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00 万传统岗将消失！AI 时代就业结构大重构

2025年9月21日，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安徽国际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展览会在此举行。（视觉中国|供图）

随着豆包、元宝这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走入寻常百姓家庭，公共明显意识到属于AI的时代已经到来。在今年的两会上，AI也成为热议话题，代表委员们不仅关注AI如何驱动产业升级，也聚焦于如何让技术红利惠及全体市民，特别是在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推动AI真正成为新质生产力。

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在实际工作中注意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给部分群体带来冲击。他认为应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冲击预警和适应性就业支持体系，在支持技术发展的同时也能兼顾民生，稳定就业。

今年两会你关注到“AI冲击就业”的话题。作为城市发展研究方面的专家，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否开展过具体的调研？

连玉明

：我长期关注技术变革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城市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也是社会风险的首发地——从工业革命到信息时代，每一次技术范式转换都伴随着就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近几年我在进行城市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相关调研时发现，通过人工智能城市的运行效率确实在不断提高，但在那些光鲜亮丽的无人车间、智能客服中心背后，往往伴随着一批传统劳动者的默默退场。

两年前在中央文件中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快速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它意味着，技术迭代带来的就业问题，已经从学术界的理论探讨，逐渐成为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我们现有就业制度的优化速度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具体而言，谁受冲击不清晰，转往何处不明确，救济手段也不充分。

目前社会上对“AI抢饭碗”的焦虑很普遍。你认为当前AI的发展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是哪些？

连玉明

：目前AI对就业的影响，呈现替代与创造并存的双重效应。一方面，AIGC为战略性通用技术，催生了全新的业态。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30年全球会创造1.7亿个新岗位。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人类从机械的、高耗能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但也带来了一定冲击。上述报告也提到，这1.7亿个新岗位会取代9200万个传统岗位。问题的核心不是岗位总量，而是结构错位。跟以前不同的是，AI的替代效应正从低技能岗位向中高技能岗位蔓延。替代往往是突发的、集中的。一家公司AI系统上线，可能半年内就裁掉几百人；创造则是渐进的、分散的，新岗位散落在各行各业，不容易被感知。

这个时间差和空间差，加上劳动者从旧岗位转到新岗位需要的技能重构周期。这种差异中间造成的剧烈摩擦，正是当前社会普遍焦虑的根源所在。

容易受到AI冲击的“脆弱群体”是哪些？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连玉明

：我觉得需要特别关注几个高风险群体：技能单一且可编码的中高龄白领、处于产业转型阵痛期的传统行业职工，以及数字技能基础薄弱的劳动者。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岗位消失，更是转型通道的狭窄。若不进行有效干预，这种结构性矛盾可能加剧社会分化。

以前自动化主要冲击流水线工人，现在则是一些白领岗位首当其冲。

这种结构性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错配”上：一是技能错配。被替代的劳动力所掌握的技能，与AI催生的新岗位所需技能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二是时空错配。新岗位的创造往往集中在数字经济发展快的地区与行业，而受冲击的劳动者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和产业。

目前哪些行业或岗位面临最直接的替代风险？哪些核心能力是短期内无法替代的？

连玉明：

现阶段受冲击最直接、最显著的，主要是那些任务流程相对标准化、规则易于编码的知识型与认知型岗位。比如金融、法律、内容创作、基础编程与数据分析、客户服务等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模式识别与内容生成能力，正在高效地接管大量原本由人类完成的重复性认知劳动。这是对传统“白领”工作内核的解构与重构。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协同发展，AI对未来就业的影响范围将持续扩大，逐步向更广泛的体力劳动场景渗透，形成对未来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重塑。

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有一些人类的底层能力是算法难以企及的。比如，复杂真实环境下的柔性适应力与韧性。AI能在给定规则里找到最优解，但真实社会的运转往往是模糊的、多变的，甚至是不讲逻辑的，这种时候人类的灵活性无可替代。

再比如人的想象力、洞见性以及同理心与社会影响力。任何商业模式、任何工程落地，终端面对的永远是“人”。人的共情能力、人际沟通、团队协作精神，在AI时代不仅不会贬值，反而会因为“机器味”越来越浓重而变得更加稀缺。

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视觉中国|供图）

你认为，面对AI对就业的冲击，需要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具体来说是什么？我们应该重点监测哪些指标？什么情况下提起预警？

连玉明：

建立这个预警机制的本质，就是要把“事后救济”，转化为“事前防范与干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创业的措施”，预警机制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关键抓手。

在这个标准下，我们要重点监测几个关键指标的异常波动：比如通过整合社保数据和大型招聘平台的数据，实时跟踪某些区域特定行业的新增岗位数量、岗位存活周期以及薪酬曲线的变化。当系统监测到某个传统职业的市场招聘需求在连续几个月内出现断崖式下跌，或者某个行业的辞退率超常飙升时，预警机制就自动触发，推动预警信息向教育、培训系统直达，形成从监测到干预的闭环。

具体而言，建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联合发改、工信、教育、统计等部门协同推进。首要任务是建立科学的职业替代风险动态评估模型与数据平台，整合社保、招聘、企业用工等多元数据，研制并发布权威的影响评估标准。

预警之外，现有的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再培训方式是否需要改革？职能部门和企业应承担什么责任？

连玉明

：现有职业教育和再培训方式，确实存在响应速度慢、技能匹配度低、覆盖面不足等问题。应该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与劳动市场深度协同，核心是构建一个灵活、务实、面向产业的产教融合培训支持体系。

比如，推进AI全民通识教育、以产业需求动态驱动职业教育改革，以及推广“订单式”产教融合与技能认证。也需要打造开放共享的终身学习平台。政府应整合高校、企业、开源社区的优质资源，建设国家级“AI赋能学习平台”，提供从科普到精专的全系列课程，并运用AI技术为每位学习者规划个性化路径，让全民终身学习成为应对技术变革的最坚实基础。

在利用AI时，企业如何平衡企业效率与社会责任？你是否建议通过立法要求企业承担员工转岗培训的义务？

连玉明：

当企业利用AI技术大幅降低了人力成本、获取商业红利时，也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不能把技术更迭的风险完全甩给社会，这也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比如尽快出台AI替代岗位时劳动关系处理的专项指引，明确企业应遵循的程序与规范。

近期出现了企业以“岗位被AI替代”为由裁员引发的劳动争议。在你看来，单纯以“技术替代”解雇员工是否合理？

连玉明：

这个事件我也注意到了，审理该案的劳动仲裁委指出，案涉公司引入AI技术是企业为适应市场竞争而主动实施的技术革新，虽然此举可能带来岗位结构的调整，但并不具备客观的不可抗性与不可预见性特征。劳动仲裁委认定，用人单位因引入AI技术而撤销岗位并不构成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该公司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合同。

由此可知，企业简单地以“技术替代”为由直接解雇员工，不属于可完全免责的客观情况。我认为，这样的行为也有悖于企业在技术变革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企业引入AI技术提高生产率，其产生的效益应与社会、与员工共享，而不是将转型成本全部转嫁给劳动者。

面对AI浪潮，普通劳动者最应该做的一件“预防性”事情是什么？对焦虑人群有什么建议？

连玉明

：普通劳动者当下最应该采取的预防性动作，就是去直面它、解构它、使用它。不要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技术不存在。审视一下你每天枯燥的业务流水线，主动去找寻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可以引入大模型来帮你提效的。去成为那个驾驭AI工具的人，而不是成为那个被剥离开业务系统的边缘人。

对于那些深感焦虑的朋友，我想说：焦虑往往来源于未知和不可控。你真正要抗衡的并不是科技的发展，而是那些比你更早掌握了AI进行工作的人。保持对新技术的好奇心，利用业余时间去查阅那些新兴的技能图谱，有意识地去积攒你那些具有人类独特温度的社交资产和职业信用。历史一次次证明，在任何技术革命面前，韧性，永远是人类最伟大的武器。

关于这一话题，你还觉得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关注的。

连玉明

：刚才我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传统岗位的替代问题上，其实还有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问题，就是伴随人工智能催生出来的“新型劳动形态的权益保障”问题。

AI不仅在消灭老岗位，它还在海量制造平台化用工、远程分布式协作等极其碎片化的劳动形态。现有的基于“固定雇主、固定场所、固定工时”这套工业时代的三维坐标建立起来的劳动法体系和社保网络，正在面临被算法彻底架空的危险。

外卖小哥、数据标注员，他们很多时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只面对一个发号施令的系统。如何及时将稳定发展的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如何深化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去探索出一条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办法，也是我们未来需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