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本科职业大学破例，“高等学校命名规则”，改用“省域”命名

2020年8月，教育部门出台新的高校命名办法，对学校用地名、特别是用校外地域名有了新要求，基本上不允许把城市以外的地名直接用到学校名字上，省级政府办的高校可以用省名，其他主办方如果要用省名，要经省级政府统一把关，还要在校名里说清楚学校具体在哪。

在“十四五”期间，大多数民办普通本科层次的学校在改名或独立学院转设时，大多选择了以市名为主或在省名前加上市名的命名方式。可以发现，像贵州的一些学校改名后，把黔南或所在市名放在校名前面，这种做法比较多，也比较符合新办法的精神，一眼就能看出学校在哪个市。

不过，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两所民办的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名字中仅包含省名，未写入所在市，这两所学校未标明市域，却以省域命名，这在表面上与那条“不要用校外地域名”的做法有些矛盾，引发注意，它们分别是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和贵州工商职业大学。

湖南软件职业技术大学前身可追溯到2001年成立的一所职业学院，2005年经过省里及教育部门的手续，这所学校改名为以软件为名的职业学院，到了2020年6月29日，教育部同意其提升为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大概一年之后，教育部在2021年5月同意把学校更名为现在的校名，也就是说，它是在提升为本科层次之后，采用了省域命名的方式，没有在名称中写明具体市名。

贵上工商职业大学也是在贵州工商职业学院升格时形成的，学校位于贵阳市，占地果，很多毕业生当时都被说是有两手功夫，能干活，工作态度、素质都不差。在网上能查到它在2025年一些大学排名里，在全国高职院校里多数时候都是全国前二三十，不少时候在工商类高职里排得很前，是作为一线高职类院校存在，希望在学校开学前一天开始本科生的招生，由于学校是在贵阳，在此前一段的时间里，在名字中只使用了“贵州”两个字，没有加上贵阳。

按办法表面字面意思，学校名里不应该把非所在地的地名放在前面，省域命名一般只保留给省级人民政府办的高校，那这两所民办学校为啥能用省名而不带市名？这里面有几个制度层面的原因值得注意。

办法里用了“原则上”这样的措辞，这就表明要求不是绝对硬性的，政策文本留下了操作余地，到底能不能突破还得看审批时怎么判断，关键的命名事项碰到涉及服务国家或区域重大战略的特殊情况时，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就得审批，这个办法也把解释权交给了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这表明在特殊情况下，上级部门对命名问题能作出不一样的决定，给出例外。

从实践民办高校申请省域命名并不是无门，要么学校在升级之前就有省名，升级时教育部门允许保留；要么学校升本时有省里统筹，或在服务省内重大战略、产教融合等有具体方案达成协议。也有可能学校在教学质量、办学规模、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达到一定标准，审批部门就同意了。至于这两所学校，外界公开资料并不一定能将审批过程中的所有细节都道出，罚则、通道等也没有对外详细说明，所以到底是哪种情况得到了通融，要等到相关部门发布更详细说明后才能知道。

从政策大方向看，这些年国家为职业教育做的准备工作和政策导向，也给背景做了支撑，国家教育规划中，提到要逐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招生规模也要扩大，到2025年，职业本科招生要达到一定比例，这样的政策意图，让职业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有了更明确的位置和更大的空间，民办院校在这期间做了不少事，数量和质量都有所贡献，很多民办学校在当地办学，有明显特色，效率和社会口碑都不错，从这些实际出发，审批机关在具体操作时留出些灵活性，不奇怪。

从学校层面想要得到宽松的命名权，并非仅仅依靠一个名字，办学水平，办学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与企业紧密合作的能力，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效果，这些都是被认可的关键所在，两个走出不同命名道路的学校，都在提高办学层次，扩大招生规模，推进产教融合方面做了较多工作，学校能否继续发展，还要看之后能不能把本科阶段的教育质量与高职阶段的职业培养有机衔接起来，做到既有理论高度也有实践深度。

对其他的民办职业院校来说，这件事带来的启示是非常直接的，拿名字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关键还是要把教学质量、人才培养和服务地方发展的工作做好，把产业链、企业岗位和教学内容紧紧地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毕业生能够直接上手，能够被用人单位所认可，才能够在审批的环节当中获得更多的信任和空间，换句话说，实际的成效往往比一个校名来得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制度是弹性，弹性在规则的执行和监督中。有些时候名义上的例外可能是对地区发展的需求，也可能是对高校历史沿革的一种承接，不管是什么情况，能被允许在名字上突破常规的高校，都应当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办学资源、社会服务等方面有支撑。对教育管理方来说，要在保持规则严肃性的前提下给有实际贡献的办学单位留有灵活度。对高校来说，要把这种灵活度转化成长期的办学优势，不要被表象所吸引。

总的民办职教高校能借着政策的弹性在命名上取得一些突破，这是制度与实践互动的体现，也是当前职业教育扩展的现实需求。外界所见的省域命名与办法表面要求不一致的情形，不能说明规则失效，而是说明在特定条件下，审批方有选择余地，对于更多民办院校而言，实际操作的路子很直接，把工作做好，把学生培养好，服务好地方和行业，才是稳妥获取认可的办法，看到这两所学校实现了从专科到本科层次的跨越，公众或许会对制度的灵活性有新认识，也会留意这些学校在本科阶段怎样把职业教育做深做实，作者对此结果表示理解，这是制度与现实之间互动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