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弗里德曼到泰勒：当规则成为央行的语言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货币政策加速由经验操作迈向规则框架。以泰勒规则为代表的新范式，重塑了利率决策逻辑，并重新界定“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边界。本文沿弗里德曼至泰勒的思想脉络，回顾美联储在格林斯潘时期对利率规则的实践吸收与制度化过程。研究指出，泰勒以简洁的反应函数将抽象规则转化为可操作工具，使规则成为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央行信誉的沟通机制。尽管弗里德曼未采纳以利率为核心的操作体系，其“以规则约束政策”的理念已在泰勒框架下实现制度化延展，为后冷战时期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

从弗里德曼到泰勒：1990年代货币政策规则的复兴

（From Friedman to Taylor: The Revival of Monetary Policy Rules in the 1990s）

0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迎来复兴，其中约翰·泰勒（John Taylor）发挥了关键作用。1992至1993年间，他提出并推广了“泰勒规则”（Taylor rule），这一概念迅速在学术界和政策界产生影响，被视为连接两种长期并行的货币政策思潮的重要桥梁：其一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取向，主张以系统化规则取代自由裁量；其二是以中央银行操作实践为基础的利率调控取向，强调通过灵活调整政策利率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均衡。

弗里德曼的取向强调政策规则的可预期性与约束性，主张依据货币供应量或其增长率进行政策管理，同时对以短期利率作为操作工具的做法持保留态度。相较之下，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逻辑更具操作性，重视政策灵活性与实时应变，反对僵化的数量规则。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主持下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已确立联邦基金利率为核心政策工具，并延续了以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的实践框架。

泰勒正是在这两种思路之间实现了理论整合。他借鉴弗里德曼所强调的“简单政策规则”理念，同时摆脱了对货币数量变量的依赖，将通胀与产出缺口引入政策反应函数，构建出以利率为核心的系统化决策框架。这样既突破了弗里德曼对利率规则的排斥，也使规则化分析更贴近中央银行的实际操作逻辑。这种综合性框架强化了货币政策研究与现实决策之间的衔接，并为随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文讨论的重点限定在20世纪90年代，旨在呈现货币政策规则思想复兴的关键阶段，而不涉及21世纪以后的制度演化。正是这一时期的理论融合与方法转变，标志着现代货币政策从自由裁量向规则导向的再度回归。

02 理论前奏：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刚性之间搭建桥梁

在货币政策规则重新兴起之前，约翰·泰勒（John Taylor）早已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承担起“桥梁搭建者”的角色。这一角色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彼时，泰勒最初期待学界能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建立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析框架，但很快发现现实与期望相距甚远。经济学界逐渐分化为两种相互排斥的研究路线：一方面是延续价格刚性设定、但不接受理性预期假设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另一方面是完全采纳理性预期假设、但假定价格即时调整的新古典理论。泰勒发现自己无法完全认同任何一方，因为前者缺乏动态一致性，而后者又忽视了现实世界中的名义摩擦。

当时，理性预期理论被许多人误解为对整个宏观计量建模传统的否定。卢卡斯（Robert Lucas）与萨金特（Thomas Sargent）在1978年波士顿联储会议上指出，宏观模型难以识别预期与其他动态行为的作用，这一观点被广泛解读为对既有模型有效性的否定。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倾向于认为，系统性货币政策无法在真实经济中发挥稳定作用，因此对经验建模与最优控制方法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对理性预期理论产生强烈抵触，认为其削弱了宏观经济政策的经验基础。结果是，宏观经济学陷入了理论二元分裂：理性预期与价格刚性被视为无法共存的分析前提。

泰勒的突破在于重新定义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名义工资与价格契约的研究，提出在存在理性预期的条件下，即便经济主体能够部分预测政策行动，货币政策仍然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产出与就业。这一思路使理性预期与价格刚性的结合成为可能，从而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一条兼容两者的中间路径。泰勒的模型展示了在存在合约与调整摩擦的环境中，政策传导的短期非中性依然成立，这不仅修复了理性预期模型的现实基础，也使其能够被用于研究货币政策的稳定效应。

在学术立场上，泰勒主张吸收理性预期的理论精髓，但拒绝接受完全价格灵活假设下的极端设定；他同时反对卢卡斯—萨金特学派提出的“放弃宏观计量模型”的激进主张。相反，他倡导通过更新模型结构、强化微观基础来改造而非否定宏观模型，使其能够兼顾理论一致性与经验解释力。通过这一努力，泰勒在早期理性预期学派与凯恩斯式建模实践之间建立了新的分析桥梁，重新确立了货币政策分析在宏观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也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03 货币政策规则与利率的作用

理性预期革命不仅重塑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也为泰勒重新审视弗里德曼提出的固定货币增长规则提供了新的视角。泰勒在本科阶段就对货币政策规则产生兴趣，最初的动机源于《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中弗里德曼提出的“哲学性理由”——即规则有助于限制政府权力、防止政策反复无常。但随着他逐渐成为动态理性预期模型的构建者，他的关注点转向“操作性理由”，即为了使模型具备动态封闭性，必须在模型中明确政策工具的演化方程。这意味着，政策工具不能被简单地外生设定，而需要一条反应函数来刻画货币当局如何根据经济状态系统地调整政策。正如泰勒（1989）所言，理性预期革命“使宏观政策分析必须以规则的形式展开”，“在这样的模型中，没有规则就无法讨论政策”。

在20世纪70至80年代，货币政策规则的概念几乎等同于“货币增长率规则”，尤其是弗里德曼所倡导的“恒定货币增长率规则”。在这一框架下，货币供应量被视为控制通胀的主要中介变量，而短期利率被认为不适合作为政策工具。弗里德曼多次公开批评央行对利率的依赖，1976年甚至直言“应当忘掉利率”，“货币政策不是关于利率，而是关于货币数量的增长率”。这种观点在当时的货币主义文献中广为流行。弗里德曼的学生菲利普·卡根（Phillip Cagan）也在1979年国会证词中强调，“货币政策必须高度依赖货币总量……即便利率分析有帮助，我们仍必须以货币资产增长为核心”，并在1982年进一步断言“货币目标制是稳定物价的唯一可行方法”。

然而，弗里德曼反对利率规则的理由并非理论上的不可行，而是源于对其实践可操作性的怀疑。他承认，从理论上讲，通过调整利率也可以实现货币控制，但在现实中，若要依靠利率政策维持物价稳定，利率必须对经济状态作出有力反应，以防止实际利率与自然利率之间出现系统性偏离。弗里德曼接受维克塞尔（Wicksell）分析框架，认为若实际利率长期低于自然利率，将导致通胀上升；反之，则可能引发通缩。但他悲观地认为，央行难以及时判断并执行这些必要调整。正如他批评的那样，美联储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常常“反应迟缓”，错过了抑制通胀的时机。

因此，出于对实施效率的担忧，弗里德曼倾向于采用数量型工具，如基础货币或银行准备金，并以“恒定货币增长率”作为最简明的政策规则。他的这一选择并非否认利率在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而是希望通过长期的货币总量与名义产出、通胀之间的稳定关系来实现价格稳定。

泰勒虽然认同“政策应遵循规则”的理念，但并不赞成弗里德曼的固定货币增长规则。他主张政策应对经济状态作出反应，强调目标应聚焦于终极变量（如通胀与产出），而非中介变量（如货币供应）。在1989年出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时，他在国会听证中指出，“最重要的目标是稳定物价、保持低通胀，这一目标若能实现，将带来更高增长与更健康的经济环境”。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宏观学界普遍对货币数量指标的信任下降，泰勒逐渐转向将短期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的核心候选。

这一转变奠定了泰勒规则形成的思想基础。相较于货币数量目标，他认为以利率为工具的规则更符合理性预期框架下的动态一致性要求，也更接近中央银行的操作现实。通过引入利率反应函数，泰勒在规则化思维与操作性政策之间搭建了桥梁，为后续现代货币政策分析的制度化提供了方向。

04 中央银行的利率设定传统

在转向以利率政策实现经济稳定的思考过程中，泰勒事实上是在与中央银行长期形成的政策传统建立联系。这一传统的核心是通过管理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早在1931年，英国“麦克米伦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就在报告中明确指出：“银行利率政策是调节国内经济扩张速度、企业活力并对成本施加压力的恰当工具。”这一表述奠定了中央银行以利率为主要调控手段的制度根基。

战后初期固定利率政策结束后，国际货币政策实践也普遍重申了这一传统。克里克（Crick，1956）在研究各国经验时指出：“由中央银行引导或推动的利率变动，是施加权威性货币影响的古典方式。”同样地，英国学者理查德·塞耶斯（Richard Sayers）在1957年评论道：“恢复可调节的银行利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操作技术的回归。”这种对“可调利率”的强调，体现了中央银行长期以来将利率视作经济调节核心机制的思维惯性。

弗里德曼与施瓦茨（Friedman & Schwartz）在《美国货币史》中也承认利率管理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他们将1951年“美联储—财政部协定”（the Accord）后美联储恢复利率自主调控的时期称为“货币政策的复兴”。弗里德曼本人也指出，战后多国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胀的做法代表了“回归所谓正统手段”（orthodox measures）。然而，他对这种“正统”措施持批评态度，认为基于利率的政策往往导致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相比之下，基于货币数量的政策更有助于保持长期稳定。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弗里德曼肯定了当时美联储的若干政策成效，但他坚持认为，1957-1958年与1960-1961年的经济衰退本可通过恒定货币增长规则或类似政策加以避免或减轻。

在1950年代的中央银行实践中，货币政策不仅与利率调控紧密相连，还与“灵活性”密不可分。灵活性被视为政策艺术的核心，而规则化方法则被认为过于僵化、与中央银行的职责相悖。塞耶斯在1957年的著作中将复兴积极利率政策描述为“灵活货币政策的回归”，并在理论分析章节总结道：“我们必须依靠中央银行家对货币局势施加自由裁量的影响。”他同时感叹，即便在当代，仍有人坚持像弗里德曼那样的“规则化”主张。这种观念体现了中央银行对自由裁量权的执着，也标志着其与规则化思维之间的根本分歧。

美国的货币当局同样继承了这种对“规则”持怀疑态度的传统。1965年，美联储主席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直言：“恐怕没有人能设计出可作为货币行动无误指南的公式。”二十余年后，刚上任不久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1987年再次表达了类似观点：“如果能找到某些指标或固定规则能在所有时期有效，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但我们面临的困难在于，这种稳定性并不存在。”这种表态延续了中央银行强调经验判断、拒绝公式化决策的传统。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联储与这一传统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早在1947年，两位美联储理事会官员托马斯（Thomas）与杨（Young）就曾写道：“短期利率水平的确定一向被视为中央银行政策的重要工具。”但到了四十年后，由于弗里德曼等人的批评及公众对“央行直接设定利率”的敏感态度，美联储在进入格林斯潘时期时，虽在事实上已通过操作联邦基金利率来实施政策，却在公开场合避免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美联储在实践中管理利率，却不在言辞上承认“利率目标”的存在。

这一微妙的局面即将发生转变。随着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的再度融合，中央银行的利率设定职能重新获得理论上的正当性，也为泰勒提出其规则化框架提供了现实支撑。

05 美联储公开承认利率政策（1990-1995）

1992年11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资深官员大卫·林赛（David Lindsey）在一场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演讲中指出，美联储早在十年前就已重新确立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工具。他在演讲中写道：“自1982年末以来，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大幅波动，都是美联储酌情决策的结果。”这一观点揭示出，美联储在沃尔克（Paul Volcker）时期已事实上恢复了对利率的操作管理，但在官方表态中始终未予承认。沃尔克在1983年1月对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明确表示：“我们没有利率政策。”同年，《纽约时报》刊登的报道标题也写道：“沃尔克否认美联储参与了美国利率上升的过程”（Farnsworth, 1983）。

在沃尔克任期最后五年以及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早期的领导时期，美联储高层在公开发言和部分内部讨论中都坚持一种“数量目标论”立场，声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主要设定的是“借入准备金”（borrowed reserves）水平，而非利率本身。然而，这种所谓的“数量操作”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管理联邦基金利率。随着操作经验的积累，美联储逐渐开始更坦率地承认其对联邦基金利率的直接调控作用。

1990年7月，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在提到一次近期的“政策调整”后，被议员直接追问：“您所说的调整，是指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对吗？”格林斯潘答道：“嗯——是的。”这一简短的回应标志着美联储在公开层面首次承认其以利率为主要政策工具的事实。

到了1990年代中期，美联储在政策沟通方面迎来了实质性突破。1994年2月，FOMC在决定上调联邦基金利率后首次发布简短新闻稿；而到次年7月，当委员会下调利率时，新闻稿中不仅列出了新的目标利率数值，还解释了政策调整的经济依据。这些举措意味着，美联储在沟通策略上迈向了透明化与制度化的新阶段。

经过格林斯潘领导下近五年的实践，美联储的政策声明从谨慎回避逐步转向公开说明，其使用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的事实不再隐讳。这一转变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操作逻辑的公开化与成熟化，也为泰勒规则的提出与传播提供了现实背景和制度土壤。

06 泰勒规则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沟通机制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当时一个已被广泛认可的现实——FOMC的确在通过管理短期利率来实施货币政策。大卫·林赛在1992年11月的演讲中直言：“美联储自身及市场参与者普遍将联邦基金利率视为主要政策工具。”这一转向也早在1990年《总统经济报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中有所体现。报告明确指出，美联储在执行货币政策时“更加直接地关注利率——尤其是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并将其政策逻辑表述为一种反应函数：“当通胀压力上升时，美联储通常提高利率；当通胀压力减弱、衰退风险上升时，则降低利率。”

重返学术界后，泰勒继续深入研究货币政策操作问题。1992年6月，他与贝内特·麦卡勒姆（Bennett McCallum）共同受邀参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会议”（Conference on Operating Procedures）。泰勒在会议总结中指出：“几乎所有论文都假设，利率而非准备金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变量。这反映了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近期经验。”这一跨国比较极具启发性。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已比美联储更公开地承认自己使用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工具。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在1988年国会听证会上就曾明确表示：“短期利率由货币当局决定。”这些国际经验使泰勒对“利率规则”的思想日益开放，也促使他开始思考如何在理论模型中系统化地表达这种政策反应机制。

与此同时，泰勒仍积极参与国际大型宏观计量模型的开发工作，并与全球多家中央银行保持密切合作。他参与的多国研究项目最终汇编为布莱恩特、胡珀与曼（Bryant, Hooper & Mann, 1993）的会议论文集，涵盖九个由政策机构主导的多国计量模型。正是在这一项目的成果基础上，泰勒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泰勒规则”。他于1992年11月20–21日在匹兹堡举行的卡内基–罗切斯特会议（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上首次发表该研究，论文同期以工作论文形式公开（Taylor, 1992）。这一规则的设定源自多模型比较的结果，显示该规则在不同经济模型中均能取得较为稳健的政策表现。

在这篇论文中，泰勒进一步指出，该规则不仅在理论上表现良好，还能贴切地描述格林斯潘执掌美联储前五年的政策实践。规则的形式为：联邦基金利率根据通胀率与产出缺口调整，其中对通胀偏离2%的部分反应系数为1.5，对产出缺口反应系数为0.5。换言之，利率对通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于对产出波动的响应，体现出以价格稳定为优先的政策取向。

若干年后，泰勒规则已成为货币政策分析的标准术语。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对泰勒感叹：“几乎无法预测哪些思想会真正产生影响。你自己也知道，当你提出泰勒规则时，从未想到它会成为全球的共识。”然而，1992年会议现场并未出现轰动反应。泰勒当时的目标只是试图在总结自己与他人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化“货币政策规则”这一抽象概念，并检验这种规则在不同模型下的可行性。

泰勒规则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利率变动的刻画，还在于对当时美国货币政策的再评估。与弗里德曼和部分凯恩斯主义者认为1990年代初美国货币政策“过度紧缩”的判断不同，泰勒的分析结果显示，FOMC在1987–1992年的政策调整总体上符合以2%通胀目标为核心的长期导向，并通过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体现出一定的反周期性。这意味着，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在经验上与规则化框架高度契合，其利率决策接近于在多国模型中表现优良的最优反应函数。

因此，泰勒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以利率为核心的政策规则，也在实证层面上与弗里德曼分道扬镳——他不再坚持货币数量目标，而是以规则化的利率政策为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新的制度基础。

07 泰勒规则的系数

在泰勒规则所体现的“全球共识”中，除以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工具外，规则中右侧的关键输入变量——通胀率与产出缺口——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深入考察这两个变量及其对应的政策反应系数，有助于理解它们与弗里德曼在货币政策思想上的关联。

1980年代的利率规则研究（如McCallum, 1981）主要将货币存量或价格水平作为名义变量，而较少直接使用通胀项。随着稳定化政策重心从价格水平转向通胀率，在反应函数中引入通胀变量成为更符合现代政策实践的逻辑选择。Leeper（1991）的理论研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向，提出一种仅以通胀为解释变量的名义利率规则——即没有产出缺口项的“泰勒型”规则。Leeper及其后的研究者重点分析了政策利率对通胀反应小于1和大于1时的经济后果差异，从而为“泰勒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里德曼长期以来反对以价格水平或通胀率为规则目标变量，原因之一在于通胀对货币政策反应存在滞后，导致以当期通胀为依据的调整可能过于迟缓。到了1990年代，主流观点普遍认为通胀对政策变动的响应通常需要一年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弗里德曼的担忧：对通胀偏离目标的反应本质上是“事后校正”。然而，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如泰勒模型所采用的前瞻性设定中，即便政策响应基于当前或过去的通胀，私人部门的预期调整也会提前发挥稳定作用，从而部分抵消滞后效应。

关于通胀项的反应系数，泰勒在1992年的讨论中指出，过度迟钝的利率目标制是从货币主义中汲取的“重要教训”。因此，他在规则中设定通胀反应系数为1.5，体现出较强的反应力度——即当通胀上升1个百分点时，名义利率应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从而提高实际利率并抑制通胀。这一思想后来被迈克尔·伍德福德（Woodford, 2001, 2003）称为“泰勒原则”，即利率应对通胀变化作出超过一比一的反应。

产出缺口项则是弗里德曼更为保留的部分。虽然他赞同基于规则的货币政策理念，但对将“产出缺口”直接纳入政策函数心存疑虑，主要担心测量误差过大。泰勒本人在1988年也承认，“这种规则的主要困难在于确定正常或自然的产出水平。”不过，泰勒在规则中引入0.5的产出缺口系数，实际上反映了其对自然产出假说的认可——货币政策应努力减少实际产出偏离潜在水平的波动，而非追求永久性产出提升。

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仍倾向于关注经济活动的变化率而非产出水平，他认为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隐含了对产出增长的利率反应。后来的研究者（如McCallum, 2001；Orphanides, 2003）虽部分支持排除产出缺口项的立场，但这始终属于学界少数观点。泰勒规则中对产出缺口的适度反应，则代表了当代货币政策在目标灵活性与规则约束之间的平衡。

08 规则研究的复兴

泰勒规则的提出催生了一场广泛而深远的学术浪潮。回顾来看，泰勒（1993）的研究标志着以规则视角重新审视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热潮正式兴起——尤其是围绕利率规则的理论化与实证化探索。

泰勒将美国货币政策描述为一种简约的利率反馈机制，这一框架迅速获得了经验研究的支持。大量计量分析证实，美联储的平均反应模式与泰勒规则基本一致。随后出现的一系列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克拉里达、加利与格特勒（Clarida, Galí & Gertler, 2000，简称CGG）的论文《货币政策规则与宏观经济稳定：证据与理论》（Monetary Policy Rul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Evidence and Some Theory）。该研究在泰勒（1993）模型基础上做出了两项重要修正：其一，CGG发现泰勒规则不仅能刻画格林斯潘（Greenspan）时期，也能解释沃尔克（Volcker）时期的政策行为；其二，他们的估计表明，规则中存在动态特征——包括利率平滑项以及美联储对“预期未来通胀”而非“当前通胀”的反应。

泰勒（1995）曾推测，“20世纪80年代初更关注通胀的货币政策”标志着与以往政策实践的重大转折，这一判断后来得到广泛验证。经验结果显示，美联储在1970年代末以前对通胀的反应系数低于1，而此后则明显超过1，这意味着政策转向了对通胀更为积极的回应模式。

弗里德曼早年即主张，若以利率为政策工具，央行应对经济形势作出“强烈反应”，尤其在通胀问题上。泰勒规则相关文献的估计结果表明，自1979年后，美国利率政策的确朝这一方向演进，逐步符合他所倡导的“强度响应”理念。

泰勒（1993）的论文还为后续十年货币政策研究设定了议题方向。1998年1月，他主持召开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货币政策规则会议，并将成果编入论文集《Monetary Policy Rules》（1999）。同样，这一研究取向也体现在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 2003）著作《利率与物价：货币政策理论的基础》（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的第一章标题——“货币规则的回归”中，象征着规则化分析已重新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的核心框架 。

09 格林斯潘时期的美联储与泰勒规则

1997年9月，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斯坦福大学发表了一次专门讨论政策规则的演讲，该活动由约翰·泰勒主持，米尔顿·弗里德曼亲自出席并致介绍辞。格林斯潘在发言中肯定了泰勒规则的“吸引力特征”，但同时强调这些规则“充其量只是帮助中央银行的路标，而不是消除自由裁量权的僵化准则”。他指出，泰勒规则在实践中的主要局限在于其依赖于对“稳态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潜在产出”的估计，而这些参数在现实中难以精确测定。

格林斯潘同时也承认，泰勒规则推动了全球学界与政策圈对“货币政策规则”的兴趣激增。他指出，泰勒规则“在近年来已在金融市场、学术界及各国中央银行间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美联储内部，到1997年时，董事会的核心宏观模型体系也进行了重大调整，新一代FRB/US模型开始以利率规则或反应函数为框架分析政策方案。

实际上，自1995年11月起，美联储工作人员便开始在提供给FOMC的简报材料中纳入泰勒规则作为政策参考。在1998年1月泰勒主持的NBER货币政策规则会议上，联邦储备委员会高级官员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进一步说明，当时的政策例会中，泰勒规则及其他类似规则已被定期提供给委员们，作为思考的基准框架。不过，科恩也坦言，截至1997年底，仍只有“少数几位委员”在决策中系统参考这些基于规则的材料。

10 弗里德曼：仍未完全和解

尽管泰勒的研究使利率分析更贴近货币政策规则的学术主流，弗里德曼仍未完全接受这一思路。在他看来，通过央行主动调整利率来应对经济波动——即使这种调整遵循某种规则——依然与他理想中的“让市场决定短期利率、央行以准备金为操作工具”的制度相悖。泰勒在1992年的论文中也曾承认：“与以货币数量为目标的规则相比，当央行以利率为政策目标时，政策执行的自动性会减弱，因为利率目标制需要央行在判断经济形势的基础上进行主动调整。”

弗里德曼在1994年致《新闻周刊》的信中进一步阐明这一立场，反驳该杂志对其观点的误解。他写道：“你们提到‘弗里德曼认为美联储可以通过关注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这几乎与我的观点相反。”他强调，自己追求的并非“管理经济”的主动政策，而是以固定规则取代随意干预的体制。

尽管两人理念并不完全一致，泰勒回忆他与弗里德曼之间有过长期、深入的交流，讨论泰勒规则的设计、规则的意义以及利率反应的合理性。泰勒后来回忆道：“我们经常谈论这些问题，我不确定是否完全说服了他，但这些讨论对我启发很大。他总体上是积极的。”

这种互动体现了理论代际间的继承与分歧：泰勒在制度化层面推进了弗里德曼倡导的“规则化货币政策”，但同时也在操作层面上突破了后者的“数量目标主义”局限，使利率规则成为现代中央银行政策分析的核心。

作者信息：Edward Nelson（Federal Reserve Board）

文章来源：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25-023r1.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选题：货币银行与金融监管选题组

策划 / 整理：胡云清

监制：商倩

版面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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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锦璇、阎奕舟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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