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人都有）这种叫“1929”的人性特征

杨斌

电影迷如果喜欢一部片子，在二刷､三刷时就会有很不同的视角，发现全然新鲜的细节，像读（创造）又一部作品｡

这说的既是我这几个月反复翻读《1929》的体验，也是安德鲁・罗斯・索尔金在若干1929名作在前，却决意再写“自己的1929”之意义｡

寄给我《1929》英文原版书的美国朋友，是一位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年都会寄一本书给他的朋友作为年度阅读推荐，通常是在感恩节到圣诞节那段时间｡就在2025年这个时候，有着红彤彤书封的《1929》到了我的手里，封面上一条剧烈向下的波段线，把“1929”这个书名横空锯断，让人无法不产生对股市暴跌的联想——尽管红色在中美股市的寓意正好相反，但我一点也不觉得中文版应该以“绿”洗面｡

作者：［美］安德鲁·罗斯·索尔金（Andrew Ross Sorkin）著

译者：朱宁 译

出版社：湛庐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6年6月

无关紧要的一年，无处不在的人性

在编辑的催促下写下这篇文章时，看着《1929》这本书的副标题里吸引眼球的“Greatest Crash And How It Shattered A Nation”, 我却想把它换成类似《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那样的书名“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是的，1929，无关紧要的一年｡

这是反话，也是正说｡因为1929在人类历史中的每年､每天都程度不同地上演；1929 作为一种人性特征，在每个人心中､身上都有纷呈表现｡正因为“No Significance”, 才说明其强大深远，才持续地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翻篇，又再来一遍｡

也是基于这个旨趣，我不同意对这本书做所谓的“timely”（生正逢时）的评价｡

剥离借古喻今的阴谋论

这本书不同于索尔金另一本同类作品《大而不倒》的一年急就，是磨了8年多才写完的｡最初起意，是源于记者出身的索尔金在旅途中的一次集中阅读——他因为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一年内就写出厚厚的《大而不倒》并大受好评，进而衍生出一种浓厚的兴趣，想要深究一下历史上名头更大､破坏性更强的1929股灾（1929真的是股灾吗？）以及其后的大萧条（是股市下跌造成的吗？）｡他知道，同样是写大事件，写一年前刚发生的“历史”, 与一个世纪前发生､被不断重新理解（并讲述）的历史，非常非常的不同｡针对2008年的写作，作者发挥自己记者的专长，做了相当多的关键人物一手访谈，而要写作近百年前的故事，既要充满细节､复活冲突，又不能与已有的名著“撞衫”, 作者就需要有超凡的文献能力，去发掘未得善用的档案，以及对一流的纪实作品来说会产生云泥之别的关键——慧眼独到而能启迪今人的“史感”, 把这老题材，讲出新话出来｡

《1929》英文版出来后的热议畅销，是不是就证明作者做到了呢？我的感觉是，他讲出了新故事——股市的故事与政商界博弈斗法，故事超级精彩，复原度高，颗粒饱满，应该立刻拍成新的《亿万》（Billions）; 却可能没有得出新结论，也不太敢给历史人物“翻案”, 说好听一点儿，他复原出历史，让读者自己评判｡

我这么费力气地去解析这本书的写作缘由，是想试着把这本书从英文版那些借古喻今､警示当下的“阴谋论”式评价中“剥离”出来｡它出版于美国股市昂扬时分，主流对经济前景十分看好，但也有少数人发出尖锐警告：又一次大危机即将来袭｡是的，编辑可以说这本书是在“及时”（timely）地预告1929会在当下再次上演，那一定会提升关注度和销量｡但，这不是事实｡索尔金并没有试图用这本书警示，“另一次1929”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当下即将重演，至少在他开始查资料，有了写作意图，动手构思这本书的2017年，大的科技和经济环境跟书正式发售的2025年相当不同｡当然，他在写作的过程中，是否动了迎合之念，你可以去书中寻找痕迹，作为一种阅读乐趣｡

书写出来，就进入读者自行再创作的阶段｡1000个读者眼中有 1000个哈姆雷特，1000个《1929》的读者眼中，也可能会有 900个人，甚至包括那位根据形势重写记忆的作者，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市场（尤其是 AI 驱动的繁荣）与20世纪20年代的咆哮上涨存在显著相似性，包括高杠杆､公众投机热情高涨，以及精英阶层的盲目乐观｡但我仍然要不合时宜地坚持说：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并非如此｡虽然作者也在书中写道“人们尚未意识到那个时代与当今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但我觉得这里的相似性并不那么简单明了，也无法一一对应；这本将会拥有长期生命力的书，并不是为了警示（或提问）当下的 AI 热潮是否存在泡沫､当下的美国股市风险是否已经过大，以及当下是否会重演 1929 悲剧而写的｡读者和评论者所体现出的这种简化―强化―同化的心理链路，某种意义上，正是《1929》娓娓道来的写实细节中所包含，所揭示的一种人性特征｡我在这里故意用比较中性的“特征”一词，而不是别的什么字眼，想突出的就是你真的不应该把它定名为“1929症”——那并不是理解它和重视它的正确做法｡“1929特征”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刻，不同的背景情境中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不会仅仅因为人的某种表现，就带来固定一致的因果｡更何况，如果你真打算将这种特征从人身上革除掉，那你基本上就需要将人连根拔掉，一并丢弃｡

复杂史感下的狂热与自信

即使“1929 股灾”是个输入法中的固定搭配——代表着公认的常识，我在细读本书后，却更加不愿意给 1929 年贴上这么一个简化的“股灾”标签；也不愿重复另一个定论，即造成 1929 年道琼斯股票指数跌去百分之十几（对，当年就是如此不够剧烈）, 就是人性中的贪婪与投机，或是银行家的为富不仁，又或是做空者的推波助澜｡满足于简单标签的人就应该去看爽剧，而史感是复杂的｡即使史感表现为一种洞察与直觉，也绝非粗暴因果的“一言以蔽之”｡

比如，有一个冷知识可以当做真伪题来说道一下：1929年并没有出现重大银行倒闭或大型企业破产的情况，自杀率还有小幅下降，并没有出现人们自行脑补出来的自杀潮｡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带有后见之明） 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画面——“就在我面前的窗户外，一名男子从15层楼跳下，摔得粉碎，引发骚动，救护车也赶到了现场”｡但这并不是当时多发的现象，也不能断定是由股市下跌造成的｡ 索尔金的《1929》并没有停笔于1929年（他要接着讲述对银行家的道德讨伐､对金融业的管制，以及真正摧毁和重塑了国家的萧条）｡事实上，在10月24日（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 首次崩盘后，市场接连又遭遇过“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 但 10月后股市就开始了复苏，到次年春季已经反弹了近50%｡真正的崩盘发生在1930年，一系列银行倒闭潮加上政府和美联储的错误政策，最终将经济与市场拖入螺旋式的下跌和此后经年的大萧条中｡那之后，“1929年股灾”“1929大崩盘”才被重新写入公众的记忆中､国家的记忆中，而被后见之明“重新认识为”历史的转折点｡按照索尔金的说法，“股市崩盘甚至算不上《纽约时报》1929年最重要的新闻报道”, 那一年最热闹的新闻是李察・柏德（Richard E. Byrd）飞越南极的探险｡

如果一定要叫板较劲儿的话，胡佛总统关于经济自行修复和尽量少干预的立场，真的就不对吗？在接任他的罗斯福上任第二天就关闭了所有全国性银行的那种英明神武的对比下，主流的看法自然成了罗斯福是英雄､胡佛是狗熊｡但这种所谓的历史名声，就如此合理吗？就能证明这种决策的对和那种选择的错吗？就能给予后世启发，值得垂范效仿吗？在书中的这一句下，我给作者画了好几道线: “若由（一直秉持束手主义的）胡佛实施此举，必被视为绝望之举，但（刚刚上任且被期待大幅改变的）罗斯福的果断行动却赢得了赞誉｡” 也可以看做是从领导力的情境角度做的点到为止的延伸讨论｡（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里很多括号里的字 是我加的，并非作者原文｡）

索尔金充满哲理又满怀感触地说:“无论发出多少警告，制定多少法律，人们总会找到新的理由相信好日子会永远持续下去｡” 这仅仅是对群体狂热和过度自信的批评吗？换个角度，这在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中，难道不是让人们获得生生不息的韧性与狂热的一种有价值的“信念”吗？当然，作者是想引出下一句话：他们会将希望伪装成现实｡在这种集体性的狂热中，人类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理智｡是的，这是人性中的1929特征｡但也正是在这许多次的失去理智､狂热和伪装（尽管可能没有人喜欢这些贬义词）中，人类一步步地开辟出新篇章｡

只是在成王败寇的语言学中，“自信乐观”产生“结果”,“过度自信乐观”带来“后果”｡“自信”与“过度自信”之间的度，就任由“结果”和“后果”来倒推着划清｡索尔金写道，“人们都爱听精彩的故事，爱听那些对世界运行规律的简明诠释”, 我爱这一句胜过后面那一句，即“人们都渴望轻松赚钱”, 更远远地超过再后面的一句，我认为这一句似是而非: “几个世纪以来，从伊甸园里的蛇到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的市场狂热，诱惑始终在诱发着人类的愚蠢行为｡每一波浪潮都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这一次汲取了历史教训，绝不会再上当受骗｡”这是作者对人类进行判决的一句话，我并不认同｡写下这句话的作者，陷入了历史审判者的角色而不能自拔｡人类的行为是否愚蠢，是诱惑还是机会，是上当受骗还是开创历史，我因着自己的无知､后知而敬畏缄默｡

杨斌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可持续社会价值研究院院长；

开发并主讲清华大学《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领导与团队》等精品课程；

著有《企业猝死》、合著有《战略节奏》《在明明德》，译有《大学的窘境与革新》《变革正道》《要领》《教导》《沉静领导》等。

插画：邵忠

看清 “1929 特征” 的种种细节

作者是“吾从众”了的｡ 不过作者以更为当代的进步眼光寻求新突破，在“阳光查理”查尔斯・米切尔（Charles Mitchell）的故事上做了更多的研究，让“1929特征”的这个典型样本的复杂性更为凸显，没有让“阳光查理”在书中一边倒地接受（他并不应得的）道德审判，这算是一个亮点｡在书中，米切尔更像是悲剧主角而非反面人物，更显偏执多言､命运多舛，而非狡诈欺骗与蛮横跋扈｡ 作者也补充了一些后来才披露的信息，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米切尔｡ 根据这些信息所述，米切尔做了一些关键决策，也许并不该由他扛起所有的政治责任并替人受过；米切尔为保护他倾注心血的银行而损失了大量个人财富（声名）, 这居然源自他自己某种过度的责任感；那场审判最终的结果引发了公众哗然，这不难想象；他跟妻子之间的那个经典案例，也值得拿到商业伦理的课堂上去不断辩论，让人人扪心自问……作者把米切尔这个人写活了，嗯，该由谁来扮演米切尔最为合适呢？

索尔金的《1929》是真精彩､真好看啊：仍然是一副《亿万》编剧的调调，对普通人吝啬笔墨，对焦点人物却不惜挥霍，画面感极强，焦点总是锁定在金融界､商界､政界的尖尖上｡这都让我在阅读本书时，忍不住去想，该去请哪位演员饰演书中那复杂且“有戏”的角色｡真要叹服索尔金极强的故事节奏､戏剧冲突张力和生动的画面感表现力｡

史实是，那个时代重要的决策岗位都被男性占据，很多会议不允许女性参与｡ 不过，也不用担心，女性角色仍然会散发其特有的光彩：她们有的在关键场合推动着矛盾主线的深化，让局中人不可自拔，比如米切尔的妻子伊丽莎白；有的让人物的心里话得以说出口､让观众听得见，比如利弗莫尔的妻子多萝西；还有的既有时代色彩又始终有一席之地，比如女占星家伊万杰琳・亚当斯（Evangeline Adams）｡

我特别想请读者细读书中用楷体字呈现的引用部分，那是节选自当事人在当时的书信或是文章，这部分内容原汁原味地呈现出“1929特征”的种种细节，让我们在这些历史快要过去一百年后的今天，可以充满温情与敬畏地走入人物内心，去体会他们的左右纠结，去明智地放弃挽救历史的企图，在阅读《1929》中审视自身的局限及其意义所在｡只是从编剧的角度，如何能让这些日记或者书信中的话，以某种更活跃生动的方式被观众看到，需要一些改编的技巧｡比如这段美联储主席的妻子阿格尼斯・迈耶（Agnes Meyer）在日记里认为与她丈夫打交道的那些银行家几乎就是罪犯的话: “毫无疑问，纽约的银行家们显然证明了自己绝非英雄｡通过大萧条时期的观察，我认为自己认识的富人阶层实在不值得钦佩｡他们完全被恐惧和自私所支配｡”“如果公众意识到纽约普通银行家的无知､狭隘､无能和贪婪，我敢说他们肯定会吊死几个，但愿第一个就是查尔斯・米切尔｡”这么有味道的生动话语，如果能够以台词的方式呈现，该多么鲜明有趣啊｡

玩个小的文字游戏：主角米切尔所执掌的国民城市银行，其实就是花旗银行的前身，如果悍然地把书中所有的“国民城市银行”, 都换成“花旗”, 我猜一定会让读者更容易代入，读起来感觉更过瘾｡虽然这种“诡计”完全没有理性与逻辑，但也应和着书中的主题，体现出人性的难以捉摸，以及人们总是那么粗暴地寻求对世界的过分简化的认知｡简便好懂的叙事､笃定无疑的立场､聚光灯下的英雄，比翔实的数据和客观的说理，更有路人缘，更具戏剧性｡

这本书比《大而不倒》要薄一些，但仍然值得推荐给MBA､EMBA 和MPA等商学院､金融学院､公管学院的同学们，作为入学前的必读物｡ 入学后的导向周活动中，也可以把这本书作为破冰讨论的素材｡ 如果你是米切尔，在那种情况下你会作何选择？利弗莫尔这样的人物和他的行为的存在，对于整个市场乃至于经济的价值何在？你在人生中遇到过拉斯科布这样的领导者吗，跟他打交道有什么经验教训？你从胡佛和罗斯福的这一段经历中，收获了哪些领导力沟通与社会印象管理的启示？他们的经历如果放在社交媒体时代又会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能够在同学之中形成一些共同话题，也能让彼此借由讨论认识对方，也更懂自己｡

没有 “显著” 的坏人，却做出了 “显著” 的坏事

我在阅读中，试图代入到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教授这个人物中去——但这种代入光靠书中的描述是不够的，也是偏颇的｡ 这是一个在书中着墨不多，却很值得读者自行全面了解的人物——他是名校大教授，是真正开创了计量经济学，既有学问也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也是一位普通投资者，一个因为大加杠杆导致爆仓投资全覆灭的失败者｡他后来的人生没有被索尔金写进“有人建起丰碑，有人隐入尘烟”一节，让人多少有些遗憾｡我自己读到不少今人写的研究，这些研究试图借费雪教授的破产案，批评他金融伦理失范与道德素养缺失，对此我只能付之一哂｡

我过去在教《商业伦理》课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同学们在案例讨论中，不太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没有“显然”的坏人，却做出了“显著”的坏事｡对于坏的后果，最能被大家接受的归因，就是找到了坏人｡替罪羊是人们需要的一种“症状解”, 是一种易于理解和传播的简化，它让普罗大众能因此而出一口恶气，共同去唾弃，也让诡异的局和荒谬的事儿更能被脑子理解，被心理接受｡替罪羊并非没有罪，但重点在“替罪”｡替谁的罪？也许你会说是某个幕后黑手､大Boss, 或是体制，但实际上，替罪羊替的可能是你和我，是每一个人｡有了替罪羊，人这个“坏分子”就不必去反躬自省，不用再怀疑自己和普遍的人性｡我看 《1929》里的很多“滑坡”, 真的都是局部最优解的合成与演进｡每一个只是想挨过去再说的权宜之计，却一步步地演进成，即使你从险恶的出发点就开始设计，都不一定能制造出的最糟局面｡

作者的设问､读者的追问，都集中在1929以及后面的大萧条能不能避免？你有你的回答｡我的回答是：很难或不能，只要这个系统依然是由带着“1929特征”的人组成｡ 进化到我们这个阶段，人与人之间不能够真正地互相信任（真的，就是不能够）｡人和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政府和市场玩家之间､精英和大众之间，信息有差别，大家也故意制造差别，各方都执迷于博弈，不吝不惮以对他人最大的恶意揣测｡这是一种系统失调，也是一种系统必然，不能避免，只是推延或变幻｡

总是被放大的，是人性｡

总是最缺少的，是信任｡

总是会过头的，是自信｡

总是一而再地，是忘记｡

总是再而三的，是重启｡

书的结语叫做“繁华落尽，旧神黄昏”, 讲述了书中几条主线里关键人物的“下场”和终局｡米切尔､拉蒙特､乔治和理查德兄弟､杜兰特､利弗莫尔､拉斯科布､格拉斯，以及胡佛——这些人的故事都值得好好读读｡总有人说，住到医院或是参加葬礼是一种人生教育｡阅读讣告也是｡阅读这一章很是｡我感叹作者选择的细节：米切尔雷打不动的晨练如何被诟病，他所期待的“天赐的圣诞礼物”, 以及他女儿丽塔在多年后说出的那一句“早该结束了”｡

我喜欢索尔金对人性中“1929特征”的细致刻画，那是人与生俱来的､无法摆脱的永恒属性｡ 但我对“1929特征”必然会给未来带来的起伏并不介怀，对伴随起伏定会创造出的未来仍满是信心，满是好奇｡盼着它们快点儿来｡我是个谦逊的信徒｡索尔金在书的最后以“谦逊”来收尾——他指出解药在于谦逊，在于明白没有万全的制度，没有理性的市场，也没有哪代人能幸免“1929特征”所带来的跌宕，我也非常认同｡但如果用“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来总结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话，那只是物理规律，市井杂议，不具道德意义，也非行动指南｡

《1929》好看，我也愿意推荐，但不站简化定论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