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和制度的五个缺憾，似乎成为许多人“能上不能下”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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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有没有发觉这样一些社会怪相？

一些因为处分、职务调整、退居二线、退休甚至健康原因失去职务，或者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人，就会变成单位的“吉祥物”---不服从管理、不负担任何工作，所有人都得笑脸供着；而最让很多人感慨的是，很多在职的人精神抖擞，看起来充满活力；

可一旦离开了职位或职务，整个人很快就萎靡、邋遢，大多数在半年时间就可能衰老好几岁；

哪怕只是担任过半年以上的没有编制、不脱产村社干部，在离职之后就大概率成为一个难说话、唱反调、对着干的“鹰派”人物；

哪怕在某机关单位当过保安，在某大城市当过保洁，回村之后，就终身携带一股“鹤立鸡群”的气质；

……

这种种令人费解的现象，不是时间加速，不是空间转移，而且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态：“能上不能下”。

“能上不能下”，不只是官场或职场现象，它背后潜藏着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根深蒂固的心理与制度惯性，我们试着从以下五个角度进行理解：

1. 面子文化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博就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人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面子。

在他的著作《中国人的素质》中，第一章的内容就是《面子要紧》。

他的著作曾经深刻地影响了鲁迅、胡适等学者对国民性的认知。

在中国人看来，面子是混社会的第一大事。

一旦职务在身，就会让人尊重、处处有面，而作为身份标签的职位职务一旦跌落，就等同人格失败。

职务上去，意味着成功、荣耀、被尊重；下来或者丢了，常被解读为丢人、没本事、被否定。

所以很多人宁肯硬撑、内耗、找关系保位置，也不愿坦然“下来”。

在尊严焦虑的驱使下，哪怕没有报酬，哪怕只是挂名，都得有个职位职务；即便这一切都达不成，自己也要硬撑着，就像今天最流行的话：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

2. 等级观念

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人格，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国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等级=尊严”的观念刻骨铭心，只认“往上爬”，不认“各安其位”。

整个社会也形成了刻板且单一的评价体系：只有向上才叫进步，平调、降级、退居二线都算失败。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有人把李白、杜甫、苏轼作为失败者的典范，并发出“为什么要学失败者作品？”的质疑。

而一个现代化、成熟的社会，应该秉持“在合适位置上做好”的价值观，和“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成熟职业观。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里，做官、做工、务农、送外卖……都是平等、光荣且有尊严的职业，个人的进退升降，服从的是社会、岗位需要，而不是绑定个人社会地位。

3. 人情与关系网

中国有句俗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句话的反面就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

中国古代读书人，读书的目的绝大多数不是为了寻求真知真理，而是为了通过科举等途径光宗耀祖。

一个人的“上”就是一个家庭、家族、地域、派系的荣耀与福利；而一个人的“下”，则意味着他背后的一个巨大群体的荣誉、利益损伤，甚至遭遇“株连”式的灾殃。

上去容易，皆大欢喜；下来，兔死狐悲，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利益相关、荣辱与共的群体，就会互相护着、拖着，以“只能升不能降、只能进不能出”的刚性维系既得利益，进而全力阻止“进退自如、上下通畅”的健康运行。

4. 怕担责任

有时候，“能上不能下”的个体文化心理，也和不敢担责、怕犯错的群体心态有关。

社会缺乏对犯错者的宽容，局部的失误或者过错，往往可能带来对犯错者本身的全盘否定，以及大范围的排斥。

而在一些人成见里，职务职位下行调整，往往被等同于“犯了错、被处理”，很少被看作正常调整。于是形成一种氛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更不能掉下来，为了保住位子，哪怕选择性“闭眼”，甚至集体性坚持错误。

5. 缺少“契约与规则”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做事办事，不是依照规矩规则法度进行，而是“熟人好办事”，特别是那些带有权力属性的事，多靠人情、关系、身份等“非规则”因素才能搞定。

而职位职位，这些就等同于办事的“绿卡”和人脉等价交换的筹码，与拥有者本人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实现了深度绑定，乃至于形成“失去恐惧”。

现代社会讲：岗位匹配、能力适配、能上能下。

传统文化更加强调身份、资历、辈分、人情，而现代社会运行逻辑则依据岗位匹配、能力适配、上下自由。

当规则处于弱势、人治特征明显时，一个人的“下”，就变得特别敏感、特别难，也特别容易给当事人造成身心障碍甚至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