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亲失败38次，我妈逼我娶了邻村寡妇，新婚夜她塞给我一(续写一)

麦子浇水那天，天气好得不像话。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周云秀还在睡，怀孕以后她变得嗜睡，早上怎么都叫不醒。我没忍心叫她，自己穿好衣服出了门。我妈已经在灶房里烧水了，看见我出来，压低声音说：“锅里熬了小米粥，你喝一碗再走。”

“不喝了，地里的麦子等着浇水，去晚了排队排到晌午。”

我扛着铁锹往地里走，晨雾还没散，麦田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像铺了一层白纱。路边的野草上挂满了露水，走不多远，裤腿就湿了大半截。村子还睡着，偶尔传来一两声鸡叫，远远的，像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到了地头，我看见前面已经有人在排队了。老赵头蹲在田埂上抽烟，看见我来了，咧嘴一笑：“守田，你媳妇咋没来？”

“怀孕了，在家歇着呢。”

“哟，恭喜恭喜！”老赵头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这小子，去年还是光棍，今年就要当爹了，命好啊！”

我笑了笑，没接话。把铁锹插在地头，蹲下来看了看麦子的长势。麦子已经快到膝盖了，绿油油的，风吹过来，麦浪一波接一波地滚向远方。我掐了一根麦穗，剥开看了看，麦粒还青着，嫩得能掐出水来。再有不到两个月就该收割了，今年的麦子长得好，比往年都壮实。

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轮到我了。我卷起裤腿下了地，挖开田埂，把渠里的水引进来。水哗哗地流进麦田，顺着垄沟往前淌，所到之处，泥土的颜色立刻深了一个色号。我扛着铁锹在地里来回走，看到哪里有缺口就堵上，哪里水漫不过去就挖开。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雾气慢慢散去，麦田显出了它真正的颜色——那种绿，绿得深沉，绿得厚实，绿得像要把整个春天都吞进去。

干到半上午，周云秀来了。她骑着电动车，车把上挂着一个保温桶，到了地头，把车支好，提着保温桶沿着田埂走过来。她穿着一件碎花的薄外套，头发盘在脑后，阳光照在她脸上，气色好得很。

“你来干啥？不是让你在家歇着吗？”我直起腰，用袖子擦了一把汗。

“给你送饭。”她走到跟前，把保温桶递过来，“妈煮的鸡蛋面，趁热吃。”

“我不饿，你先放着。”

“你不饿也得吃，都干了半天活了。”她把保温桶塞到我手里，语气不容置疑。

我只好在田埂上坐下来，打开保温桶。面条还是热的，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汤里飘着葱花和香油，香得不行。我大口大口地吃着，她坐在旁边，看着麦田里的水慢慢往前淌。

“水放到哪了？”她问。

“快到中间了，”我指了一下，“再有一个钟头，这一垄就能放满。”

“等放满了，下午放哪几垄？”

“南边那三垄，北边那两垄。今天争取把东边这八亩都浇完。”

她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那个红皮小本子，翻开看了看，皱着眉头说：“上个月买化肥花了一千八，买种子花了六百，拖拉机加油花了三百多。这个月还得买农药，玉米种子也得提前订了。”

“钱够不？”

“够，就是得算计着花。”她把本子合上，塞回兜里，“我跟你说个事，超市下个月要搞店庆，我们经理说了，这几天谁加班加得多，月底有奖金。我想多上几个晚班。”

“不行。”我说得很快，连想都没想。

“为啥？”

“你怀着孕呢，上什么晚班？骑车回来路上连个灯都没有，多危险。”

“可是——”

“没有可是。”我把保温桶盖上，站起来，看着她，“周云秀，咱家现在不缺你那几个加班费。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比什么都强。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没说，低下头用手指在地上画圈圈。我知道她不高兴，但我不能松这个口。她这个人，对自己太狠了，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好像不多干一点就对不起谁似的。我必须替她拦着，她不心疼自己，我得心疼。

“行了，别不高兴了。”我蹲下来，看着她的脸，“你要是实在闲不住，回家帮我妈剥点花生，后院那堆花生还没剥完呢。”

“那堆花生才多少，我一下午就剥完了。”她嘟囔了一句，但还是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提起保温桶准备走。

“骑慢点。”我冲着她的背影喊。

她没回头，只是举起手摆了摆。电动车在田间的土路上慢慢走远，扬起一小片尘土，我的目光追着她的背影，一直到她拐上大路，被路边的杨树挡住了，我才收回视线，重新扛起铁锹下了地。

水还在哗哗地流着，太阳已经升到了头顶，麦田里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映着蓝天白云。我站在田埂上，看着这片被水慢慢浸润的土地，心里忽然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以前浇水的时候，我是一个人，从早干到晚，累了就在地头躺一会儿，饿了就啃两口冷馒头。现在不一样了，有人惦记着你吃没吃饭，有人骑着电动车跑几里路给你送一碗热面条。这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比什么良药都管用。

下午三点多，东边这八亩地终于浇完了。我收拾好铁锹，骑着电动车回家。刚进院子，就听见堂屋里有人在说话。我把车停好，推门进去，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坐在堂屋里，穿着藏青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脚上蹬着一双黑皮鞋，一看就是城里来的。

我妈和周云秀坐在对面，两个人的表情都不太自然。

“守田，回来了？”我妈站起来，语气有点紧，“这是县里来的孙老板，说是找你有事。”

孙老板站起来，满脸堆笑地伸出手来：“你就是陈守田？久仰久仰。”

我跟他握了一下手，他的手又软又滑，像一条没有骨头的鱼。我在心里打了个问号，面上不露声色，在椅子上坐下来：“孙老板找我什么事？”

“是这样，”孙老板从包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支递给我，我摆手没要，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我听说你们村东头那片地要流转，我对那片地很感兴趣，想搞个农业观光园。你去年的玉米种得好，在附近几个村都有名气，我想请你来给我当技术顾问，工资好商量。”

我看了周云秀一眼，她的眉头微微皱着，显然不太相信这个人。

“孙老板，”我说，“我就是个种地的，初中都没毕业，当不了什么技术顾问。你找错人了。”

“没找错没找错，”孙老板摆摆手，“我打听过了，你去年参加了县里的农技培训班，跟李技术员关系不错，对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这些东西都很懂。再说了，种地这种事，理论是一方面，实践才是真功夫。你在地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比那些农学院出来的大学生强多了。”

他说得天花乱坠，我听得将信将疑。流转土地的事我倒是听说过，村里确实有人在传，说要搞什么农业开发，把我们村东头那几百亩地都租出去，一亩地一年给八百块钱的租金。不少人家都动了心，毕竟种地又累又不挣钱，把地租出去，安安心心出去打工，一年下来还能攒点钱。

但我不太想把地租出去。不是钱的事，是我舍不得。这些地，我爸在世的时候就种着，我从小在地里长大，哪块地肥哪块地瘦，哪块地容易旱哪块地容易涝，我了如指掌。你把地租出去了，种什么怎么种，就由不得你了。

“孙老板，”我想了想，还是把话挑明了，“土地流转的事我不反对，但技术顾问我真干不了。你要是真想在这边搞农业观光园，我劝你先把地里的土质搞清楚，我们村东头那片地，看着好，其实盐碱重，种小麦玉米没问题，种果树就不行，你得先改良土壤。”

孙老板的眼睛亮了一下：“你看，我说你懂行吧！”

我苦笑了一下：“这不是懂行，是种地种久了，地里那点事，闭着眼睛都知道。”

孙老板坐了半个多小时，说了很多话，画了很多饼，什么“现代农业”“观光旅游”“互联网+农业”，一套一套的，说得我在椅子上都快睡着了。他走的时候留了一张名片，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待遇从优。我客气地把他送到院门口，看着他的黑色轿车慢慢开远，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这人靠谱吗？”周云秀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不靠谱。”我说，“满嘴跑火车的人，靠不住。”

“那你还跟他聊那么久？”

“人家大老远来了，总不能把人轰出去吧？”我把名片随手塞进口袋里，“不过他说的事倒是提醒我了，村里东头那片地真要流转的话，我得想想咱那二十五亩地怎么办。”

“咱的地又不在东头，在东头的是王婶她们家的。”

“我知道。但地流转了，好多人就不种地了，都出去打工。到时候村里的农资店估计也开不下去了，买化肥种子都得跑镇上，麻烦。”

周云秀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在想，万一哪天我们也得把地租出去，她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这个家，会不会又散了。

“别瞎想。”我揽了一下她的肩膀，“咱的地不租，给多少钱都不租。”

“为什么？”

“不为什么。地就是根，根不能拔。”

她没有再问，转身回了屋。我站在院子里，看着那棵老槐树，春天了，叶子已经长得很密了，风吹过来，哗啦啦地响。去年的玉米棒子早就收进仓里了，树上干干净净的，只有几根枯枝还挂着，在风中摇摇晃晃的，像旧年的记忆不肯散去。

日子就这么过着，平平淡淡的，一天一天地翻篇。

周云秀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到五个月的时候，已经明显看得出怀相了。我妈把她当宝贝供着，什么活都不让她干，连洗衣服都不让碰，说“凉水激着了可不得了”。周云秀哭笑不得，说“妈，我这才五个月，又不是快要生了”。我妈不听，该拦的拦，该管的管，态度强硬得很。

村里的闲话又多了起来。这回不是说我娶寡妇的事，是说周云秀肚子里的孩子。有人说是我的，也有人说不是我的，是前夫的遗腹子，各种版本的谣言在村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地里给玉米追肥。隔壁地的老李头神神秘秘地凑过来，压低声音说：“守田，你听说了没？有人传你媳妇肚子里那孩子不是你的，是前夫的。”

我手上的动作没停，一把一把地把化肥撒进垄沟里：“谁说的？”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反正村里都在传。”

“传就传呗。”我把桶里的化肥倒完，直起腰来看着他，“老李叔，我问你个事。我媳妇的前夫死了两年多了，她肚子里这孩子才五个月，你说这账怎么算？”

老李头愣了一下，掐着手指算了半天，脸上露出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对啊，这不对啊，时间对不上啊！”

“所以啊，”我拍了拍手上的化肥粉末，“那些闲话，你听听就算了，别当真。”

老李头讪讪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倒没有多生气。农村就是这样，嘴长在人家身上，你堵不住。再说了，周云秀跟我过的这日子，我心里清楚，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更清楚。那些闲话，就像夏天的蚊子，嗡嗡嗡嗡的，烦人是烦人，但不至于咬死人。

晚上回到家，我发现周云秀不对劲。她坐在堂屋里，手里拿着一个针线笸箩，在做小孩子的衣裳。那是一件用旧床单改的小褂子，缝得很仔细，针脚又密又匀。但她缝着缝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一滴一滴地落在小褂子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咋了？”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她没说话，把手里的小褂子翻过来给我看。我看见了——小褂子的背面，歪歪扭扭地绣着三个字：小扫帚。

我的心猛地一沉。

“云秀——”

“村里人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说了。”她的声音很平静，但眼泪还在往下掉，“他们说我和永强……说这个孩子是……”

“别说了。”

“他们说我是扫把星，说我命硬克夫，现在又说这孩子是扫帚星转世，谁沾上谁倒霉。”她把小褂子攥在手里，指节发白，“我给这孩子起了个小名，叫小扫帚。我不是咒他，我是想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扫帚星怎么了？扫帚星也能把家里的垃圾扫干净，也能把晦气扫出门。”

她把小褂子举起来，对着灯光，一字一句地说：“我周云秀的孩子，不是什么扫帚星。他是来帮我们把日子扫干净的。”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里那种又倔强又脆弱的光，忽然觉得眼眶发酸。我伸出手，把她连人带小褂子一起搂进怀里，搂得紧紧的。

“就叫小扫帚。”我说，“等孩子生下来，我就跟村里人说，这孩子是来扫晦气的。谁家晦气多，我就带孩子去谁家扫一扫，扫得他家干干净净的。”

她在我怀里破涕为笑，捶了我一下：“你就会胡说八道。”

“不胡说，”我说，“说正经的，云秀，那些闲话你别往心里去。他们说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咱们过咱们的日子，谁也管不着。”

她把脸贴在我胸口上，闷闷地说了一句：“我知道。我就是……怕这孩子将来受委屈。”

“不会的。”我说，“有我在，谁也委屈不了他。”

她没再说话，就那么靠在我怀里，手里还攥着那件小褂子。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像两棵挨在一起的树，根在地下缠着，枝叶在天上挨着。

五月的时候，玉米长到了一人多高。青纱帐密密匝匝的，人走进去就看不见了。我在地里除草，头顶是大太阳，身上汗如雨下，玉米叶子划在胳膊上，火辣辣地疼。周云秀肚子大了，不能下地了，就在家里帮忙喂鸡喂鸭，洗衣做饭。我妈负责每天送饭送水，三个人分工合作，日子过得虽然累，但也算顺当。

那天下午，我正在地里忙活，村里的刘支书骑着摩托车来了，在地头按了两声喇叭。我直起腰，擦了把汗，走过去。

“守田，”刘支书把摩托车熄了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县里发了文件，说是要搞乡村振兴示范点，咱们村被列入候选名单了。”

我接过那张纸看了看，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什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看得我眼花缭乱。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把纸还给他。

“怎么没关系？”刘支书把纸折好，塞回口袋，“示范点要是选上了，县里会给资金扶持，搞基础设施建设，修路、通水、改厕，还有农业技术培训、产业项目引进，样样都是好事。你去年不是参加了农技培训班吗？我跟李技术员提过你，他对你印象很深，说你学习认真，肯钻研。你要是愿意，可以报名参加县里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考个证出来，以后种地也能拿补贴。”

新型职业农民？种地拿补贴？这些词我听着新鲜，像另一个世界的事。我蹲下来，摘了一片玉米叶子含在嘴里，嚼了嚼，一股青涩的味道在嘴里弥漫开来。

“刘支书，”我说，“你说这些，我也听不懂。我就知道种地，把地种好了，粮食打多了，日子就能过好。你说的什么培训什么补贴，要是真有用，我倒是可以去试试。但有一条，地我得自己种，别人种我不放心。”

刘支书笑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守田啊，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实诚。你放心，没人抢你的地。培训的事我先给你报上名，到时候通知你。”

他骑着摩托车突突突地走了，我蹲在地头，看着面前这片玉米地发呆。太阳快落山了，西边的天空烧成了一片橘红色，玉米叶子在夕阳里泛着金色的光。风从远处吹过来，青纱帐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人在低声细语。

我在想，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是个相亲三十八次都失败的光棍，蹲在地头上抽闷烟，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可现在呢？我有了老婆，有了孩子，有了二十五亩地，有了一个小拖拉机，还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考下来的什么新型职业农民证。日子这个东西，真是说不清楚。你以为它不会好了，它偏偏就好了；你以为它好了，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又给你来一下子。

但不管怎样，日子总得过。

而且，要好好过。

晚上回到家，周云秀已经做好了饭。她现在做饭越来越拿手了，以前只会煮稀饭下面条，现在能炒好几个菜了。今晚她做了蒜蓉空心菜、青椒炒蛋、番茄蛋花汤，还蒸了一锅馒头。我妈吃得眉开眼笑，说“云秀这手艺，比镇上饭馆的厨师都强”。

吃完饭，我把刘支书说的事跟周云秀讲了。她听完，放下碗筷，看着我：“你想去吗？”

“我有点想去，又有点不想去。”

“想去就去，有啥好犹豫的？”

“我去了，地里的活谁干？你肚子这么大了，总不能让你下地。”

“地里的活又不是天天有，”她说，“你去培训也就几天的事，这几天我让我娘家兄弟来帮帮忙，他们年轻，干得动。”

“你不是说你嫂子那人——”

“我嫂子是嫂子，我兄弟是我兄弟。”她打断我，“我兄弟从小就跟我亲，他巴不得来帮我干点活呢，就是我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不大不小的，但里面已经没有了新婚夜那种淡淡的平静，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笃定的光，像一盏灯，虽然不算亮，但不会再灭了。

“行，”我说，“那我就去。”

培训的事定下来以后，我天天盼着通知。那种心情，有点像小时候盼过年，不知道盼什么，就是觉得有什么好事情要发生。

六月的时候，玉米开始抽穗了。

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玉米地里，每一株玉米都顶着一簇淡黄的花穗，风吹过的时候，花粉像烟雾一样飘散开来，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甜丝丝的、让人想打喷嚏的味道。蜜蜂和蝴蝶在玉米地里飞来飞去，嗡嗡嗡的，热闹得很。

周云秀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走路的时候一只手撑着腰，一只手扶着肚子，一步一步地挪。我妈不让她出门，她就在院子里来回走，说是多走走好生。老槐树的叶子密密匝匝的，在地上投下一大片树荫，她就在树荫里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坐在小板凳上歇一会儿。

有一次我收工回来，看见她坐在槐树下打盹，手里还拿着那件小褂子，已经缝好了，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膝盖上。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落在她隆起的肚子上，落在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上。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嘴角微微上翘着，不知道在做什么好梦。

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从屋里拿了一条薄毯子盖在她身上，然后坐在旁边看着她。老槐树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远处有人在放广播，声音隐隐约约地传过来，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看着她，看着这片我生活了三十二年的院子，看着这两年来发生的所有变化，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有片地种，有个人陪，有个家回，就足够了。别的那些，什么钱多钱少，房子大小，都是虚的。实实在在的，就是眼前这些——夕阳、槐树、熟睡的女人、即将出生的孩子。

六月下旬，培训的通知终于来了。

地点在县城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为期五天，食宿全包，培训结束后通过考试的，可以拿到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刘支书骑着摩托车来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给拖拉机换机油，满手油污。

“守田，后天早上八点前到县城报到，别迟到了。”刘支书把通知单递给我，又凑近了一点，压低声音说，“我跟你透个底，这次培训全县只有五十个名额，你们镇就你一个。你可要好好表现，别给我丢人。”

我愣了一下，心里忽然紧张起来。全县五十个名额，我们镇就我一个？这压力也太大了。

“刘支书，你别吓我，我初中都没毕业，去了能行吗？”

“怎么不行？”刘支书瞪了我一眼，“李技术员说了，你脑子活，肯学，比那些大学生强多了。你别妄自菲薄，种地这事，书本上学不来的东西多了去了。”

刘支书走了以后，我拿着那张通知单翻来覆去地看，手心都出汗了。周云秀从屋里出来，看见我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看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去县城学习几天吗？至于紧张成这样？”

“你不懂，”我说，“全县就五十个人，我要是不及格，回来怎么跟刘支书交代？”

“你不会不及格的。”她的语气很笃定，“你去年学那些东西，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我都听不太懂，但你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你是真学进去了。这回也一样，你肯定能过。”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踏实了不少。人这一辈子，有个人在你心虚的时候给你壮胆，在你犹豫的时候推你一把，这就是莫大的福气。

我去县城那天，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周云秀给我收拾了一个包，里面装着换洗的衣服、洗漱用品，还有她连夜烙的葱油饼。我妈站在院门口，一个劲儿地叮嘱：“到了县城别乱跑，晚上早点睡，别跟人喝酒……”我说知道了知道了，骑着电动车出了村。

到县城的时候才七点多，我在路边吃了碗豆浆油条，然后骑着车找到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那是一个五层楼的小院子，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院子里停着几辆小汽车和十几辆电动车。

培训教室在二楼，我去的时候已经坐了不少人了。大多是三四十岁的男人，也有几个女人，一个个晒得黑不溜秋的，一看就都是庄稼人。我找了个靠后的位置坐下来，把包放在脚边，东张西望地打量着周围。

八点钟，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走上讲台，拿起话筒说：“各位学员，欢迎参加本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我是农业局的小张，负责这次培训的组织工作。下面请县农技站的李站长给大家讲话。”

李站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男人，戴着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他先讲了这次培训的重要意义，又讲了新型职业农民的相关政策，最后话锋一转，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各位，你们都是各个乡镇选拔上来的种地能手，是咱们县农业发展的骨干力量。农民这个身份，过去被人看不起，觉得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没出息。但从今往后不一样了。新型职业农民，是有证的，是国家承认的，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你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你们是现代农业的从业者，是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农人。”

他说“新农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提高了几度，台下响起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我也跟着鼓了掌，但心里还在琢磨这个词。新农人，新在哪里？新在种地用机器而不是用牲口？新在会看配方会算账？还是新在腰杆子比以前挺得更直？

不管怎样，这个“新”字让我觉得挺带劲的。就好像一件旧棉袄，打了几个补丁，刷了一层新漆，穿在身上，感觉都不一样了。

培训的内容很丰富，上午是理论课，讲什么土壤改良、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下午是实践课，去参观县里的现代农业示范园，看人家怎么搞大棚种植、怎么搞无土栽培、怎么搞农产品电商。晚上还有讨论课，大家坐在一起交流经验，互相对比一下小麦玉米的产量，说说各自地里遇到的病虫害，聊聊用什么肥料效果最好。

我学得很认真，比上学那会儿认真多了。不是因为我突然变聪明了，而是因为这些知识真的有用。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我爸怎么种我就怎么种，村里人怎么种我就怎么种，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种”。现在学了这些理论，回头再看那些经验，很多都能对上号了，心里豁然开朗，像一扇窗户被推开了，风吹进来，亮堂得很。

培训班上有个学员叫马建国，是南边乡镇的，比我大两岁，也是种地的，但他种的是大棚蔬菜，一年收入十好几万。他这个人爱说话，嘴皮子利索，课间休息的时候总拉着人聊天。有一天他跟我聊起来，问我家种什么，我说小麦玉米，他撇了撇嘴：“种大田作物能有几个钱？一亩地一年撑死挣个千把块。种大棚蔬菜就不一样了，一亩地一年少说两三万。”

“大棚投入大吧？”我问。

“投入是大，但回本也快。你要是感兴趣，改天去我那边看看，我教你。”

我嘴上说好好好，心里却在盘算。种大棚蔬菜，意味着要建大棚，要学新的种植技术，要找新的销售渠道。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领域，贸然跳进去，搞不好要把老本都赔进去。但马建国说的也有道理，光靠种小麦玉米，确实挣不了大钱。二十五亩地，一年下来也就两三万块钱，加上我在工地干活的收入，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想攒钱盖房子、供孩子上学，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转了好几天，培训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也许可以拿出一两亩地来试试大棚蔬菜，成功了就扩大规模，失败了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培训的最后一天是考试。笔试加实操，笔试考理论知识，实操考田间管理技能。我考得还算顺利，大部分题目都会做，实操也基本没出岔子。考完以后，李站长当场宣布了通过考试的名单，念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的心跳得砰砰的。

陈守田。

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嘴角忍不住往上翘。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周云秀做了一大桌子菜给我接风。我妈把藏在柜子里的那瓶白酒翻了出来，非要跟我喝一杯。我喝了一口，辣得直咳嗽，周云秀在旁边笑我，说我“一个大男人连酒都不会喝”。我妈也笑，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我把证书拿出来给她们看，一个小红本本，上面写着“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盖着县农业局的红章。我妈把证书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封皮上。

“你爸要是还在，不知道多高兴。”她擦着眼泪说。

周云秀从我妈手里接过证书，翻开看了看，然后又合上，双手递还给我，表情很郑重：“这个证，你要好好收着。”

“我知道。”我把证书放进抽屉里，转过身来看着她们，“我跟你们说个事，我想搞大棚蔬菜。”

我妈愣住了，周云秀也愣住了。

“你说什么？”我妈第一个反应过来，“大棚蔬菜？你种了一辈子小麦玉米，突然要去种大棚？你会吗？”

“不会可以学。”我说，“培训班上有个学员叫马建国，他种了五年大棚蔬菜，一年收入十几万。他邀请我去他那边看看，学学经验。我想着，咱家地也不少，拿出一两亩来试试，万一成了呢？”

“万一不成呢？”我妈的声音提高了，“那些大棚材料、种子、肥料，哪样不要钱？咱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你媳妇还大着肚子，这节骨眼上你折腾什么？”

“妈，你听我说——”

“我不听！”我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拍，“你这个人，就是不安分！地种得好好的，非要搞什么大棚！你爸当年就是不安分，非要去做什么生意，赔了个精光，把自己也气出了一身病！你是不是要走你爸的老路？”

堂屋里的气氛一下子降到冰点。我妈气得胸口起伏，周云秀坐在中间，看看我妈又看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把碗里的饭扒干净，放下筷子说：“妈，你说我不安分，我承认。但我问你一句，我这一辈子就守着这二十五亩地，一年挣两三万块钱，攒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房子翻新？才能供孩子上学？才能让你老了以后不愁吃不愁穿？”

我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我不是要走我爸的老路，”我站起来，把碗筷收拢到一起，“我是想往前走一步。这一步可能走对了，也可能走错了，但不走就永远不知道。爸当年做生意赔了，是因为他没学过没问过，凭着一股子蛮劲就冲进去了。我不一样，我先去学，先去问，先弄清楚了再干。能行就干，不行就不干，咱不至于伤筋动骨。”

我说完，端着碗筷进了灶房。水龙头哗哗地响着，我把碗筷放进水池里，手伸进水里，凉意从指尖蔓延到全身。

身后传来脚步声，我知道是周云秀。她的脚步声我听得出来，比我妈轻，比村里任何人的脚步声都轻。

“守田。”她站在灶房门口，声音很柔。

“嗯。”

“你要是真想干，我支持你。”

我转过头看着她。她站在昏黄的灯光下，肚子挺得高高的，一只手撑在门框上，脸上的表情是认真的，不是那种随便说说的认真，是那种想清楚了以后才会有的认真。

“你不怕赔？”我问。

“怕。”她说，“但我不怕赔，我怕你以后后悔。万一你听了妈的话，没去干，过了几年回过头来看，心里一直想着‘当初要是干了就好了’，那比赔钱还难受。”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你怎么比我自己还了解我？”

“因为我是你老婆。”她说，“你这个人，表面上看着老实巴交的，骨子里比谁都犟。你想干的事，谁也拦不住你。我与其拦你，不如帮你。”

我走过去，把湿漉漉的手在她衣服上蹭了蹭，然后捧起她的脸，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她没有躲，也没有脸红，就那么站着，闭着眼睛，嘴角带着一点笑意。

“谢谢你，云秀。”

“谢什么？”

“谢你嫁给我。”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忽然伸出手指在我鼻子上点了一下：“陈守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以前连句好听的话都不会说。”

“以前不会，现在跟你学的。”

“少贫嘴。”她推开我，转身往堂屋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对了，马建国那个事，你什么时候去？”

“过两天吧，明天先把地里的活安排一下。”

“行。去的时候多带点钱，请人家吃顿饭，别空着手去。”

我点了点头，看着她慢慢走回堂屋的背影。她的身体比以前笨重了，走路的时候两只脚分开一些，怕踩到什么似的，一步一步地挪。但那个背影在我眼里，比任何时候都好看，好看到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

什么叫过日子？这就是过日子。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事事如意，而是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哭完了、笑完了，还愿意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还愿意为同一个目标使劲。

夜深了，村子里安静下来。

我躺在床上，手放在周云秀的肚子上，感受着肚子里那个小东西的动静。他已经会动了，时不时地踢一脚，翻个身，像是在里面待得不耐烦了，急着要出来看看这个花花世界。

“守田，”周云秀忽然说，“你说咱孩子将来会干什么？”

“不知道。”我说，“反正不会让他跟我一样种地，太苦了。”

“种地有什么不好？”她翻了个身，面朝着我，“你种地种得多好，县里都给你发证了。”

“那不一样。我想让他念书，念大学，去城里工作，别像我一样，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

周云秀沉默了一会儿，轻轻说：“城里的日子就一定好吗？我在超市上班的时候，看见那些城里人，早上匆匆忙忙地赶公交，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住在鸽子笼一样的楼房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觉得那样的日子，还不如咱在农村，虽然苦点累点，但一家人在一起，有个院子，有棵树，有块地，心里踏实。”

我没说话，在黑暗中握着她的手。

她说得对。城里也好，农村也好，关键是你心里踏实不踏实。以前在城里工地上搬砖的时候，每天晚上躺在工棚里，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现在不一样了，躺在这张床上，听着窗外的蛐蛐叫，闻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心里满满的，像十五的月亮，又圆又亮。

“云秀。”

“嗯。”

“你说得对。咱就在农村好好过，把地种好，把孩子养大，把日子过好。别的不想了。”

她没说话，只是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白线。老槐树的影子映在窗户上，枝丫微微晃动，像在对着月亮点头。

明天还要早起，地里的玉米该追肥了，大棚的事也要开始张罗了。事很多，但我不怕。有她在，有孩子在，有这块地在，有什么好怕的？

我把她的手贴在胸口上，感觉到她掌心的温度，一点一点地，把我的心焐热了。

这一年，我三十二岁，相亲失败三十八次，娶了一个寡妇，将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不，不是“将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已经是了。从他——或者她——在周云秀肚子里扎下根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了。

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声响，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什么小动物在活动。我侧耳听了一会儿，没再听到什么，便闭上了眼睛。

明天还有明天的活要干，还有明天的路要走。

路很长，但不怕。

因为从今往后，我不再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