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查党员关系，“父亲职业不详”引市委组织部谈话

单位查党员关系，我填了“父亲职业不详”，科长不信非要核实，发函后市委组织部连夜派人来谈话

“林远，你这表填的什么玩意儿？”赵建国把那张表格摔在我桌上，指着父亲信息那一栏，“父亲职业——不详？你当这是闹着玩呢？”

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老周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小李的键盘声也戛然而止。

我抬起头，对上赵建国那张铁青的脸：“科长，我没开玩笑。我确实不知道我父亲是干什么的。”

“荒唐！”赵建国冷笑一声，“谁还能不知道自己亲爹是干什么的？林远，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知不知道这份表是要存档的？你这么写，让上面怎么看你？”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陷进肉里。

三十五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因为父亲的事，被人当众质问。

01

那块手表我戴了三十年。

表盘已经磨花了，表带换过四五次，指针走得不太准，每天要慢两分钟。修表的老师傅说这表太老，找不到配件，劝我换一块。我没换。

这是父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

1Mo989年冬天，我刚满三岁。那是我记忆里最早的画面——父亲蹲在门口换鞋，母亲抱着我站在他身后。屋外的雪很大，父亲的军绿色背包落了一层白。

“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父亲回过头，伸手摸了摸我的脸，掌心粗糙又温暖，“等爸爸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多远？”我问。

“很远很远，比咱们去外婆家还远。”

母亲没说话，眼眶红红的。父亲站起身，从手腕上摘下那块手表，塞进我手里。表壳凉凉的，沉甸甸的。

“这个给你。等你长大了，就能戴了。”

我那时太小，不懂什么叫离别。只顾着摆弄那块新奇的手表，等我再抬头，父亲已经走进了漫天大雪里。

那个背影，我记了一辈子。

母亲说父亲是去西北工作，干的是大工程。具体什么工程，她也说不清楚。她只知道那个地方很偏远，寄信都要很久才能到。

头两年还有信来。薄薄的信封，父亲的字迹刚劲有力。信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报平安，问我和母亲好不好，有没有听话。母亲每次读完信，都要对着那几页纸发好一会儿呆。

后来，信越来越少。

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三个月一封，再变成半年一封。最后一封信寄到的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

母亲去邮局问过，去父亲原来的单位问过，得到的答复都一样：查无此人。

好像父亲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一般。

我问母亲：“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

母亲把我搂进怀里，紧紧的，紧得我几乎喘不过气。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不停地说：“不是的，不是的，你爸爸是去做很重要的事……”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问过。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母亲一个人拉扯着我，在镇上的纺织厂上班，三班倒，工资微薄。为了让我读书，她什么苦活累活都接。我见过她凌晨三点起床去给人洗衣服，也见过她晚上十一点还在灯下给人缝补衣裳。

每年清明，母亲都会带我去镇外的小河边，朝着西北方向烧纸。她不去任何坟墓，就是对着那个方向，一边烧纸一边念叨些什么。我听不清她说的话，只看到火光映在她脸上，泪水无声地淌下来。

我问她：“妈，我爸的坟在西北吗？”

母亲浑身一颤，手里的纸钱散落一地。她慌乱地把纸钱捡起来，塞进火堆里：“别瞎说，你爸没……你爸还呢。”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

母亲沉默了很久，久到火堆都快燃尽了，她才轻声说：“因为他做的事情，很重要。比我们，比这个家，都重要。”

那一刻，我在母亲眼里看到了我从未见过的东西——那是一种近乎虔诚的神情，带着骄傲，也带着无尽的哀伤。

我不懂。但我知道，关于父亲的事，我不该再问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县发改局的办公室里，看着赵建国把那张表格摔在我面前，那些尘封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了回来。

“科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后来再也没回来过。我母亲也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这不是敷衍，是事实。”

赵建国盯着我看了半晌，眼神里明显是不信的。

“行，你不想说，那我们就发函核实。”他把表格收起来，冷冷地说，“林远，你也是老同志了，这次考察对你有多重要，你自己心里清楚。别因为这种事，把自己的前途搭进去。”

我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什么，却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赵建国走后，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老周端着茶杯走过来，压低声音说：“小林，你也是，这种事儿，随便编一个不就行了？非得较这个真儿。”

我苦笑着摇摇头：“周哥，编假的更麻烦。万一查出来，那不是欺骗组织吗？”

老周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过了一会儿，他凑到我耳边：“对了，我那事儿，你帮我问了没有？小涛转学的事，再拖下去就来不及了。”

老周的儿子周涛今年上初二，成绩不错，但老周住的那个片区划给了镇上最差的中学。老周想把孩子转到县一中去，托我帮忙问问关系。

“问了，还在走程序。”我说，“周哥你放心，这事儿我记在心里呢。”

老周拍拍我的肩膀：“那就好，那就好。你的事儿……别太往心里去，赵科长就那脾气，过两天就没事儿了。”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的夕阳已经西斜，余晖洒进办公室，把一切都染成了昏黄色。我低下头，看着手腕上那块旧手表，指针嘀嗒嘀嗒地走着，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久远的秘密。

赵建国当天下午就把函发出去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小李偷偷告诉我的。他支支吾吾地说，赵科长让他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连同人事档案调查函，一起寄到了市里。

“寄到哪个部门？”我问。

小李摇摇头：“不知道，科长没让我看。”

我没当回事。父亲都失踪三十五年了，哪个部门能查出什么来？顶多回一个“查无此人”，跟当年母亲得到的答复一样。

02

那封函发出去的第三天，办公室里的风向变了。

一开始是些若有若无的眼神。我去茶水间倒水，撞见几个年轻同事在窃窃私语，看到我来，立刻止住了话头，一个个埋头喝水。

我假装没看见，倒了水就走。

后来是午饭时间，食堂里我端着餐盘找座位，经过老周那桌时，他正在跟几个人说着什么，看到我，突然住了嘴。

“周哥。”我在他对面坐下。

老周的表情有些不自然：“哦，小林来了，坐坐。”

其他几个人三两下扒完饭，借口有事散了。

“怎么回事？”我问老周。

老周压低声音，神情有些为难：“没什么……就是……那个，大家在传，说你……”

“说我什么？”

老周支吾了半天，才说：“说你档案有问题。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就是……大家在议论。”

我心里一沉。

下午回到办公室，赵建国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门关上。”他的声音比往日更冷。

我关上门，在他面站定。

赵建国拿出一张纸，推到我面前：“市里来函了，让我们暂缓对你的考察。”

我愣住了：“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赵建国冷笑一声，“林远，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装？市里说要先核实你父亲的情况，核实清楚之前，一切程序暂停。你告诉我，你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感到一阵眩晕。

三十五年了，我用“不知道”三个字回答了所有人关于父亲的问题。老师问，同学问，朋友问，同事问，我的答案永远是“不知道”。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赵科长，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父亲在我三岁那年离开家，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不知道他做了什么，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这些年，我和我母亲找过他，找不到。

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赵建国盯着我看了很久，似乎在判断我说的是真是假。

最终他摆了摆手：“先这样吧，你回去等通知。”

从赵建国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的腿有些发软。

我不知道那封函究竟惊动了什么人，但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搅乱。

晚上回家，发现母亲倒在厨房地上。

“妈！”我吓得魂飞魄散，扑过去扶她。

她的脸色惨白，嘴唇发紫，额头滚烫。我颤抖着打了120，救护车五分钟后赶到，把母亲送进了医院。

急性肺炎引发高烧，所幸送医及时，医生说没有大碍，但需要住院观察几天。

我守在病床前，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心如刀绞。

这些年，她一个人承受了太多。我长大了，工作了，每个月按时给她打钱，逢年过节回家看她，以为这就是孝顺。可她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一个人买菜做饭，一个人头疼脑热扛着，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凌晨两点，母亲开始说胡话。

一开始只是些含混不清的字眼，我凑近了听，努力分辨她在说什么。

“守正……守正……”

我愣了一下。这个名字……我从没听母亲提过。

“对不起……我没法告诉孩子……对不起……”

母亲的眼角滚下泪来，即使在昏迷中，她的眉头也紧紧皱着，似乎承受着莫大的痛苦。

“守正是谁？”我轻声问，明知她听不见。

母亲没有回答，只是在呓语中反复念叨着那个名字。

守正，守正。

林守正？

我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知道父亲的全名。从小到大，母亲只叫他“你爸”或者“老林”。他的全名是什么？身份证号是什么？工作单位是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我请了假，守在母亲床前。她烧退了一些，意识也清醒过来，看到我，第一句话是：“傻孩子，你怎么不回去上班？”

“不上了，陪您。”我给她倒了杯水，“妈，昨晚您说胡话，念叨什么’守正’，那是谁？”

母亲端着水杯的手抖了一下。

水洒出来一些，她慌忙放下杯子，用床单擦手，动作间我分明看到她的眼神躲闪。

“没谁，烧糊涂了，乱说的。”

“妈，那是我爸吗？”我直视着她，“我爸全名是不是叫林守正？”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把头扭向一边，盯着窗外发呆。

那一刻，我在她苍老的侧脸上看到了三十年前同样的神情——那种近乎虔诚的哀伤。

“妈，我已经三十八了。”我说，“关于我爸的事，您是不是该告诉我了？”

母亲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回过头，眼眶红红的：“远儿，有些事，妈没法说……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等有一天……等有一天你自然会知道的。”

“什么有一天？哪一天？”我追问，“妈，我在因为这件事，工作出了问题。他们要查我爸的情况，查不清楚，我的提拔就黄了。您就不能告诉我吗？”

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哆哆嗦嗦地握住我的手，老泪纵横：“远儿，妈求你了，别问了……这件事，妈真的没法说……你相信妈，你爸他……他不是坏人，他是……他是……”

她说不下去了，整个人哭得泣不成声。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样。我慌了，赶紧安慰她，说我不问了不问了，您别哭了。

母亲渐渐平静下来，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

回到单位，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03

提拔的事不仅暂停了，我还被“建议休假”。

赵建国说话倒是客气了许多，但那种客气里透着疏离。他说市里的调查还在进行，为了避免影响工作，让我先休息几天，“等事情有了结果再说”。

我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十二年了。我在这个单位待了十二年，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熬成了业务骨干。这次提拔，我准备了三年，眼看就差临门一脚，却因为一个“父亲职业不详”，全都毁了。

回家的路上，我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傍晚的县城安静得有些冷清，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在我脸上。我点了根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直到整包抽完，天也彻底黑了。

我恨吗？我不知道。

我恨父亲吗？三岁那年他离开，再也没回来，留下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个人扛起了这个家，受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泪，我都看在眼里。如果他还活着，为什么不回来？如果他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连个消息都没有？

我恨母亲吗？她明显知道什么，却死活不肯说。我三十八年来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追问，换来的却是她的眼泪。

或许该怪的人是我自己。我不该填那个“不详”，随便编一个多省事？就说父亲是工人、是农民、是小商贩，谁会去查一个死了三十多年的人？

可我编不出来。

我不愿意用一个谎言来定义我的父亲。即使我对他一无所知，即使他可能真的抛弃了我们。

那是我爸。我不愿意。

接下来的几天，我哪儿也没去，就待在母亲的病房里。

她的病情稳定了，人也精神了一些，只是看我的眼神总带着愧疚，好像做错了什么事的孩子。我没再问她关于父亲的任何事，只是陪她说说话，给她削苹果，扶她在走廊里散步。

“远儿，”有一天傍晚，母亲突然叫我的名字，“你怨妈吗？”

我怔了一下，摇摇头：“不怨。”

“你骗人。”母亲叹了口气，“你肯定怨的。这么多年，妈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心里肯定不舒服。”

“妈……”

“但是妈真的没办法。”母亲抓着我的手，干枯的手背上青筋凸起，“远儿，你得相信妈，你爸这辈子，没做过一件对不起咱们的事。等有一天……等有一天真相大白了，你会为他骄傲的。”

“什么真相？”我追问道。

母亲摇摇头，不肯再说了。

出院那天，老周来帮忙。

我挺意外的。自从办公室里的风言风语传开后，以前跟我走得近的同事都有意无意地疏远了我。只有老周，虽然也躲躲闪闪的，但关键时刻还是出现了。

“小林，嫂子出院，我来接你们。”老周开着他那辆破桑塔纳，把我们送回了老房子。

路上，老周几次欲言又止。

“周哥，有话就说。”我说。

老周叹了口气：“那个……小涛转学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找别人吧。”

我一愣，随即明白了什么。

“周哥，你是觉得我……”

“不是不是，”老周连忙摆手，“不是那意思。就是……你现在自己麻烦缠，我不忍心再让你为我的事操心。等你这边事情了了，再说也不迟。”

我沉默了。

“小林，”老周看了我一眼，有些局促，“办公室里那些话，我是不信的。咱们处了这么多年，你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不管你爸是干什么的，你就是你，跟他没关系。”

我喉头一哽，说不出话来。

把母亲送回家，老周匆匆走了。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车消失在巷子尽头，心里五味杂陈。

入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手机响了一下，是赵建国发来的消息：“明天上午，来单位一趟。有人要见你。”

我回复：“谁？”

那边没再回。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单位。赵建国的脸色很奇怪，说不清是紧张还是别的什么。他把我带到会议室门口，压低声音说：“昨晚市里来了人，点名要见你。你进去吧。”

“什么人？”

赵建国没回答，只是推开门，把我让进去。

会议室里坐着两个人，都是陌生面孔。一男一女，穿着普通的深色外套，但周身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场。

“林远同志？”那个男的站起身，朝我点点头，“请坐，我们有些事想跟你谈谈。”

我坐下，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椅子扶手。

“你不用紧张。”那个女的开口了，声音很温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不是来制造问题的。你那份档案上填的’父亲职业不详’，函件到了我们那里。我们连夜赶过来，是想当面跟你核实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

两人对视一眼。

男的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桌上。那档案袋明显有些年头了，边角都磨毛了，还带着些许发黄的痕迹。

“林远同志，”他看着我，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请问，你是否听说过林守正这个名字？”

林守正。

那是母亲在病床上呓语时反复念叨的名字。

我点了点头：“听我母亲说过。那是我父亲的名字吧？”

两人的神情同时起了变化。女的深吸了一口气，男的则低头看了一眼那个档案袋，沉吟片刻后，缓缓开口：

“林远同志，关于你父亲林守正的事，请你做好心理准备。这件事很重要，我们需要确认——你母亲还健在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请你把她一起叫过来。”

叫母亲过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预感到事情不同寻常。

“她刚出院……”

“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她那里。”女的站起身，“这件事，她应该在场。”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母亲家里。

母亲看到跟我一起进门的两个陌生人，脸色瞬间变了。

她的目光落在那个牛皮纸档案袋上，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您好，您是林守正同志的爱人吧？”男的上前一步，语气温和却带着郑重，“我们今天来，是想跟你们谈谈……”

“你们是从那边来的？”母亲突然打断他，声音沙哑，“守正……守正他……”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整个人摇摇欲坠。我赶紧扶住她。

“妈，您别激动……”

“三十五年了！”母亲扑上去，一把抓住那个男的的胳膊，“三十五年了，你们终于来了！守正他……他到底怎么了？你们告诉我！他到底怎么了！”

那个女的轻轻叹了口气，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照片。

照片已经很旧了，边缘泛黄卷曲，但画面依然清晰——一群人站在一片戈壁滩前，个个风尘仆仆，却精神抖擞。最前排居中的位置，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服，眉眼带笑。

我只看了一眼，心脏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攥住了。

那张脸，明就是年轻版的我。

不——是我这张脸，像极了他。

母亲颤抖着接过照片，眼泪一滴滴落在照片上。

“守正……守正……”

她把照片贴在胸口，哭得撕心裂肺。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那个男的打开牛皮纸档案袋，从里面抽出一叠文件。我看到最上面那张纸上，赫然盖着一个鲜红的印章。

他把那叠文件放在桌上，表情凝重。

“林远同志，林大姐，”他缓缓开口，“关于林守正同志的事，请你们先坐下来。这件事，要从三十五年前说起——”

他翻开第一页文件，那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映入我的眼帘。

我的目光落在第一行，瞳孔猛然收缩。

那行字写着：林守正同志，于1992年7月，因公殉职于——

因公殉职。

这四个字像惊雷一样劈进我的脑海。

我听到母亲的哭声戛然而止，换成了一种压抑的呜咽。三十五年了，她等了三十五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答案吗？

那个女的递过来一方手帕，轻声说：“林大姐，节哀。”

“节哀？”母亲抬起头，满脸泪痕，却突然笑了，“不……我不用节哀……我早就知道……从那年断了信开始，我就知道了……”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个男的没有急于说话，而是从文件袋里又拿出一样东西，慎重地放在桌上。

那是一枚勋章。

金色的，沉甸甸的，躺在红色的绒布上，静默无言。

他把勋章推到我面前，声音低沉：

“林远同志，这枚勋章，你父亲用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告诉你们他这三十五年到底在做什么了——”

04

那个男的叫孙志远，是市里档案馆的负责人；那个女的叫何敏，是当年工程项目组成员的后人，如今在市志办工作。

他们带来的那叠文件，记录着一个尘封了三十五年的秘密。

“林守正同志，”孙志远翻开一页泛黄的档案，语气平缓却庄重，“1987年，被选入西北某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组，担任核心技术员。

那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最艰苦的——建设地点在戈壁深处，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气候极端恶劣，夏天四十多度，冬天零下三十几度。”

我静静地听着，心脏一下一下地抽紧。

“工程的保密级别很高，所有参与人员都要签署保密协议，不能透露自己的工作内容和地点，与家人只能通过指定渠道通信。你父亲1989年离家，就是去了那里。”

1989年。那年冬天，父亲蹲在门口换鞋，往我手里塞了那块手表，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大雪里。

原来，他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前两年还能通信，”孙志远说，“后来工程进入关键阶段，通信频率降低，再后来——1992年7月，工地发生了一次严重事故。”

母亲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我抓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指尖冰凉。

“那次事故，造成了三人殉职。”孙志远的声音很轻，却像重锤一样砸在我心上，“林守正同志就在其中。他是为了保护设备、保护同事，最后一个撤离的。”

我闭上眼睛，努力压制住喉头的酸涩。

脑海里浮现的，是三岁时父亲离家的背影，是母亲三十年来对着西北方向烧纸的身影，是她在病床上呓语着“守正、对不起”时满脸的泪痕。

原来如此。

原来这就是真相。

“那为什么……”我艰难地开口，“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收到？他殉职了，总该有个通知吧？”

孙志远和何敏对视一眼，神情复杂。

何敏接过话头：“林远同志，这也是今天我们来的原因。

当年那个工程的保密期限是三十年。

三十年内，所有参与者的信息都要严格保密，包括殉职人员的情况。

他们的家属只被通知’因公牺牲’不能透露任何细节，甚至连殉职地点都不能告知。”

“但是，”她顿了顿，“您母亲当年签收了一封通知函，里面应该说明了基本情况——虽然不能详述，但至少告知了林守正同志已经牺牲的事实。”

我愣住了，转头看向母亲。

母亲低着头，泪水无声地淌下来。

“妈，您……收到过通知？”

母亲沉默了很久，才缓缓点头。

“1992年冬天，有人送来一封信。信上说……你爸因公牺牲了，但不能告诉我细节，也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签了一份保密承诺书，承诺在规定期限内不透露此事。”

她的声音沙哑，像是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

“远儿，那时候你才六岁。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怕你怨他，怕你恨他，怕你觉得他抛弃了我们……所以我……我就瞒着你。我想等你长大了，等保密期过了，等有人来正式告诉我们……到那时候，我再把真相告诉你。”

她抬起头，眼眶红肿，嘴唇颤抖：“我等了三十五年，终于等到了。远儿，你爸他……他不是不要我们，他是……他是为了做很重要的事……”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涌了出来。

三十五年。母亲一个人守着这个秘密三十五年。她一个人扛起这个家，一个人承受着丧夫之痛，一个人面对儿子的追问——而她什么都不能说。

每年清明，她对着西北方向烧纸。那是父亲殉职的方向，是她唯一能寄托哀思的方式。

她不是不告诉我，是不能告诉我。

“妈……”我抱住她，泣不成声，“妈，对不起……对不起……”

母亲拍着我的背，像小时候那样，一下一下，轻轻的。

“傻孩子，有什么对不起的……是妈对不起你，让你这么多年不知道你爸是谁……”

何敏轻轻抹了抹眼角，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林远同志，这是当年工程指挥部写给林守正同志的嘉奖令。因为保密原因，这份嘉奖令一直封存着，没能送到你们手上。现在，保密期已过，我们可以把它正式交给你了。”

她把那份嘉奖令递给我。

纸张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

“林守正同志在工程建设期间，克服重重困难，攻克多项技术难关，为工程顺利推进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2年7月17日，在突发事故中，林守正同志临危不惧，奋力抢救设备、掩护同志撤离，最终因公殉职，年仅三十二岁……追授林守正同志’工程建设标兵’称号……”

三十二岁。

我的父亲殉职时，才三十二岁。

比现在的我，还要年轻六岁。

我捧着那份嘉奖令，手指颤抖。泪水滴落在纸上，洇湿了那些文字，却洇不开那份沉甸甸的荣光。

“林守正同志的事迹，现在已经可以公开了。”孙志远说，“那个水利工程后来成功建成，造福了西北几百万人口。工程的建成，离不开像林守正同志这样默默奉献的人。他们的名字，会被镌刻在工程纪念碑上，永远被铭记。”

他从文件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是一座巨大的水利枢纽，蓝天白云下，巍峨壮观。照片下方，是一座纪念碑，碑上密密麻麻刻着名字。

“林守正同志的名字，就在这上面。第三排，第七个。”

我凑近了看，找到了那个名字。

林守正。

三个字，刻在冰冷的石头上。

可那不是冰冷的，那是温热的——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承诺，是一个普通人对国家的忠诚。

我终于明白了母亲那句话的含义。

“你爸做的事情，比我们，比这个家，都重要。”

不是因为他不爱我们，而是因为他爱的太多。他爱这个家，所以他临走时把手表留给我；他爱这个国家，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奔赴远方。

我站起身，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告诉我真相。”

孙志扶起我：“林远同志，不用谢。这本来就是你们应该知道的。是我们来得太晚了。”

他把那枚勋章郑重地递到我手上。

“这枚勋章，是追授给林守正同志的。三十五年了，它终于可以回到它该去的地方。”

我接过勋章，金属的触感冰凉，却让我心头涌起一阵暖意。

那天晚上，我陪母亲坐了很久。

她拿出一个旧铁盒，从柜子最深处翻出来的。盒子里是一叠信，父亲寄来的信，她保存了三十多年。

“你小时候不懂事，我怕你弄丢，就一直藏着。”母亲把信递给我，“现在给你吧。这些年，每年你爸忌日，我都会拿出来看一遍。”

我一封一封地读着。父亲的字迹刚劲有力，信的内容却很家常——问我长高了没有，问母亲身体好不好，说那边的风沙很大但是工程进展顺利，说等工程结束了就回来好好陪我们……

最后一封信的末尾，他写道：

“小远，等爸爸回来，教你骑自行车。爸爸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泪流满面。

爸，你骗人。你说要回来的，你说要教我骑自行车的。

可你食言了。

但我不怪你。我再也不会怪你了。

05

三天后，我回到单位。

走进办公楼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气氛的变化。以前那些躲着我的同事，此刻都用一种复杂的目光看着我——有惊讶，有愧疚，有敬佩。

赵建国第一个迎上来，脸上带着少见的热情：“林远啊，你回来了。来来来，到我办公室坐坐。”

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态度跟几天前判若两人。

“小林，”他搓着手，有些局促，“之前的事……是我考虑不周，给你造成了困扰。我在这儿跟你道个歉。”

我摇摇头：“赵科长，您是按规矩办事，没什么可道歉的。”

“唉，规矩是规矩，但人情世故我应该懂。”赵建国叹了口气，“你父亲的事，市里昨天正式通知我们了。我看了那份材料，说实话……挺震撼的。没想到啊，你父亲是那样的人。”

他拍拍我的肩膀：“你的考察，今天恢复了。上面说，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干部，更应该重点培养。你放心，这次的事儿不会影响你。”

我点点头，没说什么。

从赵建国办公室出来，老周在走廊里等着我。

他手里拿着一袋水果，看到我就迎上来，满脸堆笑：“小林，你回来了！我本来想去你家看你的，又怕打扰你……这几天怎么样？嫂子身体好点了吗？”

我看着他，没接那袋水果。

“周哥，小涛转学的事，我托人问了。手续可以办，下周你带孩子去教育局一趟就行。”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眼眶就红了。

“小林……我……那天的话……”

“周哥，”我打断他，“你那天说的话，我记得。你说不管我爸是干什么的，我就是我。这句话，我也记得。”

老周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拍拍他的肩膀：“我没怪你。换成我是你，可能也会那样做。谁都有家人，谁都怕受牵连，这是人之常情。但周哥，我想请你记住一件事——别急着给人下结论，尤其是背后议论。有些事，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老周重重地点头：“我记住了，小林。我真的记住了。”

那天下班后，我去了一趟母亲那里。

她正在收拾东西，把父亲的那些遗物从各个角落翻出来，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信件、照片、那份嘉奖令、那枚勋章。

“远儿，”她看到我，眼里闪着光，“妈想把这些东西裱起来，挂在堂屋里。以后谁来了，都能看到。你爸他……终于能堂堂正正的了。”

我笑了笑：“好，我帮您弄。”

“还有，”母亲拉着我坐下，“妈想去一趟西北。去看看你爸工作的地方，看看那个……纪念碑。”

“我陪您去。”

母摇摇头：“不用陪，我自己去。这些年，我一直没敢去，怕控制不住自己……现在不怕了。我想一个人去，跟你爸说说话。”

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一周后，我请了年假，带着母亲踏上了去西北的火车。

火车穿过绵延的秦岭，穿过广袤的黄土高原，穿过茫茫戈壁滩。车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辽阔，风沙刮得窗玻璃沙沙作响。

母亲一直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妈，累了就睡会儿吧。”我说。

她摇摇头：“不累。我在想你爸当年，坐的也是这趟车吧。他看到的风景，跟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吗……”

十八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座戈壁滩上的小县城。

何敏派了人来接我们，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姓张。张同志开车带我们去工程遗址，一路上给我们介绍当年的情况。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几百名工程人员吃住都在工地上，一年到头见不到几个外人。物资全靠外面运进来，有时候遇到风沙，路断了，就得饿肚子……”

母亲听着，眼泪不停地流。

车子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工程遗址。

那座水利枢纽矗立在黄河岸边，巍峨壮观，水流从闸口倾泻而下，轰鸣声震耳欲聋。远处的戈壁滩上，已经长出了成片的绿树和庄稼——那是枢纽建成后，灌溉出来的良田。

纪念碑就立在枢纽旁边，高高的，黑色的大理石，在阳光下庄严肃穆。

碑上刻着几十个名字，都是为这项工程牺牲的人。

母亲颤巍巍地走到碑前，找到了那个名字。

林守正。

三个字，静静地刻在石头上。

她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那三个字，手指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

“守正……我来看你了……”

她跪在碑前，泣不成声。

“守正，我把孩子拉扯大了……他现在出息了，在单位当干部了……你放心，我没让他受委屈……三十五年了，我终于能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你是谁了……守正，你听到了吗……”

我站在母亲身后，眼泪模糊了视线。

风从戈壁滩上吹来，带着沙砾，呼啸作响。那声音像是一个久别重逢的问候，又像是一声隐忍多年的叹息。

我走上前，从口袋里掏出那块旧手表，轻轻放在碑前。

“爸，我来看您了。”

我的声音有些哽咽。

“这块手表，您留给我的，我戴了三十年。今天，我把它还给您。”

风突然静了下来。

阳光很好，照在纪念碑上，照在那些名字上，照在那块旧手表上。

“爸，我不怪您了。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您抛弃了我们，恨过您，怨过您。现在我知道了，您没有抛弃我们。您是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比我们，比这个家，都重要的事。”

我顿了顿，深吸一口气。

“您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妈。您完成了您的使命，剩下的路，我来走。”

我朝着纪念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母亲也站起身来，拉着我的手，看着那座枢纽、那片绿洲、那条奔流不息的河。

“远儿，你看，”她指着远处，“那些田，那些树，都是你爸他们换来的。值了。”

我点点头：“值了。”

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

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纪念碑。

阳光下，它巍然矗立，像一个守望者，守望着这片土地，守望着那些未曾归来的人。

那块手表躺在碑前，静静的。

它不再走动了，时间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可父亲的故事，我会一直讲下去。

回程的火车上，母亲靠在座位上睡着了。这是三十五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睡得这么安稳。

我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心里前所未有地平静。

我终于知道我是谁的儿子了。

我是林守正的儿子。

一个普通人。

一个英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