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提供了更多元、更高薪的职业选择。面对城乡分割的中小学教师劳动力市场（赖德信，2019），虽然“千禧一代”农村教师收入和职业声望不断提高，但是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物质条件下，并不具有强大吸引力。“和以前比，农村教师收入是提高了，但是物价在涨，高学历人数增多。不过想一想，自己能力有限就先干着。”（19M-本科）

六、总结与讨论

通过对不同世代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研究发现，农村教师职业选择的代际差异根植于其行动逻辑的根本性更迭（如图2所示）。这一更迭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一个由主体利益、择业机制与岗位功能三个维度共同驱动的系统性变迁。首先，在主体利益层面，行动逻辑的“目标系统”发生了更迭，体现为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向。“X世代”的核心利益在于防范家庭的生存风险与实现身份的向上跨越，其职业选择是一种保障底线的生存策略。随着个体化社会兴起，“千禧一代”的核心利益转向对个体化、长远发展的追求，其职业选择是一种着眼未来的发展策略。其次，在择业机制层面，行动逻辑的“场域规则”发生了更迭，体现为从“分配制”到“竞争市场”的演化。“X世代”身处“分配制”体系，通过关键性考试锁定终身职业。而“千禧一代”则进入了开放的“竞争市场”，这迫使他们在多回合的职业博弈中不断提升自身实力。最后，在资源价值层面，由于文凭贬值与相对回报率下降，农村教师岗位这一核心资源的价值被重估，在“X世代”眼中是“稳定归宿”，而在“千禧一代”眼中则被工具化为具有策略价值的“过渡跳板”，用以实现更高层次的职业目标。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超越了静态的“影响因素”分析范式，为职业选择研究提供了动态的、过程性的解释，更通过本土的经验案例，揭示了行为逻辑是如何被社会结构历史性建构的。在现实层面，本研究揭示了年轻教师“候鸟式”流动并非简单地缺乏情怀，而是其在“发展理性”下的策略性选择。因此，相关政策的干预重点应从提供稳定性保障转向构建多元职业发展，从而引导他们变策略跳板为扎根之地。当然，本研究作为一项基于单个县域的质性研究，其结论在适用性上存在一定局限，后续可采用大规模问卷调查等定量方法，对本研究的发现进行更为深入的检验。此外，未来的研究可将目光投向更年轻的“Z世代”。作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步入职场的主力，他们的职业选择逻辑是否会呈现迥异于前两代的全新特征，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议题。

《当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