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例！“职业闭店人”入刑！“0元购”接盘多家健身房，雇“假法人”卷款跑路

“为维护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保护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不受侵犯，现判决如下……”随着法槌重重落下，近日，上海首例进入刑事诉讼的“职业闭店人”案件在虹口区人民法院一审落地。

以“0元购”接盘多家濒临倒闭健身机构，大肆办卡敛财……在这之前，站在被告人席上的王阳（化名）还曾心存侥幸，以为通过雇佣“假法人”脱罪后，便可堂而皇之卷款跑路。经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虹口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追究“职业闭店人”刑事责任。

事实上，近年来，在预付式消费模式广泛普及下，像王阳这样的“职业闭店人”参与预付式经营企业闭店逃债、侵害消费者权益问题正日益凸显。

从这起首案解剖麻雀，

上海究竟是怎样从对“职业闭店人”的民事追究突破到刑事打击？源头上未来又该如何有效规制这条灰色产业链？

在刚刚闭幕的上海两会上，市政协委员张玉霞提出建议：

要明确职业闭店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标准，也要落实预付消费资金监管平台，通过穿透式监管形成执法合力

。

2024年8月，公安机关在线索摸排中发现，某健身机构经营人王阳在短时间内数次受让上海各区多家健身机构，而这些机构均拖欠大量房租、物业费和员工工资，不能兑付会员健身服务，甚至在2到3个月之内就陆续关停，这些反常现象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随着侦查，一起以敛财为目的的骗局由此浮出水面……

原来，2023年10月起，声称“资金雄厚，正在寻找待转让的健身机构”的王阳在朋友介绍下，通过协商先后与两家健身机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在前老板将员工工资、房租、水电费、物业费结清后，

以0元价格收购健身机构全部股份，并承诺“会承担会员未销课时，并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

然而机构到手后，王阳却始终拖延办理工商法人变更手续，或是将公司法人变更为从未到上海的外地人，一边拖欠物业房租及水电费用，一边向销售人员许诺高额提成，让其向新老会员推销售卖

“三年卡3500元”“5年卡5500元”

等远低于市场价的长期会员卡及私教课程，大肆收取会员费。

仅仅在2到3个月后，这两家健身房就陆续关停。然而，这边拖欠欠款尚未结清，那边王阳又如法炮制寻找新的“受害者”。后经查明，2023年10月至2024年9月，王阳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数次受让多家健身机构，通过大肆推销健身服务产品，与会员签订《会籍合同》的方式，

骗取众多会员支付的会员费共计75万余元

。

“我在健身行业干了10年，我觉得我有能力有经验把它经营好。”庭审现场，对于自己接盘濒临倒闭健身房的初衷，王阳曾这样辩解，但当检察官讯问“若是诚意经营，为何总在前机构拖欠物业费，未结清会员课时费和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不断接手新的濒临关闭机构”时，王阳无言以对。

记者了解到，过去提到“职业闭店人”，通常是在民事领域进行探讨。

“职业闭店人”一般是指专门帮助经营不善的商家策划关店跑路方法，并接手应对后续客户维权问题的人员。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职业闭店人”所涉及的法律责任，通常是在民事责任范围内进行的。

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

上海这起案件之所以进入刑事诉讼，是基于对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王阳在明知涉案健身机构已经资不抵债，本人亦没有经营机构、履行合同义务的客观经济能力，仍大肆收取会员费用，收割消费者，所得资金除维持健身机构运营的必要支出外，均用于个人挥霍。”检察官介绍，为了规避闭店产生的法律责任，王阳还雇佣外地农村户籍人员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

“可见，王阳客观上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隐瞒健身机构资不抵债、变更了实际控制人的事实，骗取了消费者大量财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本案首次以合同诈骗罪予以入罪处理，而非民事赔偿责任。” 检察官介绍。

经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最终，法院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阳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该案目前已判决生效。

从典型意义上看，上海这起首案明确了对“职业闭店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从个案出发，其背后的治理问题值得关注。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谈到，“职业闭店人”现象诞生之初，可能是出于善意和商业逻辑，为经营不善的商家平稳退出市场提供安置策略，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像王阳这样的所谓‘职业闭店人’与商家串通，帮助商家逃避债务、恶意跑路，直接导致员工薪资被拖欠、消费者预付费用无法退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冲击了社会信用体系，给人民群众造成了经济损失。”

“职业闭店操作使法律关系及维权变得复杂繁琐，因为‘职业闭店人’往往是雇佣了没有偿还能力的“枪手”充当法定代表人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让消费者即便胜诉也难以执行。”市政协委员张玉霞告诉记者。

张玉霞指出，监管衔接存在盲区也是存在的一大问题。“职业闭店通过工商变更、股权转让、闭店一整套流程完成，每个环节单独看是合法的，导致执法机关取证定性难，难以对整体行为进行穿透性监管。”

这一点，也得到了上述负责人的认同。“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此类案件财务混乱、缺失，证据固定难，并且非法占有目的证明、追赃挽损等都存在较大难度。”该负责人坦言，而这类案件往往涉及众多被害人，如何尽快将行为人绳之以法，如何尽可能追赃挽损弥补被害人损失，如何对被害人释法说理，缓解其焦虑情绪等，都给司法带来很大挑战。

值得期待的是，从前端治理的维度，

上海目前正在探索“职业闭店人”等经营乱象的风险防范和行业治理方案

。

以虹口区为例，虹口区检察院发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针对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无序对消费者合法权益造成重大危害的现象，督促监管部门将经营者纳入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公示经营信息，采取公证提存等方式加强预收资金管理。

去年12月，虹口区检察院还会同区体育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关于加强虹口区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风险防控工作的协作意见》，

共同完善预付式消费风险防控机制，建立监管信息联络互通、消费风险联防化解的协同共治体系

。

“从源头上，

建议要明确职业闭店行为的认定及处罚标准，将单一行为整合成连贯行为

，通过转让至闭店的时长、转让目的、实控人情况、兑付能力、告知消费者情况、预付款使用情况、受让人情况等进行综合认定。”张玉霞建议，同时，上海要落实预付消费资金监管平台，对商家包括个体工商户的存管账户进行实时监管，包括金额变化、资金流向、使用目的等。

“

监管部门也要加强主动定期监管查处，建立市场监管、公安、法院等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

，发现疑似职业闭店人，启动专项调查实施穿透式监管，对构成犯罪的追究刑责。”张玉霞表示。

“司法已经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更好的治理应当在前端就做好预警机制

。”虹口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进一步建议，“预付卡企业所在的楼宇管理方、物业方在发现相关企业存在拖欠房租、物业费等情况时，也应第一时间向监管部门汇报，做好前端预警‘吹哨’，跨前一步将风险遏制在萌芽阶段。此外，市场、税务、人社等相关部门也可以通过构建大数据模型，对异常变更登记的企业加强管理。”该负责人表示。

“我们有想法”融媒工作室出品

策划/核稿 | 胡蝶飞

记者 | 季张颖 见习记者 | 刘嘉雯

摄影 | 刘嘉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