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直做“对”的事，职业生涯就不会突然崩塌？

长期失业正在成为全球多地劳动力市场面临的主要挑战。据美国劳工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长期失业人数已达到新冠疫情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失业人口中，大学毕业生占比近三分之一，而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五分之一，且其中还有不少不仅受过高等教育，同时还拥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劳动者。

这一现实多少冲击着惯常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对失业的主流看法是，这与缺乏足够的教育或技能有关。人们曾经深信，只要一直做“对”的事——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找一份好工作，职业生涯就不会突然崩塌。但现实情况是，这一允诺正在失去或至少不如从前那么有解释力。

美国失业问题专家奥弗·沙龙（Ofer Sharone）发现，对许多人而言，教育的确仍然是一个问题，且不同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失业率差异很大。但是一旦失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陷入长期失业陷阱的可能性实际上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一样高。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失业，陷入长期失业的可能性 ，在不同教育水平之间并没有太大差异。更加悲哀的是，实际就业市场上，那些经验丰富的劳动者甚至更容易被困在长期失业中。

电影《上班一条虫》（Office Space，1999）剧照。

当这一切不再能够完全用教育来解释，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陷阱”？在《污名陷阱》中，奥弗·沙龙对美国的139位长期失业者进行了深入访谈，此外还联系到多家公司内部负责筛选简历的招聘人员，他发现那些长期失业者其实面临着来自社会多个层面的围猎。在职业地位与个人价值强捆绑的今天，失业者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质疑。相较于从前的失业人员，今天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更多困在对现有处境“高度个性化的责任观念”中，他们很少产生向外的愤怒，无形中将这些质疑和污名内化成了负面情绪，一旦产生情绪波动，又会进一步巩固外界对他们的质疑。

这个循环再度呼应着去年出版的《一人公司》中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共同折射出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正面临的新的处境。教育在赋予他们“稳定的情绪”的同时，似乎也给了他们一根“抽打自己”的棍子。整个社会看似平静的湖面之下，个体和他们身后的家庭都在这次震荡中承担着巨大的情绪和经济负担。这些将我们再度拉回新冠疫情初期——那个失业曾被短暂地认为受到“不可抗力因素”之时。“当社会普遍认识到经济困境并非个人过错，政策将截然不同。”

今天的这篇文章就结合《污名陷阱》等作品，谈谈社会层面对长期失业者的污名围猎，以及文化环境与信仰观念如何影响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的选择。

撰文｜申璐

高学历劳动者

为何陷入长期失业？

《污名陷阱》

作者：[美] 奥弗·沙龙

译者：王瀚 杨子钰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25年9月

在奥弗·沙龙的研究中，长期失业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它反映出的是当前就业环境中一种趋势性的招聘歧视。随着劳动者的失业时间越长，这种系统性的歧视往往越明显。书中的一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个判断。研究人员通过控制变化因素——改变申请简历的失业时长、教育水平和/或技能类型，他们发现，失业六个月或更长时间的人比那些不具备合适技能的短期失业者更难获得面试机会。

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剧照。

在美国部分企业的简历筛选者看来，他们在实际招聘环节中更倾向于所谓的“被动求职者”，即那些当前已有工作且并未积极寻找新机会的员工。这些人可能与那些正在积极求职的人在能力上并没有太大差别，但普遍观念认为前者更具竞争力，这也对失业求职者构成了明显的障碍。于是后者通常会面临的情境是——“你正在申请工作，通常有成百上千个职位，但要么完全没有回应，要么被拒绝，而且在美国，这些拒绝通常感觉非常个性化。这是因为典型的模式是你通过在线申请工作而陷入‘黑洞’，而由于长期失业者会受到系统性的筛选，你的申请会更容易被过滤掉”。

即便幸运地获得一次面试机会，这些长期失业者通常首先会被问到的问题就是：“那你过去几年的空窗期都在做什么？”为了获得用人方的信任，求职者不得不抑制内心的怒火，以尽可能清晰的方式论证自己并未虚度光阴且自身也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奥弗·沙龙指出，这个问题背后其实已经隐含了一种歧视性判断。

除此以外，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当中，奥弗·沙龙还注意到一种“优绩制度的颠倒”，很多求职者会在实际面试中因为“资历过高”而被拒绝，招聘者担心这类求职者会因重复工作而迅速感到厌倦，一旦有更好的机会便会毫不犹豫地离职。尽管长期以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表明，那些资历高的年长员工往往比年轻员工留任时间更长，但这种针对年龄和工龄的偏见实在有着太强的黏性。

“在这个体系中，求职者所拥有的经验被视为‘过于出色’，以至于令雇主感到‘畏惧’。这肯定不能被称为‘优绩制度’。”奥弗·沙龙在书中感慨。更为荒谬的是，一旦这些尝试避开所谓的“资历”陷阱考虑转行，他们在另一个领域明显的“资历不足”又会被质疑，于是被迫陷入了一种“既不能回头，又无法前进”的双重困境。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yness，2006）剧照。

为了打破这样的窘境，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通常会将目光转向建立人脉。然而，这在实际过程中也是相当困难的。奥弗·沙龙注意到，其中的悖论在于为了建立人脉，求职者不得不隐藏焦虑并展现出自己的自信，可这种隐藏却可能使对方觉得虚伪而阻碍了人际关系的建立。很多失业者在访谈时还提到，这个过程中更残酷的一面是，它迫使他们以一种挑战自我道德底线的方式行事——越是急于摆脱长期失业陷阱，越会无意识地将周围人都当作潜在的“工具”，这种心路历程最终会导致很多失业者失去“走出去”的心力。

在奥弗·沙龙看来，现有的针对就业的指导意见和相关讨论中，其实很少注意到个体在其中这种微妙的道德感上的不适。“人们被基于这些非常肤浅的标记进行分类和评判。就像性别、年龄或种族一样，我们都认同肤浅的标记不应该影响你的就业机会。我认为，美国长期失业现象持续存在的道德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关于经济损失的争论很多——有大量的政策文件探讨人们无法为经济做出贡献的负面影响，而关于道德后果的讨论较少，应该强调这一点。”

污名的内化与恶性循环

随着失业时间的拉长，来自各个层面的污名就愈发像空气一样包围着失业者们。在奥弗·沙龙的访谈中，最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失业者逐渐会把这些污名内化，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在传统经济学研究倾向于将工作视为一种“负效用”，人们工作只是为了赚取生活所需的薪酬时，奥弗·沙龙称他在调研中却深刻感觉到不工作给今天的人们带来的真实的痛苦。

电视剧《没有工作的一年》（2022）剧照。

有受访者坦言，不工作会让自己觉得“贬值”。“当你工作时，人们知道你有想法，能解决问题。而当你不再从事这些工作时，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好像你有什么问题似的。”即便有些求职者在失业初期理智上明白他们所遭遇的困境是由外在因素导致的，且对现实处境有基本的结构性理解，但这些解释最终带来的都只是短暂的安慰——“理智上我知道，这并不是我的错。我前公司现在经营困难，一直在裁员。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想，如果我能以某种方式把工作做得更好，或许就不会被裁了。”

在奥弗·沙龙看来，这种身份认同的破裂与这一代美国成年人如何定义自我密切相关。这显然已经无法用“心智脆弱”来概括这种转变，毕竟对于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来说，他们从小就被灌输“只要努力读书、努力工作，将来就会过上好日子”。一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女孩接受访谈时说：“我的祖母没受过多少教育，只靠洗碗为生，但这份工作她一直做到65岁！而我一直按照‘正确的方式’成长，现在却没了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失业不仅打破了他们家族几代人的努力与期望，也使得人们开始质疑这套游戏规则。

电影《实习生》（The Intern，2015）剧照。

这种污名的加深还与失业者通常得到的建议有关。不论是公共舆论场，还是私人社交中，很多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沮丧，周围声音或是安慰他们“别担心”“会过去的”，或是直言“如果我是你，我会如何如何做”。前者实际上在假装问题并不存在并“让”他们压抑自己的感受，而后者种种不必要的建议又隐含了某种预设，问题只是在于失业者本身以及他们的错误行为或不作为，而不是源于那些更宏观的因素，比如雇主的偏见以及优质稳定的工作机会的减少。久而久之，失业者原本为了排遣压力的社交也变得像找工作一样消耗精力。在这样的循环中，失业者往往会陷入因消沉而自责、又因自责而更消沉的恶性循环中。

作者：[美] 卡丽·莱恩

译者：李磊

版本：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 2024年1月

当就业态势日渐动荡，还有一种伴随而来的假设是失业对中产阶级男性的身份认同冲击更为严重。在另一部关于高新技术失业者的研究《一人公司》中，美国社会学者卡丽·莱恩（Carrie M. Lane）补充了性别的视角。她发现相比而言，失业给中产阶级男性带来的污名和压力有可能是在减轻的，但中产阶级女性的情况似乎正好相反。对一个男人而言，能够接受妻子的供养，说明他对性别角色的变化和女性职业成就抱有一种开放态度。没有收入的“弱点”反而被转化为“新”男子气概的佐证。但对同一处境的女性失业者来说，这段闲暇实际上削弱了她们的自我价值感，甚至觉得连吸引力也不如从前。

“这一历史性的意识形态转变与中产阶级的男子气概和婚姻理想上同样重大的转变接在了一起，于是造就了一种局面，中产阶级婚姻中的供养和依赖模式逐渐式微，弱化了男性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或至少是唯一经济来源的义务。另外，由于白领女性保留了或刚刚采用了一种基于稳定就业和经济付出的职业认同模式，她们无法分享相似的提振感。”卡丽·莱恩提到，现实中正是这些失业者的配偶和家庭承接下了许多情绪和经济负担，缓和了最初造成这些困境的劳动制度和市场经济可能引发的强烈反弹。

失业污名为何难消？

对优绩主义的反思仍不够彻底

尽管长期失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维度的差异，但上述研究几乎一致的发现是相比于从前的失业者而言，这波“最聪明”的失业群体几乎鲜少发起或参与公开的社会活动，以抗议不断加码的裁员和降薪潮。他们似乎都倾向于将失业这样一个社会性的问题首先定义为一种个人层面的情绪问题。

美国的优绩神话如何助长不平等、瓦解中产和吞噬精英？》

作者：[美] 丹尼尔·马科维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