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人是如何应对“职业投诉人”的？

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环节，其公平性、透明性和效率性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近年来，政府采购领域出现的“职业投诉人”已成为影响采购秩序、增加行政成本的新问题。这类群体往往以投诉为手段，通过频繁质疑采购程序或向采购人施压来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超出正常维权范畴，演变为扰乱市场秩序的职业化操作。

现状分析

“职业投诉人”在政府采购领域的行为特征呈现出明显的模式化与利益驱动性，可概括为“三高”：

一是高频次，即同一主体针对不同采购项目发起重复投诉，如某公司仅有 13 名员工，但报名参与政府采购的项目覆盖江苏、广东等18个省份，与正常业务量不匹配，且对每个项目都会质疑、投诉；

二是高技巧性，即聚焦招标文件中的技术性瑕疵（如参数表述模糊、评分标准量化不足等），而非实质性违规；

三是高施压性，即通过批量投诉、媒体曝光等手段向采购人施加压力，迫使对方支付和解费以“息事宁人”。

从行为动机看，该群体已形成灰色产业链。部分投诉人通过培训课程，有偿传授投诉技巧，甚至出现“代理投诉”中介 机 构 ，按 索 赔 金 额 比 例 抽成。不少省级、地市乃至区县财政部门的政府采购监管人员都曾遇到过这样的“职业投诉人”。他们对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制度研究得非常透彻，但基本不在意是否中标（成交），只在意后续能否进行投诉。笔者认为，这类行为已异化为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系统性套利，其危害性远超普通商业纠纷。

存在的问题

目前，部分投诉人伪造材料，恶意拖延采购进度。这种行为不仅挤占行政资源，更可能引发效仿效应，破坏“阳光采购”的信用基础。因此，如何界定“职业投诉”行为、构建科学监管体系，已成为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中亟待破解的课题。

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采购监管体系对“职业投诉人”的应对存在明显滞后性。在制度层面，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虽对供应商质疑投诉权作出规定，但未对频繁恶意投诉设定明确的界定标准，导致监管部门在区分正常维权与职业投诉时缺乏法律依据。例如，现行法规中“提供虚假材料”的认定需达到“足以影响采购结果”的证明标准，而“职业投诉 人 ”往 往 利 用 程 序 性 漏 洞（如质疑时限计算争议）发起投诉，使执法陷入“合法不合理”的尴尬境地。

执行层面，基层财政部门普遍面临“三难”：

一是取证难，即“职业投诉人”多采用“游击战术”，跨区域注册公司规避关联审查；

二是处置难，即现有处罚手段以警告、罚款为主，对屡犯者缺乏强制力；

三是协调难，即采购人、代理机构与监管部门对投诉的态度不一，部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为避免项目延期选择“花钱买平安”，客观上纵容了“职业投诉”行为。

此外，目前尚未针对“职业投诉”行为建立专项信息共享机制，跨区域监管协作机制缺失，使得该群体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持续牟利，影响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对策建议

一是完善法律界定标准。建议在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修订中增设恶意投诉专项条款，明确“12 个月内针对同一采购主体发起 3 次及以上无实质证据质疑”“1 年内投诉又撤回次数 3 次以上的”“以同一理由跨区域重复投诉”等可量化判定情形，并建立投诉人行为特征数据库，通过投诉频率、投诉撤回次数、关联企业等维度自动生成风险预警。

二是优化预防机制，实施“源头治理+技术赋能”双轨策略。一方面要求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增设“诚信承诺条款”，明确对恶意投诉的追责权利；另一方面开发智能预警系统，对接工商、司法等数据，自动识别空壳公司、频繁涉诉主体等。

三是强化惩戒措施，推行“ 信 用 惩 戒 + 市 场 禁 入 ”组 合拳。对查实的职业投诉人，除罚款外应同步纳入全国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禁止其在一定时间内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形成强大震慑力。此外，建立跨区域监管协作联盟，通过定期交换黑名单、联合执法等方式破除地域壁垒，形成“一处失信、全国受限”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