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工资不高、压力不小，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干？

干了几年村干部之后，很多人会发现自己变了。刚上任时的激情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习得性”的心态：事情永远做不完，委屈永远说不清，但日子还得过。这种变化，不是个人问题，是职业生态塑造的结果。

云南农业大学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虽然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村干部的政治态度、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整体趋向积极，但“工作积极性仍然较低”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物质待遇改善了，态度也更积极了，工作积极性却依然不高？答案藏在“工作回报和生活满意度不高”这句话里。换句话说，村干部觉得“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年龄差异：在“新农村建设”时期，40岁以上村干部的工作态度明显好于39岁以下者，说明那时候年轻干部更容易“熬不住”。到了“乡村振兴”时期，年龄差异不再显著——年轻村干部的工作态度有所改善，但仍然不高。

这说明什么？说明年轻村干部的积极性问题正在缓解，但根本性的激励机制还没有解决。正如研究所建议的：改善村干部工资福利待遇、提升学历水平，是让村干部形成更积极态度的重要路径。

同样当村干部，有人干了几年就想跑，有人却越干越有劲。差距在哪里？广东省一项针对369名扶贫地区村干部的研究给出了答案：心理资本。

研究发现，村干部的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压力越大，满意度越低。但心理资本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村干部，压力对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就越小。

什么是“心理资本”？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应对挑战的心理资源，包括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做好）、乐观（相信事情会变好）、韧性（扛得住挫折）、希望（能看到出路）。研究证实，心理资本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意味着，那些“越干越有劲”的村干部，往往不是因为他们压力更小，而是因为他们有更强的心理韧性。但问题来了：心理资本是天生的，还是可以培养的？研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唐斌教授提出的“个体-组织”双维策略提供了一个方向——个体需要优化时间管理、增强职业认同感，组织则需要建立心理援助计划。

村干部工作积极性的另一个杀手，是“角色模糊”。

唐斌教授在讲座中指出，基层干部长期面临“上级政策与群众诉求间的矛盾、权责不匹配等困境”。用大白话说就是：任务给了，但权力没给；责任担了，但资源没配。

这种状态对心理的消耗是巨大的。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我不知道这件事该不该我做”的模糊状态中，心理能量就会被持续耗散。这也是为何有研究者将村干部面临的压力概括为“角色模糊”——职责边界不清，是村干部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

更让人无力的是，这种“模糊”往往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正如有研究指出的，它涉及“微观权力-中观网络-宏观结构”的多重因素，不是一个村干部自己能改变的。

面对制度性的压力，村干部们也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生存智慧”。

一位干了二十年的老村支书总结了自己的方法：“分清轻重缓急，能拖的先拖着，必须干的马上干。”这听起来不够“现代”，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拖”有时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有些事情拖着拖着就没了，有些事情拖着就有了转机。

另一个常见的方法是“抱团取暖”。几个村支书经常通电话，互相吐槽、互相支招。这种非正式的同伴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心理缓冲的作用。唐斌教授也强调了“增强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性——当你觉得这个工作有意义时，承受压力的阈值就会提高。

但这些“土办法”毕竟治标不治本。研究普遍认为，解决村干部心理压力和积极性问题，需要“个人与组织双管齐下”。个人层面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组织层面的制度保障——合理的待遇、清晰的权责、系统的培训、有效的心理支持。当这些条件具备时，村干部才能真正从“扛着干”变成“愿意干”。

资料来源：夏体韬《云南村干部社会态度的变化及应对》（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6年第20卷第1期）；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我院特邀华南农业大学唐斌教授做客青年人文素质大讲堂》（2025年3月4日）；韦志中、卫丽、邓伟平《扶贫地区村干部的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心理资本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年第27卷第2期）；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平台《半流动性治理中村干部角色类型及与疏离共同体互构逻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