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抢手职业:500 人抢岗,拈阄入职,比现在考公、进大厂还卷

发布时间:2025-12-13 15:57  浏览量:6

问大家一个问题:清朝不起眼但最抢手的职业是什么?答案可能颠覆你的三观——是“家人”(长随)。

上一篇咱们聊过,晚清的家人离谱得很——身为仆役却能指挥知县,月入抵现在5万,够娶四房小妾。那么可想而知,这个名义上“伺候人”的岗位,会有多吃香,能有多卷:

大家各显神通托关系推荐,500个关系户抢名额,最后只能靠拈阄定输赢;榜眼主动把老同学塞进这个岗位,宁愿让他 “屈尊” 做仆役,也不愿他另谋高就。

按《清代地方政府》记载,家人本是官员私人仆役,“子孙不得应试入仕”,社会地位低如尘埃。可为啥士绅子弟、落第秀才都挤破头要干?不光是上一篇说的“能掌权”,更关键是这岗位藏着“低风险、高回报、攒人脉”的三本万利门道——当家人,拼的从不是力气,是关系;比的也不是勤快,是资源。

别以为“家人”是随便就能当的杂役,它的准入门槛,比考秀才还苛刻,得闯过三层关。

第一层是 “高官背书”,说白了就是硬邦邦的内推。杜凤治刚确定赴粤任广宁知县,还没收拾好行李,他的“荐师”——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的亲笔信就到了,专门推荐自己人:“此子谨厚可靠,可委以心腹之事”;

到了广东,藩台、臬台衙门的人一天塞来10多张推荐单;路过肇庆,顶头上司知府徐嵩生一见面就拍胸脯:“我给你留了俩靠谱的,帮你盯着实务,放一百个心”。

这些高官可不是闲得慌,推荐人是为了安插“眼线”。藩台推的人,要盯着征粮进度,确保赋税一分不少交上来;臬台推的人,得探听办案细节,防止知县徇私;连总督府的人推的,都要帮着传递省城的官场风向。

知县就算明知道这些人是“监视器”,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拒绝一个推荐者,等于得罪一整个关系网,以后想升迁、办差事,到处都是坎。

第二层是能力和背景,光有人推荐还不够。

能被推来的家人,要么有特殊本事,要么有硬背景:杜凤治的家人赵荣,“曾得军功,以都司用,戴花翎”,懂军务,应酬起来滴水不漏;严澄更厉害,是榜眼许其光的老同学,“文理字俱佳,书禀、四六均去得”,意思就是写公文、作应酬文章样样行,小地方没师爷他也可以顶上;还有个叫高升的,是巡抚衙门门房的亲戚,省城各衙门的规矩门儿清。

纯粹的市井无赖,就算托了关系,也会被筛下去——官员要的是“能办事、能传信”的亲信,不是惹麻烦的泼皮。

第三关最绝,是拼运气:拈阄定输赢。

南海县治下的西关

杜凤治首任南海知县时,计划招100个家人,结果推荐单堆了半桌子,足足400多张,加上老部下50多人,候选者超过500。选谁都得罪人,不选又驳了高官面子,最后只能把名字写在纸上揉成团,当众抓阄。他在日记里吐槽:“荐条堆积如山,取舍两难,拈阄虽非良策,然可息事宁人,免生嫌隙”。

继任他的张琮更夸张,上任前收到的推荐单有500多张,比那年考秀才的人还多。有人为了抢岗,提前给杜凤治的亲信送“预谢礼”,承诺入职后分一半收益——500多个关系户啊!这卷度,不比现在考公、进大厂疯狂多了。

没人是真为了“伺候人”来抢岗,图的是其他职业比不了的三重好处。

第一是赚钱快,不用熬科举。晚清九品官年薪才360两,普通衙役一年就10两,而家人的收入完全是碾压级的:除了主人给的3到5两月薪,核心收入全靠“自己创收”。

有文化的帮官员写公文、代笔书法,一次润笔费就1两多;管采买的帮着送节礼,克扣的差价每月能有十几两;就连看大门的收门包,普通百姓递诉状给2钱,乡绅富商至少给5两,一个月下来比衙役一年挣得还多。

杜凤治的家人严澄,靠着和榜眼许其光的关系,帮商人打通关节,一次就能拿几十两谢礼;赵荣靠军功背景协调军务,半年就攒下买田的钱。不用像考科举那样熬十年八年,也不用像经商那样担风险,进了家人队伍,最快半年就能脱贫。

第二是风险低,出事后能全身而退。这是很诱人的一点:官员贪赃被查,轻则罢官流放,重则掉脑袋;可家人大不了卷铺盖跑路,换个知县照样当心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例子,某知县被查,第一个跑的就是他的家人,带着几十万赃款换个地方,又成了新知县的红人。

最关键也最实在的是能攒人脉,这才是长期饭票。跟着知县能认识知府、藩台,跟着藩台能接触总督,就算以后不当家人,这些关系也能变现。

杜凤治的家人何贵,跟着他混熟了各级官员,后来自己开当铺,没人敢刁难;高升靠着在各级衙门攒下的人脉,和罗定泗纶的“朱广兰”茶庄合作,打通了从罗定到广州的运输关卡,不用交苛捐杂税,两年就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茶叶商。还有人把家人当跳板,先熟悉规矩攒人脉,再捐官入仕——这可是低成本进官场的捷径。

家人队伍动辄几十人,和现代职场一样,内部的争斗当然也很激烈,既要抱团对外捞钱,又要互相踩挤抢资源。

先说“抱团分赃”,他们会按岗位划好利益圈,谁都不能越界:管征粮的只能在粮务上捞钱,不能碰办案的好处;看大门的门包全归自己,别人不能沾;负责传信的信息费,只能自己拿。

杜凤治在四会任职时,赵荣管采买,每月克扣的差价都会分给核心家人,形成利益共同体;要是有人敢跨界,比如门房私吞办案的打点费,立马会被联合排挤走。

宫斗更是家常便饭。严澄因为和榜眼关系好,能接触上层,其他家人就造谣说他私吞好处,逼得他辞职;赵荣对师爷无礼,被师爷告到杜凤治面前,放话“要么辞他要么我走”,杜凤治好说歹说,最后还是把赵荣开了。

更狠的是背后捅刀,有个家人为了抢传信岗位,偷偷打小报告说对手泄露消息,把人挤走后自己上位。杜凤治自己都感慨:“家人之间的争斗,比书吏衙役还凶,稍不留意就被利用”。

为了保住岗位,大家还得拼命表忠心。杜凤治调去四会时,有个家人主动说“我不要月薪”,这是打算只靠分赃过日子,只求能跟着去;

还有人把亲戚送到杜凤治老家当人质,承诺“若有二心任凭处置”。官员习惯了老家人的办事风格,就算知道他们贪墨,也不愿轻易换掉——毕竟再找个忠心能干的,又要面对一堆推荐单的压力。

500人抢一个仆役岗,抢的当然不是伺候人的活,而是权力变现的门路。这种内卷,本质是晚清官场资源枯竭的绝症。

朝廷只给官员头衔,不给办事团队,州县官要处理征粮、诉讼一堆事,只能自己花钱雇家人;可家人岗位有限,能接触核心资源的更少,自然引发争抢。更荒唐的是,晚清官场拼关系比拼能力重要,想当官靠推荐,想办事靠人脉,而家人岗位,正是低成本拿资源的唯一渠道。

当士绅子弟放下身段抢当仆役,当高官排队推荐亲信,当500人抢岗要靠拈阄,这个官场已经烂到根里:拼的是关系,不是能力;比的是资源,不是贡献。这种风气就像毒药,让越来越多人放弃科举实业,一门心思钻营捷径。当整个社会都在疯抢伺候人的岗位,这个王朝的崩塌,早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