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的特征

我们看看梁漱溟是怎么分析这个“老根”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说白了就是要把老中国社会的特征给摸透了，对这个“老根”进行全盘剖析。既然书名叫“中国文化要义”，那咱们得先搞清楚，梁漱溟是怎么理解“文化”这个词的。什么是文化？你可能会想到琴棋书画，或者想到博物馆里的文物。但梁漱溟的理解很不一样，梁漱溟强调，文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东西，而是“极其实在的东西”，包括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用他的话说，中国文化就是“吾中国人素昔生活所依靠之一切”。

你看，这就跟我们平时理解的文化很不一样了。在梁漱溟眼里，文化不是装饰品，而是我们生活的根基。这种理解或许跟他的乡村建设实践有关——当你真正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你就会发现，文化就是他们吃饭、种地、做人、处事的全部依靠。那么，梁漱溟是怎么研究中国文化的呢？他的方法很有意思：先把中国文化的各种特征一一找出来，然后选其中一个作为突破口，深入分析它的来龙去脉，再用这个来解释其他特征。如果最后发现这些特征都能串起来，都源于同一个根本特征，那中国文化的要义就抓住了。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破案？没错，梁漱溟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破解”中国文化的密码的。而且，他并不是孤立地看待中国文化，而是始终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特别是中西文化的对比。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结合当时学者的研究和自己的思考，他总结出了中国文化表面上的十四个特征。这十四个特征我就不一一念给你听了，我挑几个特别有意思的跟你聊聊：首先是“广土众民”——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你想想，这确实是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然后是“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你看，历史上有多少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最后都成了中国人。还有“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冯友兰先生说的“亘古亘今”。想想看，世界上还有哪个文明能像中国这样，几千年一脉相承下来？还有“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当中西文化最初接触时，西方人就很奇怪：怎么中国人可以不信宗教？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另外还有“道德气氛特重”——你想想，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讲道德，做好人，这种浓厚的道德氛围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是“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这点现在的学者也很关注，比如赵汀阳老师讲的“天下”概念，就是在说中国文化有一种超越一般民族国家的特质。那这些特征背后的根本力量是什么呢？梁漱溟从第七个特征入手——“中国人的家在其社会组织中、实际生活中，特见重要”。你想想，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不管走到哪里，中国人总是念着家，过年一定要回家，有了钱首先想到的是给家里人。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个人要为家庭承担这么多责任？从对“家”的分析，梁漱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

这两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化，咱们来仔细解释一下。先说“伦理本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大家靠情感、义务和责任相互联结，而不是靠法律契约或个人权利。你看，西方社会强调“个人”与“团体”，预设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个人有个人的权利，团体有团体的利益，两者经常是冲突的。但中国社会很巧妙，通过伦理关系把这种对立给化解了。怎么化解的呢？梁漱溟发现，从中西社会构造的对照来看，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本来跟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差不多，但西方后来以宗教为中心，开出了超家族的集团组织，形成了集团生活。而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特别强调家族生活。我们把家庭关系推广发挥，用伦理来组织整个社会。

这在生活中是怎么体现的呢？经济上，夫妇、父子一体，财产不分。亲族之间也是相互照顾，相互负责。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被人说“不义”。

政治上，把一国看作一大家庭，这就是“家国同构”。皇帝是天下的父亲，官员是父母官，老百姓是子民。政治理想强调“父父子子”，以孝治天下。你看，这都是把家庭伦理精神推广到整个社会。宗教上，传统中国人把个人融于家庭，家庭分享个人情感，个人为了家庭而努力。这种伦理关系代替了宗教对人生的安抚作用。西方人需要上帝来获得心灵慰藉，中国人在家庭中就能找到人生的意义。

你看，夫妇、父子、亲戚兄弟、朋友邻里，只要是社会中人，都有相互之间的责任、义务。重人情、讲礼义、强调孝悌忠信，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浓厚的道德气氛。再说“职业分途”。梁漱溟发现，西方社会有明显的阶级对立，比如贵族对农奴，资本家对劳工。这种对立往往很尖锐，甚至会爆发革命。但中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就衰落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遗产诸子均分，这就使得财富不容易长期集中。再加上中国“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工商业“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这就使得中国缺乏形成尖锐阶级对立的土壤。结果就形成了“职业分途”的格局：士、农、工、商各有其业，彼此依存配合。最关键的是，社会流动相对可能。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读书进入统治集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你想想，一个农民的儿子，只要好好读书，就有可能考中进士，当上官员。这在西方的贵族社会是不可想象的。正是这种流动性，使得传统中国缺乏固化的、基于血缘或财富的尖锐阶级斗争。你看，职业分途抑制了阶级固化，伦理本位又强化了伦理纽带，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独特的结构。梁漱溟把这概括为“融国家于社会”。当然，梁漱溟的这个“职业分途”观点也引起了不少争议。有人认为这可能遮蔽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如果对应韦伯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梁漱溟这里讲的中国文化特征，是不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呢？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