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取消职普分流

我们正处在一个教育观念剧烈碰撞的时代，而中考阶段的职普分流，无疑是这场碰撞中最尖锐的焦点之一。浙江嵊泗县最近的一则新闻，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这个位于东海之上的海岛县，宣布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取消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门槛，确保本县户籍及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毕业生100%升入普高，实现“愿读尽读”。这个消息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甚至让不少网友呼吁“全国推广”，正是因为它直接挑战了延续多年的“职普分流”制度，触及了无数家庭最敏感的神经。

对于职普分流的诟病由来已久，读过我过去写的文章的朋友也知道，我其实一直反对在中考阶段就进行职普分流。这里的核心矛盾在于，它过早地、强制性地将学生划分为“知识型”和“技能型”两条轨道（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劳心者”与“劳力者”），而这条“技能型”轨道，也就是职业教育，在当下的社会认知中，往往被视为一条“次优”甚至“无奈”的选择。这种观念的形成，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

首先，职业教育的“出身”和现状，确实难以让人高看一眼。在许多地方，职业学校往往是由那些教学质量相对薄弱的普通高中改制而来，或者是新建的、资源投入不足的学校。这意味着，从硬件设施到师资力量，职校与普高之间存在着客观差距。老师的教学水平、学校的管理能力，这些直接影响学生学习体验和成长质量的要素，职校往往处于下风。家长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把孩子送进一个整体氛围和学习环境都相对较弱的学校，孩子能学好吗？这种对教学质量和学习氛围的天然不信任，是职校难以吸引优秀生源的第一道坎。

其次，是“标签化”带来的恶性循环。由于职校的生源主要是那些在现有考试体系下“考不上普高”的学生，这种筛选机制本身就容易给职校学生贴上“学习差”“行为习惯不好”等标签。久而久之，社会、学校、甚至学生自己，都会形成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家长们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一旦进入职校，就会受到这种不良氛围的影响，不仅学不到真本事，还可能沾染上一些不好的习气，从而“一步错，步步错”，难以实现人生的“逆风翻盘”。这种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使得“宁做凤尾，不做鸡头”的心态普遍存在，家长们宁愿孩子在普高承受巨大的升学压力，也要挤进那个看似更光鲜、更有希望的群体。

第三，是社会价值观和职业尊严感的缺失。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便现代社会已经多元化，但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管理岗位优于技术岗位的潜意识依然十分强大。尤其是对于城市家庭而言，拥有一份体面的、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依然是成功的标配。相比之下，进入工厂、从事一线生产劳动，哪怕是按部就班、收入稳定，在很多家长眼中也是“没出息”的表现。“与其让孩子去工厂拧螺丝，不如让他自己去送外卖、开网约车”，这种观点背后，是对所谓“自由”和“掌控感”的追求，更是对传统蓝领职业社会地位的隐性否定。人们渴望的是一份有尊严、有发展空间、能体现个人价值的工作，而当下的职业教育，似乎难以承载这份期待。

第四，是赤裸裸的学历歧视。这是最现实、也最伤人的一点。尽管国家一直在强调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学历门槛依然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乃至考法律资格、注册会计师资格等，绝大多数岗位明确要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进入大型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等，招聘简章上也往往写着“985/211优先”或“统招本科及以上”。职业教育毕业生，即便技能再强，在这些“硬杠杠”面前，也常常连展示的机会都没有。这种系统性的排斥，让职业教育的“出口”变得异常狭窄，也让选择职校变成了一场风险极高的“赌博”。赌什么？赌的是孩子未来不会被学历门槛彻底封死。

最后，是职业声望与经济回报的错位。数据表明，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就业率往往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部分紧缺技能岗位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但问题在于，社会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并不仅仅看收入，更看重职业的“体面”程度和社会认可度。一个技术精湛的高级技工，其经济收入可能不输于一个普通白领，但在婚恋市场、社交圈层乃至家庭内部，其职业声望却可能相形见绌。这种“高收入、低认同”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抵触情绪。

正因为存在这些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谈论“取消职普分流”时，虽然能得到一片叫好，但要真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又显得困难重重，甚至不切实际。这其中的矛盾，在于我们既要回应民众对教育公平的渴望，又要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国家层面来看，对普通劳动者的需求是刚性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需要科学家、工程师，更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实体经济的根基在于千千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果所有人都涌向普通高等教育，而技能型人才出现断层，那么产业升级、经济转型都将无从谈起。职业教育学校如果因为生源流失而闲置，那将是对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符合国家培养多元化人才的战略。此外，当前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失业率偏高，而职业教育毕业生却往往“供不应求”，就业率更高。从降低年轻人整体失业率、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引导一部分学生走技能成才之路，也是政府的重要考量。

所以，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简单地“废除职普分流”，显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在社会选择自主性日益增强的今天，政府是否应当继续把自己的选择强加到学生和家长的身上，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一刀切”，而是如何打破职普之间的壁垒，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让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说到职普分流，我们不能不提到新加坡。从1977年直到2024年，新加坡一直实行强制性的职普分流教育，他们的做法比我们今天的做法更激进，新加坡实行的是“小四分流”，也就是在小学四年级就进行一次统考，根据成绩决定孩子们后面是接受普通中学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个最大的问题竟然是女青年的婚恋问题，这很有意思吧？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学习往往比男孩子更专注，因而考试成绩普遍高于男生，等到这些女孩子读完大学之后发现，同龄的男青年很多都是从事“低端职业”，于是出现了不少“大龄剩女”。新加坡的很多人在2000年前后就对此有过讨论，但一直到了2024年才以科目编班取代了过去的职普分流，允许学生根据能力选修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教育理念的深刻变化，也就是从过去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实用主义，转向了提升公民素质的人本主义。

那么，解决这个社会痛点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最根本的，或许还在于转变全社会的就业观念。但这绝非一日之功，它需要至少两代甚至三代人的时间。我们需要通过持续的宣传、引导，让“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理念深入人心，让技术技能人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这需要媒体、学校、企业乃至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去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包容的价值评判体系，不再唯学历论英雄，而是更看重个人的能力、贡献和职业素养。

在观念转变尚需时日的当下，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或许是打通职高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壁垒，实现真正的“职普融通”。这就像在两条原本平行的轨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允许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意愿，随时转换赛道。比如，职校的优秀学生可以通过某种考核机制，转入普高继续深造；同样，普高的学生如果对职业技能感兴趣，也可以选择进入职校学习特定技能。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职业学校的学生大量流向普通高中，造成职校“空心化”，但这或许是必要的“阵痛”。只有通过这样的“倒逼”，才能促使职业学校真正提升办学质量，改善学风校风，增强对学生的吸引力。否则，如果职校始终是一个封闭的、缺乏活力的体系，即便强制分流，也难以留住学生的心。其实，随着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加剧，已经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到职业高等学校“回炉”的现象，随着今后人们寿命的延长和退休时间的延后，不妨让学生们晚一点进行这种选择，也就是读完大学之后再学一门手艺也未尝不可。

另一个治本之道，是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要让职业教育成为一条真正有前途的道路，关键在于让学生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这需要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一方面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福利水平，建立与技能等级挂钩的工资增长机制，让“技高者多得”成为普遍现象；另一方面，要完善技术工人的职业发展通道，让他们也能享受相应的社会待遇。当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其未来的收入水平、职业晋升空间能够与普通高校毕业生比肩甚至超越时，家长和学生自然会重新评估职业教育的价值，主动选择这条道路。当然，这同样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产业升级、企业重视、社会认可等多方面的协同推进。其实，我们看一下发达国家就知道，很多人的职业选择就是当技术工人、卡车司机，因为这些职业的收入比做公务员、当教授更高。我的一个高中同班同学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专业，后来移民去了加拿大，他现在的职业就是一名车工，收入相当高，也是中产阶级。

与此同时，还必须打破各种隐性的学历歧视，建立更加公平的人才选拔和评价机制。国家应出台明确政策，规定在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如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中，不得设置与岗位无关的学历门槛，不得歧视职业教育毕业生。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际操作中消除“隐形歧视”，确保职校生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脱颖而出。只有当职校生也能顺畅地进入体制内、进入高端行业，职业教育的“天花板”才能真正被掀开，其吸引力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

此外，鼓励大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是一条重要路径。企业最了解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最清楚岗位需要哪些技能。如果大企业能够开办自己的职业教育机构，或者与职业学校深度合作，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建设实训基地，那么学生就能在学习期间就接触到最前沿的技术、最真实的生产环境，实现“入学即入职、学习即上岗”。这种“订单式”培养模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也能让企业提前锁定优秀人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这既能解决职校生“学非所用”的问题，也能缓解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困境，形成多赢局面。

我们把话题拉回到浙江嵊泗县的尝试，其意义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立即全国复制的模板，而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前教育制度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照出了民众对教育公平的深切期盼。它提醒我们，教育改革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要敢于突破既有的条条框框，从学生的实际利益出发，从国家的长远发展出发，去探索更加灵活、更加多元的路径。

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所有人都塞进同一个模子，而是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的潜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职普分流的本意，或许是为了因材施教，为了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但当它异化为一种简单粗暴的“筛选”和“淘汰”机制，当职业教育被污名化、被边缘化时，它就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我们需要的不是“堵”，而是“疏”，是搭建更多元的立交桥，是提供更丰富的可能性，让每一个孩子，无论成绩优劣，无论家境贫富，都能在教育的道路上找到前行的方向，都能有尊严、有希望地走向未来。这很难，但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因为教育，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缩影，是民族未来发展的基石。当我们开始认真思考如何让职业教育“香”起来，如何让每个孩子都能“愿读尽读”并学有所成时，我们的社会，才真正在向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