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的从政风范

转自：团结报

□ 张继超

唐代韩愈《送穷文》有言：“利居众后，责在人先。”意为遇利甘居人后，尽责勇为人先。作为民建主要创始人之一、首任总会委员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自1945年民建成立起，便倡导“责在人先，利居众后”的理念。这既是他一生恪守的人生信条，也是其从政风范的生动写照。从清末投身教育救国、抗战时期奔走救亡，到延安“窑洞对”探讨历史周期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致力于民生建设，黄炎培始终笃定：从政不为高官厚禄，而为国为民干事创业。这份清醒与坚守，贯穿其一生。

责在人先：以担当立身成救国利民之功

黄炎培的从政风范，始于其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黄炎培一生，凡国家民族有需，必定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青年时，黄炎培眼见山河破碎、百姓无学无业，毅然立志教育救国。1902年中举后，他放弃仕途，拒绝旧政府高官厚禄邀约，回乡兴办新式学堂，深耕平民教育。为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道路，他遍历国内十余省调研、赴多国实地考察，最终锚定职业教育方向。1917年，黄炎培联合蔡元培等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核心宗旨；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做学合一”，帮助万千贫寒子弟凭一技之长安身立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先后创办、代办或合作了百余所各类职业教育机构，为近代中国培育了数十万技术人才。牵头开创这一事业的黄炎培，却始终坚守清贫办学的底线，从未谋取一丝私利。

民族危亡关头，黄炎培奔走呼号、义无反顾。九一八事变后，他率先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办刊物唤醒民众、筹物资支援前线，更亲赴南洋多地为抗战募集巨款。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他严嘱四子黄大能：投敌叛国，家族不饶；为国牺牲，全家为荣。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掀起响应请愿浪潮，黄大能参与其中，黄炎培深夜赶赴车站，非但未加阻拦，反而叮嘱其“胆大心细”，以实际行动支持子女担当救国之责。

1945年7月，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平建国，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与毛泽东的长谈中，他坦诚提出历史周期率之问，期盼中国共产党找到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毛泽东以“民主新路”作答。这场彪炳史册的“窑洞对”，尽显黄炎培心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担当。黄炎培还冒着政治风险出版《延安归来》一书，客观真实介绍解放区的崭新气象，为大后方民众点亮了和平与希望的灯火。

利居众后：以清廉守正固为政为民之本

黄炎培一生淡泊私利，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并据此立下家训、涵养家风。

黄炎培重修身、严家教，见儿子黄大能有骄矜之气，便转其至贫民区职业学校，直言“我们黄家可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子弟来”。1936年黄大能赴英留学前，黄炎培手书家训箴言相赠，其中便有“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谆谆嘱托，这正是黄炎培一生修身报国的真实写照。

黄炎培早年以“不为官吏”为信条，屡拒旧政府高官邀约。1949年，应周恩来邀请，黄炎培以72岁高龄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当子女问及昔日坚拒做官、如今为何欣然任职时，黄炎培坦言：“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身居高位，黄炎培依旧利居众后、实干为先，不谋一己之利，只解民生之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轻工业薄弱、民生物资紧缺，黄炎培多次深入基层，积极寻求破解原料难题之道，稳步推进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数十万手工业者就业。短短数年，全国轻工业快速恢复，民生产品供给大幅提升。

黄炎培立下铁律，严禁家人私用公车，始终婉拒机关分房，一生恪守清廉底线。1952年，黄炎培回乡祭扫，在得知当地为了彰显烈士功绩而为儿子黄竞武立了规格逾制的墓碑时，当即怒斥：“黄竞武凭什么搞特殊？”他立刻令人整改，绝不允许家人沾半点特权。在这样的家风涵养下，黄家子女坚持清白做人、踏实做事，无一人凭借他的身份谋取特殊照顾。

黄炎培的从政风范，以“责在人先”为担当底色，以“利居众后”为立身之本，始终把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这份贯穿其一生的清醒与坚守，不仅是党外先贤修身报国、履职为民的生动典范，更是跨越百年、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党外代表人士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同行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