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警示：中国死亡高峰将至，这些因素正迅速推高风险

近几年来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出生人数，负增长成为常态。2022年死亡人数第一次多于出生人数，总量开始减少；第2年差距拉大；2024年的数据也表明这不是短暂的波动，趋势依然存在。很多人追问的是不在一两年之内，而是在几十年前的人口累积。

新中国成立之后秩序安定，医疗条件改善，50年代初期迎来了生育高峰；1962年至1975年间出生率又很高，迅速奠定了人口基础。曾经的发展动力，但是从人口变化来看，集中出生预示着将来相对集中的离开。

现在这批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慢性病增加，看病次数增多。学界模型表明，历史出生波动现在变成了死亡增加，这是一个可以计算的过程。之后出生的人数一直较低，无法补充老年群体的死亡，结构越来越紧张。

还有一股力量在推着线下行：医疗进步使人的寿命大大延长。人均寿命接近80岁，死亡时间被推后并且集中在高龄阶段，加大了当年出生高峰的滞后影响。到2024年底，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总人口的1/5。过去的高出生率加上现在的高寿命，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现在的现实，既躲不开也绕不过去。

生育率下降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会加强。自上世纪80年代出生下行，2016年曾经短暂回升，之后又开始下行。房价、教育、就业不确定以及抚养成本相加之后，生育就变成了“算不过账”。国家在养老方面加大了力度，基本养老、职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分层分担。

这些变化在生活中是十分具体的。中年人成了“夹心层”，白天工作，晚上带父母看病，还要辅导孩子作业，药费、护工费、时间调配成了每天要解决的问题。养老机构普遍排队，大城市的老人要排队等候，二三线城市的老人也一样；等不到养老院床位就只能去大医院长期照护，挤占了医疗资源。临终之后殡葬环节常见的堵点有墓地紧张、办理拥挤、流程复杂，情绪更加复杂。

把责任简单推给个人是不公平的。出生高峰以及延寿属于历史惯性，并非某个家庭能够控制的。年轻人的选择是由住房、教育、就业、照护等综合环境所决定的。面对下行的趋势，社会应该进行系统的梳理，而不是道德上的指责。

该条线会在哪些方面掀起更大的波澜？劳动市场首先降温，年轻人减少，招工更加困难，成本上升。教育系统的在校生人数减少，学校和编制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医疗系统要应对更多的老年慢性病人的管理需求，床位、医生、护士都要提高。社区服务、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等基础设施将决定人们的生活质量。产业结构也会被推向以质取胜、以效取胜的方向。

政策不会马上发生变化。鼓励生育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善，托育是否普及，职场妈妈是否放心，教育负担是否减轻，住房是否更近、更稳。养老也是如此，多层次体系要落到社区、落到医保卡上、落到每一次康复中；职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要让普通家庭用得起、用得稳。

社区里的老年人变化很大，高龄老人越来越多，活得越长就越需要尊严。独居老人增加，安全和陪伴要有专人负责；智能化服务要保留线下窗口，不能全部关闭。慢病管理需要长期随访、家医团队、社区康复。面对集中离开的情况，殡葬服务应该更有条理、有温情，不要让家属在最难过的时候被各种程序折腾。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死亡高峰还会继续下去，出生低位可能会持续下去。情绪要平和，准备工作要提前做好。家庭方面建立好父母的健康档案，规范慢病用药，做好防跌倒、防认知衰退的工作；理性地配置养老金和保险，读懂条款和服务。社区层面互相帮助的邻里，建群建清单，有需要可以找人。职场方面推进弹性政策来解决员工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

从公共层面来讲，补齐基础就是托育普及、教育减负、住房保障来提高生育意愿。养老床位要多也要好，医养结合要“名副其实”，医生、护理、康复都到场。长期护理保险要逐步推开，减轻家庭负担。殡葬服务应该做到规范、透明、收费合理、流程清楚。

更重要的是不能把照护的压力仅仅推给女性，政策的设计要更加公平。这是一个社会集体作答的过程。负增长不是坏词，它提醒我们要重新配置资源、重新设定目标：由扩张转为重视质量，由追求速度转为注重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