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员这种低收入职业的收入水平是由谁决定的

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对比：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比如华为、腾讯、字节跳动，员工的年薪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与美国硅谷的工程师收入相差无几。可与此同时，同样是劳动者，像商店收银员、超市理货员、餐馆服务员这些基层岗位，他们的月薪可能只有三四千元，而在美国，类似岗位的时薪往往在15到20美元以上，折合人民币每月能有八九千元甚至更高。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让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同样是收银员，收入却差这么多？这种低收入职业的工资水平，到底是被谁、被什么力量决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国家穷”或者“老板黑心”，而要从经济规律、社会结构、劳动力市场机制以及制度安排等多个层面去理解。收银员这类职业的收入，并不是由某一个人或某个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一整套复杂的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是基础**

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经济学告诉我们，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格。而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

在中国，像收银员这样的岗位，属于劳动密集型、技能门槛较低的职业。这意味着，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人非常多，供给极其充足。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很多人第一份工作就是服务业岗位。再加上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导致低技能岗位的竞争异常激烈。

而需求方面，虽然超市、便利店、商场等零售业态在发展，但自动化、数字化也在不断替代人工。自助结账机、无人超市、线上购物的普及，都在减少对收银员的实际需求。需求增长缓慢甚至萎缩，而供给却源源不断，这种“供大于求”的局面，自然压低了工资水平。

反观美国，虽然也有自动化趋势，但整体劳动力市场结构不同。美国人口增长缓慢，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尤其在服务业领域，许多本地人不愿意从事重复性高、社会地位低的工作，导致雇主必须提高工资来吸引人就业。再加上最低工资法的强制约束，收银员的时薪被“托底”，形成了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

所以，收银员的工资，首先是由“有多少人愿意干”和“有多少岗位需要人干”这两个因素决定的。在中国，前者太多，后者增长有限，工资自然难以上涨。

**二、最低工资标准与制度保障的差异**

工资水平不仅受市场影响，也深受制度安排的制约。在中国，各省市设有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一标准往往只是“底线”，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会尽量贴近这个底线，甚至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比如只发基本工资、不交社保、要求加班但不付加班费等。

而且，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可能接近每月2500-3000元，而一些中西部城市可能只有1500-1800元。而收银员这类岗位，很多分布在中小城市或社区商店，企业为了控制成本，往往就按最低标准支付。

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政府设有联邦最低时薪（目前为7.25美元/小时），但大多数州和城市会设定更高的最低工资。比如加州、纽约州的最低时薪已超过15美元，一些大城市如西雅图甚至达到18美元。这些法律强制力强，执法也相对严格，雇主违规成本高，因此基层员工的实际收入更有保障。

此外，美国的服务业工会力量虽然整体衰落，但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仍有一定影响力，能够为基层员工争取加薪和福利。而在中国，服务业工会组织覆盖有限，普通员工缺乏集体谈判的能力，很难通过组织化方式推动涨薪。

因此，制度保障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低收入岗位的“底线”有多高。

**三、企业成本结构与盈利模式的影响**

企业是发工资的主体，而企业愿意支付多少工资，取决于它的盈利模式和成本结构。

在中国，零售行业整体利润率偏低。超市、便利店等业态竞争激烈，毛利率往往只有10%-20%，甚至更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必须严格控制人力成本。而收银员作为非核心岗位，往往是企业压缩成本的首选对象。

许多连锁零售企业采用“总部集权+门店外包”的模式，门店由加盟商或第三方公司运营，员工并非直雇，而是通过劳务公司派遣。这种“层层分包”的结构，进一步削弱了员工的议价能力，也使得工资被压到最低。

而在美国，虽然零售业同样面临竞争，但整体消费能力更强，客单价更高，企业有更大的空间来支付较高的人力成本。同时，美国的零售企业往往更依赖品牌和服务体验来竞争，因此愿意在员工培训、服务态度上投入，这也间接推高了基层员工的工资。

此外，美国的企业税收结构、社保体系也不同。虽然企业支付的工资高，但部分成本可以通过税收抵扣、保险机制分摊。而在中国，企业除了支付工资，还要承担较高的社保缴费比例（通常为工资的30%以上），这进一步增加了用人成本，导致企业更倾向于“少雇人、低付薪”。

所以，企业不是不想雇人，而是“雇不起”——在现有盈利模式下，提高收银员工资可能意味着亏损。

**四、社会观念与职业价值的认知差异**

除了经济和制度因素，社会文化也在悄悄影响着工资水平。

在中国，收银员这类岗位往往被视为“临时工”“过渡性工作”，社会地位不高，很多人认为这是“没出息”的职业。这种观念导致从业者缺乏职业认同感，也缺乏争取权益的动力。雇主也因此不把这类岗位当作“正经岗位”来看待，自然不愿意支付高薪。

而在美国，尽管收银员也不是高地位职业，但社会普遍尊重“劳动本身的价值”。即使是最基层的工作，也被认为是社会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这种观念体现在政策上，就是对最低工资、劳动权益的重视。

此外，美国的“生活成本”压力也更大。在许多城市，一个人如果时薪低于15美元，几乎无法独立生存——房租、交通、医疗、食品等开销巨大。因此，社会共识认为，即使是最简单的工作，也应让人“体面生活”。这种“生存工资”（living wage）的理念，推动了工资水平的上涨。

而在中国，很多人仍然认为“低收入是暂时的”，年轻人做收银员只是“过渡”，未来要“跳槽”“创业”“考编”。这种心态使得社会对低收入岗位的长期改善缺乏关注，政策和舆论也较少聚焦于此。

**五、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深层原因**

更深层次看，收银员收入的差距，反映的是两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不同。

美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80%，其中大量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金融、教育、医疗、科技服务等。这些行业薪资高，带动了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同时，制造业外迁，国内保留的多是高技能、高薪酬岗位，低技能岗位虽然存在，但数量相对较少，且受到制度保护。

而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仍是就业主力。虽然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但吸纳的就业人口有限。大多数劳动者仍在中低附加值的岗位上工作，收入增长缓慢。

此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不均等问题，也使得大量劳动者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没有稳定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保障，只能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来维持生存。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进一步压低了基层岗位的工资水平。

**六、谁该为低收入负责？**

那么，收银员的低收入，到底该怪谁？

是怪企业太贪婪？还是怪劳动者没本事？还是怪政府不作为？

其实，责任是分散的，不能简单归咎于某一方。

企业确实有逐利的本能，但在激烈竞争中，它们也面临生存压力。如果所有企业都提高工资，成本上升，商品涨价，消费者可能转向更便宜的替代品，最终导致企业倒闭。所以，单靠企业“发善心”提高工资，是不可持续的。

劳动者本身也有局限。很多人缺乏技能、教育背景或社会资源，难以进入高薪行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值得”获得体面收入。劳动的价值不应仅由技能高低来衡量。

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劳动执法、完善社保体系、推动职业教育、缩小城乡差距，政府可以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公平的环境。近年来，中国也在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保覆盖、推动共同富裕，但这些改革需要时间，也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

**七、未来会变好吗？**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大趋势。近年来，一些沿海地区的企业已经开始提高基层员工工资，部分原因是“招工难”——年轻人不愿意进厂、不愿意做服务生，企业不得不加薪留人。

同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替代了一部分岗位，但也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效率，部分岗位的劳动强度下降，单位产出提高，为加薪创造了条件。

此外，社会对“体面劳动”“共同富裕”的关注度在提升。未来，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权益意识的增强、服务业升级的推进，收银员这类岗位的收入水平，有望逐步改善。

但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它需要经济持续增长、制度不断完善、社会观念逐步转变。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收银员的收入，仍将由市场、制度、企业、文化等多重力量共同决定。

**结语**

收银员的工资，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则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神经。它不是由某个人决定的，而是由经济规律、制度设计、企业行为、社会观念共同塑造的结果。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让所有基层劳动者都拿到高薪，但我们可以努力创造一个更公平、更有保障的环境，让每一份劳动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毕竟，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有多少亿万富翁，而在于它如何对待最普通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