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的百岁拾忆8：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1

祝华到长江局去了以后，我并没有辞去司机工会的文书工作， 一来我可以继续住在工会办公室里，二来也可以有些收入。

不过，由于党内经费困难，在请示了上级领导老王后，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请父亲给我寄点钱。

一天早上，我睡在办公桌上还没有起来，忽然有人把我推醒。

我猛地坐起来，只见一个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少将站在我的面前，身后还跟着一个副官和带枪的马弁。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有国民党的军官找我？

那将军好像也很吃惊，他看着我问道:“你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连床都没有一张？”

我一时没弄明白他是什么人，也就没搭话， 那将军接着又说:“你这地方好难找，在这么个破楼上。”

我听他的口气，好像应该是认识我，但我却想不起他是谁。

那将军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他拿出一封信递给我，告诉我:“这是你家老太爷给你的信。”

我从他手上接过父亲的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道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国民党少将是我父亲好朋友的大儿子罗广文。

父亲接到我的信后，委托在武昌驻防的他来找我的。

罗家和我们马家是同乡，两家有通家之好。

但由于罗广文很早就离开家，且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而我也是少小离家在外求学，我和他从未见过面，所以不认识他。

罗广文告诉我说，因为我很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了，我的父母非常着急，不知道我究竟跑哪里去了。

他责问我说:“我看要不是你没有钱用了，还不想给家里写信吧？”

我不好和罗广文解释什么，只是顺着他的话问我家里是不是给我带钱来了。

罗广文也不具体回答我，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外走，也不容我收拾什么东西，说他的司令部什么都有。

我没有办法，只拿了两本古诗词书，便跟着他回到他在武昌的营地。

他让副官把我安排在他住房的隔壁房里。

他的副官口中得知，罗广文是一个旅长，才从上海战场上退到武汉的。

罗广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是奉了我父亲之命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我送回四川，叫我重返中央大学继续读书，不准我在外边“胡闹”。

当我告诉他我想留在武汉参加抗日工作时，他哈哈大笑，好像听到了一件绝顶荒唐的事。

在他看来，像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弱书生，怎么上前线去打仗，去抗日？

我告诉他，抗日也不一定都得上前线，并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政府号召“全民抗战”、我是国民一分子、理应参加抗战的道理说服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反倒仗着我们马罗两家不一般的关系，以老大哥的口气训斥我，并明显带有怀疑地问我，是不是被共产党灌了迷魂汤了，把自己整糊涂了。

他一提到共产党，引起了我的警惕，我马上向他解释，我其实是在文化界做抗日宣传工作，到司机工会当文书，主要是为了找个住的地方，当然，发动汽车司机参加抗战运输，也是重要的事。

罗广文听了我的解释，也没在这方面再说什么，只是告诉我要为自己将来的出路打算，并向我勾画出我们马罗两家的发家蓝图，希望我能听他劝，回到中央大学去。

从和他对话里我看出，不论我同不同意他的意见，他都会派人把我送回四川的。

我想，如果我再不顺着他的意思说，恐怕是难以脱身了。

于是我假装被他说服，表示愿意先回家。

不过我告诉他，那么多年没回家了，我总得给家里的长辈们带点礼物回去吧，而且也得给自己置办一些像样的衣服，这些都需要花钱。

罗广文听后告诉我说，我父亲给我带了钱来，还表示如果我觉得不够， 他可以再给我些。

我拿到钱后，真的上街去给自己买了一些衣物，同时也给家里买了一些礼物。

我把这些东西带回军营，罗广文看到后更放心了，自然对我放松了警惕。

于是有一天，我乘他下部队去的时候，留了一封信和带给家里的礼物，不辞而别了。

我回到汉口，马上向老王报告了这件事。

很显然，汽车司机工会那里我是不能住了，于是我到司机工会去辞了文书职务，搬到另外一个做职工工作的同志住的地方去暂住。

这是我第一次经受考验。

2

南京失陷后，武汉实际上成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因此也成为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

日军派出大量飞机对武汉进行轰炸，年轻的中国空军将士，不怕牺牲，奋起迎战，不少英雄血溅祖国长空。

幸得苏联派出志愿航空队援助，粉碎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8年2月，武汉第一次大空战，我在江汉关附近的一座楼顶上亲见这次空战。

那是一个晴朗的白天，日军的几十架飞机轰轰隆隆地飞临武汉上空，队形整齐，耀武扬威。

就在日机开始投弹时，我突然发现，一群中国的战斗机出现在日本轰炸机的上面，有的直直地向日本轰炸机开火。

这些矫健的中国战斗机，在日本轰炸机群里穿上穿下，轰炸机的队形完全乱了，我看到，有日本的轰炸机喷出浓烟，接着化作一团火球，掉了下来。

接着我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从高空俯冲下来，和我们的战斗机干上了，在天空互相咬住，捉对儿厮杀，一会儿直升上天，一会儿俯冲向地，一会儿躲进云里，一会儿钻出云层，打得十分激烈。

不多一会，有几架日本轰炸机被击中，只见火光一闪，飞机拉着一缕青烟，落了下来。

我亲见日本飞机被纷纷击落，心情非常激动，马上写了一篇关于我看到的当天的空战的报告文学，送到《新华日报》。

第二天，这篇文章就刊登出来了。

我很得意。

但是当天钱大姐就把我叫去， 狠狠地批评了我。

她说她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这篇文章了，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不应该由我来写并且用党内名字发表。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钱大姐仔细地给我讲解了许多我党工作的分工和原则，最后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是属于党的秘密工作的部分了，因此在报上，特别是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对你是不适宜的。要发表也必须是化名。”

而且要求我不能再与做公开工作的同志如《新华日报》的同志有任何来往。

钱大姐的这些话，等于是给我这个新党员又上了一次党课，尤其是她关于秘密工作的一些原则，让我受益匪浅。

正是坚守着党的秘密工作的原则，才让我在后来的地下工作中，能一次次地躲过特务的追捕。

3

我在武汉做工人工作期间，通过协助胡绳办《大众报》的机会， 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下属的卷烟厂和彩印厂的一些工人建立了联系，并且在工厂附近为工人们办了一个夜校，在教工人识字和学习算术打算盘的同时，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刚开始时，来夜校的工人并不多，我便到工人们聚居地挨家挨户地去访问动员，终于有几十个男女工人来夜校了。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工人们身体上受到的折磨，精神上受到的凌辱，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但他们中不少人那种屈从命运、近于麻木的思想状态，更使我吃惊。

工人们需要有先进思想的人，向他们送去火种，点燃革命的火把，照亮他们前进的道路。

我想共产党就是担负这个点火任务的。

我真的理解了我的工作的神圣性。

在上课的当中，我发现，工人们对于识字和算术较有兴趣，对于我讲的那些抗日和革命的大道理没什么兴趣，甚至还有工人说我讲的一些让工人“为了抗日要努力生产”的道理和外国老板借口抗战增加生产的道理是一样的。

听他们这样一说，我自己也感到困惑了。

我和工人出身的领导老王谈到这个问题，老王告诉我说，宣传抗战也要结合工人的实际讲，要讲资本家剥削、工人受苦的道理。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丢掉了自己身上的知识分子派头和学生腔调，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用他们被剥削被欺凌的事实，讲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赚取高额利润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

我这样的讲法，提高了工人们上课的兴趣，来夜校上课的工人也增加了。

在课堂上，有的工人还从他们的切身体会中，用学到的算术知识，和我算起外国老板的剥削账来。

渐渐地，我和工人们越走越近，工人们把我当成了他们的朋友， 也愿意和我说心里话了。

我发现，他们之中已经出现有一定阶级觉悟和思想倾向进步的骨干，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夜课班上讲空道理，他们希望能自己组织起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对他们表示支持。

终于有一天，在上完课后，这些骨干工人留下来，和我谈起洋老板借抗战名义，提高机器的转速，增加劳动强度，加重剥削， 以及“拿摩温”(number one的音译，旧时外资工厂中工头的别称) 对女工们的侮辱，他们表示再不能忍受了，发出了“把生活给他搁了”的呼声。

我开初还不明白“把生活给他搁了”的意思，一问才知道是指罢工。

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于是告诉他们让我想想，实际上我是想向党组织汇报，看这件事如何处理。

谁知当天晚上我没找到老王。

第二天一早，有工人来告诉我说，他们昨晚回去一串联，群情激昂，说罢就罢，今天一上工，大家就把生活搁了。

这下子可惹出大麻烦了。

我还没来得及再找老王汇报，老王匆匆跑来找到我，很生气地责问我工人罢工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请示，并告诉我“闯大祸了”。

老王说，因为工人罢工，外国老板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说工人罢工是夜校老师煽动起来的。

国民党方面向我们共产党提出质问，长江局调查下来，才知道是我干的。

我在老王的陪同下赶到钱大姐那里。

一进门，就遭到钱大姐非常严厉的批评:“你怎么这样的无组织无纪律？”

不等我解释，钱大姐接着说:“你搞的这件事情可严重了，国民党质问我们，说你们共产党答应的不再罢工，怎么在武汉搞起罢工来了？而且还罢到外国人头上去了？你看你干的好事。”

事已至此，所有的解释都是多余的了，既然自己犯了错，那就听着挨批评吧。

钱大姐接着很严肃地对我说:“同志，人家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这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你可是犯大错误了。”

听钱大姐说到这里，我也明白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了，表示马上回去叫工人们停止罢工。

钱大姐制止了我，说工人刚发动起来，不能泼冷水，况且我如果那样做，工人们会认为我是工贼。

那该怎么办呢？我简直没有主意了。

钱大姐说:“你去找他们的头头，对他们的罢工表示肯定，说该罢，罢得好。然后对他们说， 现在厂方提出，先复工，再谈判。那我们就顺水推舟，同意先复工，然后推代表和厂方谈判。那里工人大半做的都是计件工，罢一天就少拿一天工资的。这样，工人们多半会同意先复工的。只要复了工，国民党和外国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们本来没有承认罢工是我们组织的，这下我们也说得起话了。”

我按照钱大姐说的办法，先动员工人复了工，然后根据工人们提出的条件，帮他们写请愿书，和工人代表一起，到市政府社会局申请仲裁。

同时把这件事写成消息登在了《大众报》上。

社会局害怕事情闹大，只得出面和洋人说和，最后总算争取到了厂方按物价指数适当提高工人工资的做法。

这次工人罢工最终以胜利结束，我办的夜校也在工人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工人们感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更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努力下，对受国民党控制的工会进行了改选，一些在罢工斗争中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人代表被选进了工会。

这次罢工事件是我入党后犯的第一个错误，但钱大姐在事后并没有处分我，只是让我认真吸取教训，加强组织纪律性，在工作中不断增长自己的才干和见识。

很奇怪，我犯了错误，没有得到处分，却反而得到通知，要我参加汉口职工区委会，成为委员了。

4

我自从进入汉口职工区委会后，工作范围更大了。

但这时却接到老王的通知，让我将凡是公开露面的工作全部停止，转由其他同志去做，并且和过去的各种社会关系及亲朋好友切断联系。

也就是说，从此后我不能再抛头露面，而是转入地下，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

为此，钱大姐还专门找我去谈话，要我准备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钱大姐告诉我，所谓“职业革命家”，是我们党在白区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神圣的“职业”。

从事这个以革命为职业的同志担负着地下党各级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

他们隐姓埋名，除了从事必要的掩护职业外，不会在任何地方出头露面。

这些同志，耐得住寂寞，坚守着革命的信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们无所谓青史留名，甘愿做无名英雄，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奉献给人民革命，他们是一群心高志远、大智大勇，用特种材料做成的人。

钱大姐接着说，从事秘密工作的这些同志，虽然重要，但是却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些同志，正是国民党特务追捕和杀戮的主要对象，从我们党建立以来，已经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了。

因此，作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必须是对党最忠诚最坚定的革命家，必须随时要准备为革命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决不容许自首叛变。

对我们党来说，叛徒是永远不能宽恕的。

钱大姐的这一席话，听得我热血沸腾，所以当她问我是否愿意成为这样的职业革命家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愿意！”

钱大姐高兴地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家，首先要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做起。

她还说，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要有随时准备牺牲的决心，正因为有了这个决心，才能有战胜困难的智慧，才能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

同时，在和敌人斗智斗勇时也要注意保护自己，避免牺牲，为党保存实力。

随后，钱大姐向我详细地讲解了地下党的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以及地下斗争工作的方式方法。

但是她不是教条式地讲解，而是用当年她们做地下工作的事例，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

她既讲成功，也讲失败，让我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才知道，做一个职业革命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时我想到了小刘，我们正在热恋中，可按照钱大姐所讲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难道我也必须和她切断关系？这可怎么好？

我把心中的想法告诉了钱大姐。

钱大姐断然回答我:“小刘虽然也是党员，但你们现在不在一个系统内，你们是不能来往的，也不能通信。”

听到钱大姐这样说，我心里非常难受，钱大姐看到我面露难色，大概也猜到了我的想法。

于是她接着前面的话说:“当然，你们的问题，组织上也会考虑安排，但现在不行。”

我能说什么呢，既然自己决心献身革命，这为革命牺牲一切还真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了。

于是我压抑着内心的痛苦，给小刘写了一封满怀深情的告别信。

小刘回信来，没多说什么，虽然比我还坚决，但看得出来，她也一样地痛苦。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那时她已调到鄂西农村去做秘密工作，也已是“职业革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