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我的职业生涯（五）

第九章 买断工龄的红章

1994年的秋天，总厂的办公楼前贴满了“减员增效”“优化重组”的标语，红底黑字，看着格外刺眼。李建国知道，这一次，他大概是真的要和这个厂告别了。

老吴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自从上次争吵后，他就没放过任何打压李建国的机会——先是扣发奖金，理由是“工作态度不端正”；接着又把他从技术岗调到门卫室，美其名曰“锻炼”。

李建国在门卫室待了三个月。每天看着进进出出的卡车，拉走厂里的好料，运来的却是劣质的替代品；看着张厂长的爱人穿着貂皮大衣，在一群干部的簇拥下，像视察自己的领地一样逛车间；看着年轻的工人一脸麻木地干活，对厂里的猫腻视而不见。

他的心一点点冷下去。

赵卫东来看他，带来了个更坏的消息：总厂要搞“全员买断工龄”，按工作年限算钱，一次性结清，从此和企业再无关系。“说是改革需要，其实就是想甩掉我们这些老工人。”赵卫东红着眼圈，“张厂长他们早就把家人安排进了事业单位，就等着把厂子掏空，然后一拍屁股走人。”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买断工龄，意味着他十七年的青春、十七年的坚守，最后只能换来一笔冷冰冰的钱。他想起刚进厂时，马师傅说“咱盐化人，把厂当家，把设备当兄弟”，现在看来，这“家”早就被蛀空了。

“我不签。”他说。

可由不得他不签。厂里采取了“软磨硬泡”的办法，不签字的就停发工资，断水断电，甚至威胁要收回宿舍。赵卫东扛不住，签了字，拿着两万多块钱，蹲在厂门口哭了一下午。

王丽也劝他：“建国，算了吧。这厂已经不是以前的厂了，留下来也没意义。”

李建国看着王丽鬓角的白发，心里一阵发酸。这些年，她跟着自己受了不少委屈，没享过一天福。他想起1975年的那个夜晚，她给自己戴团徽时，眼里的光；想起她偷偷塞给自己的烤红薯，甜得能暖到心里。

“好，我签。”他说。

去劳资科签协议那天，他遇见了老吴。对方正拿着一沓表格，和劳资科长谈笑风生，说的是如何把“不听话”的工人“顺利”清退。见了李建国，老吴得意地扬了扬手里的笔：“建国啊，早这样不就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李建国没理他，径直走到办公桌前，拿起笔。协议上写着“自愿解除劳动关系”，下面是空白的签名处。他握着笔，手却在发抖。

十七年的画面在眼前闪过：十八岁的自己站在厂门口，阳光刺眼；电解车间里，马师傅教他看压力表，声音洪亮；篮球场上，队友们把他抛向空中，欢呼声震耳；技术夜校的灯光下，他给工人们讲课，黑板上写满了公式……

最后，他在签名处落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页，像在心里划开了一道口子。

劳资科长拿起印泥，“啪”地一声，在名字上盖了个红章。那红色格外鲜艳，像血，也像厂里那些被篡改的报表上的数字。

走出劳资科，李建国抬头看了看天。秋高气爽，可他觉得胸口闷得喘不过气。他最后看了一眼总厂的大门，门楣上“为人民服务”的红漆已经斑驳，像一张苍老的脸。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用布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是那枚1975年的团徽，边角已经磨得发亮。他把它轻轻放在门卫室的窗台上，那里曾是他最后工作的地方。

“再见了。”他在心里说。

转身的那一刻，他听见身后传来熟悉的篮球声，是厂里的年轻人在打球。可那声音，再也不像当年那样，能敲动他的心弦了。

第十章 风里的盐粒

2000年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密，把小镇的屋顶盖得白茫茫一片。李建国捏着那张写着“12000元”的支票，指节泛白——这是他十七年工龄换来的全部，刚够交他和妻子一年的社保，连儿子下学期的学费都不够。

妻子王秀琴坐在床边，翻着家里的存折，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纸页上。她从牛奶场失业三年了，打零工的钱只够买米买菜。儿子在中学寄宿，每次打电话回来都只说“钱够花”，可李建国知道，孩子是怕他们操心，连件新棉衣都舍不得买。

“妈那边……”王秀琴哽咽着说。婆婆快七十了，高血压缠身，药不能停，以前厂里还有点补助，现在买断了，一分钱进项都没了。

李建国没说话，蹲在地上抽烟。烟是最便宜的“哈德门”，呛得他咳嗽。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极了盐化工总厂废弃车间里的风声。

这时，门被敲响了，是以前的工友老孙，脸上带着点局促：“建国，宁夏有个老板找懂碱厂技术的人，开价每月四千，管吃住……就是远，条件苦。”

李建国猛地抬起头。四千块，够家里撑大半年了。

“去吧。”王秀琴抹掉眼泪，“家里有我呢，妈我会照顾好，你放心。”

出发那天，天还没亮。李建国背着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还有那本翻烂了的《电解工艺学》。王秀琴把煮好的鸡蛋塞给他，反复叮嘱：“那边冷，多穿点，别跟老板吵架。”

火车摇摇晃晃走了三天三夜，到宁夏时，李建国的脚都肿了。老板是个暴发户，说话粗声粗气，带着他去看厂子——原是家倒闭的国营小碱厂，被老板盘下来改股份制，院里堆着小山似的固碱，空气里飘着呛人的碱味。

“老李，咱就干这个。”老板指着一口大铁锅，“把固碱化成浓碱，再熬成片碱，纯度够98%就行，别的不用你管。”

李建国皱起眉。那口铁锅锈迹斑斑，连最基本的防腐层都没做，旁边的蒸汽管道裸露着，连个防护罩都没有。“这样不行，会出事的。”

“出啥事儿？”老板眼一瞪，“以前国营厂规矩多，咱私营的讲究效率！你只管出活，别的少废话！”

开工第一天，李建国就带着工人检修设备，把裸露的管道包上铁皮，给铁锅刷了防腐漆。老板在旁边骂骂咧咧，说他“瞎耽误工夫”，但看着李建国把片碱纯度提到99%，又闭了嘴——高纯度的片碱能多卖不少钱。

可矛盾还是来了。一次熬碱时，蒸汽阀突然漏气，滚烫的蒸汽喷向一个年轻工人。李建国眼疾手快，一把将人推开，自己胳膊被烫掉了块皮，火辣辣地疼。

他找到老板：“必须换阀门，加安全阀，不然迟早出人命！”

“换啥换？修修能用！”老板叼着烟，“一个阀门几百块，你知道能出多少片碱？少管闲事，不然扣你工资！”

李建国看着车间里工人麻木的脸，想起盐化工总厂那个违章操作被判刑的张师傅，想起马师傅说的“规程比命金贵”。他突然觉得累了，累得直不起腰。

“这活我不干了。”他脱下工装，放在桌上。

老板愣了，随即骂道：“你以为你是谁？离了你老子照样转！”

李建国没回头，背着帆布包走出了厂子。戈壁滩的风很大，吹得他睁不开眼，嘴里全是沙子，像当年盐滩上的盐粒，又涩又苦。

后来，他又去了青海，还是碱厂，还是私人老板。这次他学乖了，只负责技术，不多嘴管安全，可看见工人戴着破手套搬固碱，手心被腐蚀得流脓，心里还是像被碱烧过一样疼。

干了半年，他又辞了。老板留他，说给他涨工资，他摇摇头：“我怕晚上睡不着。”

回到家时，儿子已经上高中了，个头比他还高，见了他，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王秀琴瘦了一圈，鬓角添了好多白头发，说婆婆前段时间犯病，幸亏邻居帮忙送医院。

李建国摸着儿子的头，眼泪差点掉下来。他不能再跑远了，得守着家。

这时，以前一起打井的老乡来找他：“石油钻井队缺个管设备的，不用下井，就是跟着队跑，全国转，每月两千五，管吃住。”

李建国去了。钻井队的日子更苦，风餐露宿，冬天在东北的雪地里冻得直跺脚，夏天在新疆的戈壁上晒得脱皮。他负责维护钻井设备，每天跟油污、泥浆打交道，手上的裂口就没好过。

有次在甘肃打井，遇上沙尘暴，帐篷被掀了，他抱着设备说明书蹲在地上，沙子往嘴里灌，他却死死护着说明书——那上面有他写的密密麻麻的注解，比命还金贵。

儿子考上大学那年，他拿着攒了半年的钱，去银行汇给孩子。柜台里的小姑娘看着他粗糙的手，忍不住问：“大爷，您这是在哪儿干活啊？”

“打井的。”他笑了笑，露出被风沙吹得干裂的嘴唇。

直到五十岁那年，他才回了老家，办了退休。每月的养老金刚够糊口，王秀琴去小区当保洁，他就去公园捡塑料瓶，攒点钱给母亲买药。

有时，他会去以前的盐化工总厂门口站站。厂子早就被兼并了，新厂的门岗不认识他，把他当拾荒老人赶。他不生气，只是看着那片盐滩，想起1975年的自己，穿着蓝工装，眼里有光。

有次遇见赵卫东，对方推着三轮车收废品，看见他，叹了口气：“咱这代工人，就这么着了。”

李建国没说话，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是枚磨得发亮的团徽，用红绳系着，挂在脖子上。

风从盐滩上吹过来，带着咸涩的味，像极了那些年车间里的气息。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就像风里的盐粒，普通，微小，被吹得东奔西跑，却终究带着那股子挣不脱的咸——那是工厂的味，是日子的味，是千万个像他一样的工人，藏在岁月里的，说不出的滋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