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建议初中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有这个必要吗？

今年两会，有一个建议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但它触碰的问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余绍容提出，应

在初中阶段开展职业启蒙教育

。

她的建议还包括：允许初中毕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与实习；建立全国统一的未成年人过渡保障信息平台，对未升学毕业生实施100%建档立卡；开设每周一节的职业探索课；开发新能源汽车维修、短视频剪辑等低强度职业技能课程。

一个来自四川农村的人大代表，提出的是一个纯粹从基层视角出发的现实问题：那些初中毕业、还不到16岁、也没有继续升学的孩子，这段时间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多城市居民从来没有想过，

因为他们身边的孩子，几乎都进了高中

。

据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初中毕业生共1698.24万人，其中普通高中招生1036.2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18.33万人，合计约覆盖了初中毕业生的85%到87%。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92%。

这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0到250万初中毕业生，没有进入任何高中阶段的教育体系。

他们年龄通常在15到16岁之间，义务教育刚刚结束，在法律上不具备合法就业的年龄资格。现行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常也以16周岁作为准入门槛。

这就形成了余绍容所指出的"政策真空期"，教育结束了，就业进不去，技能培训也进不去。这段时间，孩子们在哪里？在家待着，在街上晃，或者被非法用工的单位雇佣，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从事劳动。

这不只是孩子和家庭的问题。余绍容的建议文本里用了一个比较严肃的表述：这种状态"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做过基层工作的人应该不陌生：缺乏管束和出路的青少年，是各类社会问题的高风险群体。

而这200多万孩子，绝大多数不在大城市，不在家长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里。他们集中在农村、小城镇、欠发达地区，家庭资源有限，父母外出务工的情况普遍，孩子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管理。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大的就业背景。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6年2月，全国城镇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3%，而2025年8月这一数字曾高达18.9%，是2023年12月重新发布该指标以来的最高值。同期25-29岁失业率为6.9%，30-59岁仅3.9%。青年失业率是中年劳动者的四倍左右。

这个倍差折射出的，是学校教育与就业市场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年轻人离开学校时，普遍缺乏对就业市场的了解，也缺乏雇主真正需要的实践能力。

初中阶段的职业启蒙教育，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以及比这个群体更广泛的、每一个在初中毕业前就需要做出人生路径选择的学生。

中国的教育分流发生得很早。中考之后，学生要选择进普通高中还是职业高中，这个选择对后续的人生走向影响巨大，而大多数14、15岁的学生，对职业世界几乎没有任何真实的认知。他们选普高，是因为家长说要上大学；他们选中职，有时候

只是因为成绩不够

，而不是因为真正想往那个方向走。

在这样的认知盲区里做出的选择，质量可想而知。

余绍容建议每周设一节职业探索课，这个听起来很小的事，实际上指向了一个结构性的缺位。

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是以"升学"为中心设计的。小学打基础，初中冲中考，高中冲高考，大学再找工作。整个链条的逻辑，是以最终的学历证书来决定一个人的职业起点。在这个系统里，职业是学历的附属品，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探索方向。

这套逻辑对于那些能够顺利走完普高、考上大学的学生或许还有一定适用性，尽管大量研究表明，即便是大学毕业生，对自己专业和职业的了解程度也极为有限。但对于那些在初中阶段就已经被分流的学生，这套逻辑完全失效。

中国中学课程里，基本没有专门的职业认知内容。家政、烹饪、木工、机械、园艺——这些在德国、日本的中学课程里司空见惯的内容，在国内几乎看不到。学生对于职业世界的认知，主要依赖父母的职业和周围人的经验，信息高度局限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圈层。

这就意味着，来自工人家庭的孩子，能想到的职业上限基本就是工人或者小老板；来自农村的孩子，职业视野更加受限。而来自高学历中产家庭的孩子，则在父母的资源支持下，能够得到更全面的信息和更多的机会探索。

职业启蒙教育的意义，首先是一个公平问题：让每一个孩子，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都能在初中阶段接触到关于职业世界的基本知识，对自己的兴趣和潜能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不是要决定他们的命运，而是给他们一把打开门的钥匙。

国际经验在这里有很强的参照价值。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约三分之二的中学毕业生选择职业培训路径而非直接升入大学。这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德国中学设有"定向阶段"，在小学结束后设置两年过渡期，帮助学生在家长和教师的指导下明确未来的升学或职业方向。

学生不是在完全懵懂的状态下被迫做选择，而是在有引导、有信息、有体验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德国青年失业率长期维持在5%到6%，是欧洲最低水平之一，这与其职业教育和职业引导体系的高度成熟密不可分。

日本的经验同样具体。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日本公立初中的职场体验活动实施率长期保持在90%以上，通常安排在初中二年级，学生到企业或社会机构进行为期三到五天的实地体验，这一内容被纳入"综合学习时间"课程框架，属于强制性课程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在这两个国家，让初中生认识职业世界，不是一种可选的教育点缀，而是基础教育的标配。

从政策层面看， 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普通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教育"。这是迄今为止最高级别的政策文件，将职业启蒙教育写入国家教育战略规划。

余绍容的两会建议，和国家战略规划的方向是吻合的，区别在于，她在用一个基层视角把这件事落到地面上——不是讲宏观的教育理念，而是讲那个15岁、初中刚毕业、既不能工作也没人管的孩子，现在怎么办。

推行初中阶段职业启蒙教育，面临的障碍并不小，而且最难的那道墙，不在制度层面，在观念层面。

先说制度层面的现实挑战。

师资是第一个难题

。职业启蒙教育需要的老师，不是能讲理论的老师，而是能带学生体验职业场景、帮助学生建立对真实职业世界认知的老师。

现有的初中教师队伍，培养方向是学科教学，绝大多数没有职业教育背景，也没有在企业和职业场景工作过的经历。让一个从未做过木工的数学老师去讲木工体验课，效果可想而知。

课程体系是第二个难题

。开发一套科学的职业启蒙课程，不能是简单地把中职课程搬进初中，也不能是走马观花地参观几次工厂就算了事。需要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设计有体验性、有互动性、能引发真实兴趣探索的课程内容，这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资源投入。

评价机制是第三个难题

。目前的中学教育评价，仍然以中考成绩为核心导向。在这个框架下，任何不直接服务于中考分数的课程，都会面临被压缩、被边缘化的压力。职业启蒙课即便进了课表，也很可能被语数外老师借课，或者被学校作为副课处理。

场地、设备、资金是第四个难题

。尤其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学校本身的硬件条件有限，专用的职业体验空间和设备几乎不存在，要在这些地方推进有质量的职业启蒙教育，需要实质性的资源投入，而不是发一个文件就能解决的。

但这些制度层面的挑战，其实都有解法，只要有足够的意愿和资源，可以一步步推进。

真正难的，是社会观念那道墙

。

中国家长对"职业教育"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心理。在很多家庭的认知框架里，职业教育是学习不好的孩子才去的路，是次等选择，是阶层下降的信号。

这种心理不是没有来由的——长期以来，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确实面临着系统性的薪酬和晋升劣势，职业院校的质量参差不齐，社会认可度也相对有限。

当家长听到"初中要开职业启蒙课"，第一反应可能是：这是不是要给我的孩子贴标签，把他们往职高方向引？

这种担忧不是多余的，而是对过去政策操作方式的合理警觉。如果职业启蒙教育真的演变成一种对学生的早期分流工具，按照成绩把孩子往职业路径引，那就背离了这件事本来的意义。职业启蒙教育的出发点，应该是拓宽视野、认识世界、发现兴趣，而不是缩窄出口、提前判决。

这两者的区别，在设计层面很清晰，但在执行层面极容易混淆。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有一种强大的同化能力，任何进入体制的教育创新，最终都有可能被纳入评价和排名的轨道，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压力而不是解放。

这也是为什么，余绍容建议的不只是一门课，而是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修法、建平台、设课程、专职化基层儿童主任，她在用一个基层实践者的眼光，试图封堵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每一个漏洞。

但最终能不能落地，最关键的还是要让家长相信，让孩子在初中阶段了解职业世界，不是在给他们降低期望，而是在帮助他们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要让社会相信，走职业教育路径的孩子，同样可以有体面的收入、有清晰的成长通道、有被社会尊重的职业地位。

这件事，比修改课程表要难得多，但也比修改课程表要重要得多。

现在每年有200多万初中毕业生，在离开义务教育之后，进入了一段没有人负责的空白期。这不是个例，这是一个规模化的制度盲点。

职业启蒙教育这件事，方向是对的，必要性是真实的。至于它最终会以什么样的面貌落地，会解决多少问题，又会制造多少新问题——这取决于政策设计的细心程度，也取决于整个社会愿不愿意认真对待"不读大学的路"。

大概率这条路还很长。但总要有人先提出来。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教育部《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新华社、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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