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朱乐瑜 | 公共概念的类型与职业生涯｜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公共概念：类型与职业生涯

摘要：

鉴于对学术活动相关性的持续关注，我们要问，什么是公共概念（public ideas），以及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具体而言，记者，以及其他处于学界和公众之间的中介者，是如何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的？这些概念的各种用途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变，塑造这些概念的公共职业生涯（public careers）？这些过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公共概念并识别其各种类型？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论证了建立公共社会科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public social science）的理由。通过将涉及7个在过去30年中公众知名度最高的社会科学概念的报纸文章作为数据，我们做出了三项贡献。首先，我们推进了理解公共概念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的路径，该路径强调制造契合的过程（fit-making processes）和应用灵活性（applicative flexibility）。其次，我们定义了公共概念：当社会科学概念被用作关注对象（即作为新闻本身），被用作解释工具（即用于解释和理解其他新闻），并且，作为其渐渐展开的职业生涯的一部分，在这些用途之间起伏波动时，它们就成为了公共概念。最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公共概念的类型学，为未来关于公共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架构。

作者简介：

Timothy Hallett，圣母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Orla Stapleton，圣母大学全球事务学院助理教授

Michael Sauder，爱荷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献来源：

Hallett, T., Stapleton, O., & Sauder, M. (2019). Public ideas: Their varieties and caree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84(3), 545–576. https://doi.org/10.1177/0003122419846628

译者：

朱乐瑜

本文作者（从左到右）：Timothy Hallett, Orla Stapleton, Michael Sauder

引言

在一个存在孤岛思维（silo mentalities），大众对于科学的怀疑，以及虚假新闻威胁的时代，象牙塔与公众之间的脱节问题沉重地压在社会科学家的肩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担忧，引发了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对于加强公众参与的多次呼吁；同时，越来越多的指导书为“走向公众”（going public）提供了实践性的建议。尽管有这些呼吁，我们仍然缺乏关于这一问题的经验研究——当社会科学概念出现之后，当公众可以获取这些概念之后，会发生什么？在本文中，我们将使用社会学的眼光考察公共社会科学，进而提出那些对于公众参与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记者以及学界和公众之间的其他中介者是如何使用社会科学概念的？概念的多种用途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演变，并塑造这些概念的公共职业生涯？这些过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公共概念并识别其各种类型？我们将通过考察面向广大公众的媒体（报纸文章、专栏和评论文章）中所运用的社会科学概念来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互联网革命带来了巨大变化，记者仍然是社会科学概念的重要传播者。虽然社会科学家付出了巨大努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打包概念，但是公众很少直接使用这些概念。而且，概念一旦进入公共领域，社会科学家就会失去对它们的控制，因为传播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和其他评论者，这些人调节着学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我们主张，公共社会科学的前景取决于理解这些中介者如何利用社会科学概念，这些概念在此过程中如何成为公共的概念，以及它们的用途如何随时间演变。对概念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价值，而且学者参与公众的努力将受益于一种公共社会科学的社会学。

为了构建这样一种研究路径，我们确定了在12份发行量大且地理分布多样的美国报纸中，由记者和其他中介者频繁且持久使用的七个概念。这些概念是“钟形曲线”（Herrnstein and Murray 1994）、“独自打保龄”（Putnam 1995）、“恐惧文化”（Glassner 1999）、“文明冲突”（Huntington 1993）、“创意阶层”（Florida 2002）、“过劳的美国人”（Schor 1992）以及“第二轮班”（Hochschild 1989）。

我们抵制了去解释导致某个概念在公众中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和条件的诱惑。要确定特定的文化对象（电视节目、小说、流行歌曲、学术概念）为何“走红”而其余的则不然，是极其困难的。由于缺乏反面案例的信息，存在多重相互依赖的原因，以及运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获得成功的公式。学者们至多只能在事后指出那些确实成功的对象的共同特征。为了避免这种诱惑，我们将自己束缚在桅杆上并向“下游”移动（Gieryn 1999:ix）。我们不会试图解释特定概念为何成功，而是研究概念在公共领域中出现之后发生了什么，深入探讨它们被初次引用之后的生命历程。

文献回顾

为了思考公共概念，我们借鉴了三个相关领域的文献：关于文化权力（cultural power）的研究，关于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s）和它如何被不同群体建构的研究，关于学术概念及其与社会情境之间的适配（fit）或者联结（articulation）的研究。

在理论化文化的功效时，Schudson（1989:159）认为，某些文化对象或符号（对应本文中的社科概念）具有“文化权力”，即“一个对象影响信仰和行为的能力”（McDonnell 2010:1804）。关于文化权力的来源，Schudson（1989:160）强调“那些社会条件（conditions）——不论是文化对象的，还是其所处的环境的——能影响文化对象发挥的作用的大小”。一个关键条件是“共鸣”（resonance），即一个对象在多大程度上“与受众的生活相契合（fit）”。这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如果契合公众的世界观、经验和期望，就会与公众产生“共鸣”。

文化权力与共鸣的这种配对看似直观，却容易陷入循环论证：一个对象因契合而产生共鸣，但又因产生共鸣而契合（Bail 2015; Berbrier 1998; McDonnell, Bail, and Tavory 2017）。循环论证也削弱了Schudson提出的“可提取性”（retrievability）条件，即一个对象的权力取决于其在公众中的可获得性：一个对象因可提取而存在于公众中，但又因存在于公众中而可提取。

这些是致命的问题，但McDonnell、Bail和Tavory（2017）并没有摒弃Schudson的见解，而是通过将焦点转移到将共鸣视为一种生成过程来挽救其见解。借鉴实用主义（Peirce [1903] 1991; Tavory and Timmermans 2014），他们将共鸣概念化为一种随着人们行动以“解开或解决实际情境”（puzzle out, or solve, practical situations）而生发的体验。据此，共鸣与其说是一种因果性的条件，不如说是一种当人们解决问题并以新眼光看待事物时发生的“顿悟”时刻。正如McDonnell及其同事所指出的，任何事物都可能貌似“契合”某些必要条件，但只有在投入使用时才会产生共鸣。因此，一个社会科学概念并非仅仅因为它契合现有的文化条件就产生共鸣。相反，当一个概念被用来理解某种问题情境时，它才获得共鸣。

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关注点从作为一种条件的“可提取性”，转向作为一种适配过程的提取（retrievals as a fit-making process）。我们将“提取”概念化为一个人们主动从文化档案（Griswold 1986:188）中抽取概念，以帮助自己理解其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概念既可以作为关注对象（即成为新闻本身）被提取，也可以作为解释工具去理解其他文化对象（即解释新闻）被提取。通过这种方式，提取和共鸣过程可以交织在一起。当行动者琢磨事件（在本文中即新闻）时，他们并非在真空中行动。他们会提取各种概念，将其作为理解事件的装置，以此试图解释情境，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产生McDonnell等人所指出的共鸣。此外，每当这种提取和适配过程发生时，概念就会重获共鸣，并得以继续供应未来的提取。无论一个概念多么具有与社会情境“契合”的潜力，如果要在公众中产生共鸣，它仍必须被行动者提取并通过这种实用主义的适配过程投入使用。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概念得以拥有职业生涯，拥有一种超越第一次公开亮相的历程。

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过程，我们借鉴了关于“文化对象”的研究。在许多方面，社会科学概念都是文化对象，即Griswold（1987, [1987] 2004）定义为镶嵌在形式中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s embodied in form）。这个定义中的“意义”必然作为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而存在，因为“文化对象只有在被人类体验时才存在”（Griswold 1986:187）。据此，关于文化对象的研究避开了意义的内在论，转而考察受众如何接收和回应对象（DeVault 1990）。在这种关系性的视角下，制造契合的一个重要部分是解释灵活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即同一文化对象被不同受众注入多种意义的多义性方式（Bijker 1995; Pinch and Bijker 1984）。解释灵活性是一个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概念，不过这种建构是有界限的。文化对象是多义的（multivocal），但非全义的（omnivocal; Griswold 1987）。它们是引发反应的媒介，但很少能引发完全同质的反应（Childress and Friedkin 2012:64）。

基于数据，我们引入了一个相关概念：应用灵活性（applicative flexibility）。在它所指的情况下，与其说概念的意义发生变化了，不如说是概念被应用于新的、额外的、不同的事件（另一个文化对象），由此赋予该事件意义。

最后，我们借鉴了关于学术概念和思想家的研究脉络。这一脉络考察了“概念的社会生活”（Santoro and Sapiro 2017），并且与关于文化对象的研究一样，这些研究强调关系情境。正如Lamont（1987）所言，“理论的合法化更多源于复杂的环境互动，而非理论本身的内在品质。”这里的关键是Lamont所谓的“契合”，或者Wuthnow（1989:3）所谓的“联结问题”：概念必须与其社会环境足够兼容以便被理解和具有相关性，但它们也必须具有某种新颖性以区别于公认的思想。

这一脉络还考察了作者主动制造契合的努力，包括作者如何包装概念并使其适应多种情境（Lamont 1987），他们如何选择性地承认前人以吸引当代人（Camic 1992），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智识展演（Alexander 2011; Bartmanski 2012）。我们则将焦点从学术背景及学术作者的努力，转向撰写报纸文章、专栏和评论文章的记者及其他中介者。

数据与方法

为了筛选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我们先制定了一份初步的候选长名单。我们查阅畅销书榜单，征求同事建议，并利用了以往关于社科畅销书的研究。我们将搜索范围限定为由社会科学家提出的、已发表至少10年的概念。此外，这些概念必须能够在电子数据库中检索到。

接着，我们将长名单中各个概念的谷歌引用量，与它们在我们的报纸样本中10年间被提及的次数或“命中数”（hits）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引用量、销量与我们报纸样本中的命中数之间并不存在直接联系。例如，《不平等的童年》（Lareau 2003）拥有4,632次谷歌引用和高销量，但在我们的报纸样本中仅有11次命中。这表明概念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流行度之间可能存在脱节，同时也显示高销量并不一定对应着显著的公共使用。表1还强调了学术概念转化为公共概念是多么罕见。

表1 部分概念对应的书名、引用量、销量和命中数

从长名单中，出现了一个以50次命中为界的逻辑截断点，即在“第二轮班”（88次命中）和“当工作消失时”（37次命中）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见表1的虚线）。因此，我们选择了命中50次以上的7个概念进行分析。也许并非巧合的是，这些论文或书籍的标题都包含了它们所提出的核心概念。换句话说，对标题进行缩写就得到了概念本身。

在大多数情况下，概念的出现与书籍的出版相重合，例如《过劳的美国人》（Schor 1992）。为了区分概念与书名，我们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在搜索报纸数据库时，我们的搜索词仅包含该概念、作者姓氏以及初次出版后的10年时间段。例如，搜索内容会包括“overworked American”、“Schor”以及“1992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第二种策略是确定概念本身出现的时间段。例如，在“独自打保龄”的案例中，Putnam于2000年出版了该书，但该概念最早于1995年发表在Journal of Democracy的一篇学术文章中。因此，搜索范围设定为“1995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

为了在所有七个概念中建立一个稳定的搜索框架，我们对美国发行量最广的报纸进行了理论抽样。参照Benediktsson（2010）的方法，我们利用发行量审计局（ABC）和标准费率与数据服务（SRDS）获取了发行量数据。我们对比了这些榜单的2011年版本，并将搜索范围限定在两个榜单中均位列发行量前15名的报纸，最终确定了12家报纸。该样本在地理上覆盖了美国南部、中西部、西部、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主要城市。所有这些报纸都有网络版，印刷版文章通常会以相近的内容出现在网上。尽管各报社编辑委员会的政治倾向存在一定差异，但它们都是老牌的主流媒体。我们使用ProQuest和Access World News这两个在线数据库在这些报纸中进行搜索，这两个数据库能够提供稳定的抽样框架。

数据分析经历了多个迭代阶段。由于我们关注社会科学概念是如何被公众以及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的，我们首先采用了归纳性的、解释性的方法。在这一阶段，我们对1121篇新闻报道进行了人工编码。初始代码来自于一个聚焦于“独自打保龄”的试点项目，新代码则是通过数据与相关文献之间的持续对话而开发出来的（Ragin 1994）。

我们进行了大量编码；渐渐地，我们发现聚焦于概念“用法”（usage）的编码尤其具有启发性。“用法”这一编码随着我们对数据理解的变化而变化，但在编码和重新编码的各个阶段，评分者间信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得分都很高，低端和高端的Kappa值都大于0.7 (K1 = 0.84, K2 = 0.94)。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开始关注被用作“对象”（即新闻本身）和“解释工具”（即以此来理解新闻）的概念，以及第三个小得多的类别——用作“可信度信号”（credibility signal；即用来提升新闻报道的可信度，而不对概念本身进行讨论或分析）。

作为报道对象的概念

在这些概念发展的早期阶段，它们通常是受关注和报道的文化对象（cultural objects of interest），也就是成为新闻本身。成为新闻的一种方式就是出现在畅销书榜单中。尽管这些榜单篇幅简短，但它们不断地将概念置于公众视野之中。更重要的是书评和评论文章，它们将概念作为关注的焦点进行探讨。以《新闻日报》（Newsday）对《过劳的美国人》的一篇书评开头为例（Moberg 1992）：

“你是否觉得自己在激烈的内卷中正逐渐落于人后——工作越来越多，乐趣却越来越少？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uliet B. Schor在一本发人深省的新书中指出，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就是典型的美国人。这本书很值得一读，如果你有时间读的话。”

在这类文章中，概念处在首要的地位，通常出现在开头，比如《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这个例子（Keller 2002）：

“精明的大城市市长，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师，请注意！对戴鼻环的人友好一点。请画家吃顿午饭。帮软件工程师取一下干洗好的衣服。并确保和你关系最好的同性恋朋友能欣赏到漂亮的天际线风景。换句话说，对于想要保持城市经济竞争力——更不用说将其打造为前卫、有趣居住地的公职人员来说，培育创意群体是一个好主意。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在其职业生涯的后期，概念也可能成为对象。当出现新的、相关的出版物，概念在此背景下被提取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华盛顿邮报》（1997）对《时间困境》（Time Bind）的书评为例：

“《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Arlie Hochschild是《第二轮班》（一项关于职业女性和母亲在家庭中所面临的要求的研究）的作者，现在她将注意力转向了美国人如何平衡，或者通常是无法平衡，工作与家庭。”

在这段话中，“第二轮班”是受关注的对象，它与新书相关联，而这种对“第二轮班”的重提有助于增强这两部作品的价值。在这种良性循环中，原始概念已建立的知名度（或恶名）使得新的出版物具有报道价值，从而让原始概念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并刷新文化记忆库。

这些过程固然重要，但它们只是概念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概念过程中不完整的一部分。在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这些概念不仅被视为“客体”，而且更有趣的是，它们还被用作解释其他文化客体或现象的“解释工具”（interpretant）。

作为解释工具的概念

“概念”这一称谓的核心在于它提供了对其他事物的理解。被用作解释工具是成为公共概念的核心。为了解释新闻而不断被提取，对于延长一个概念的职业生涯也至关重要，而社会科学家或出版商很难直接控制、操纵这一过程。它是一个制造契合的过程，记者和其他中介者提取一个概念，并将其延伸、应用于多个新闻事件、对象和现象之中。这一过程体现了应用灵活性，其中概念本身的意义并未改变；相反，概念被应用于一个新的、额外的或不同的客体，以此作为理解该客体的一种方式。概念的使用之所以是“灵活的”，是因为它可以被用来理解许多事物。我们的数据表明，随着这些概念在实践中被应用，它们在实际使用中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从而能够：（1）应用于重大新闻事件；（2）应用于更具地方性或平凡的事件或现象；（3）被富有弹性地拉伸，从而与公共议题建立意想不到的联系。

应用灵活性之一：重大新闻

应用灵活性的一面体现为：当新闻报道的作者提取一个概念，以此构建对“硬”新闻（具有全国性或国际性重大意义的事件）的理解(Gans 1980:19; Tuchman 1978:48)。

这一过程在我们样本中所有概念的发展历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在“文明冲突”与恐怖主义（特别是“9·11事件”的案例）中表现得最为强烈。那天发生的事件带来了一个必须被破解的、可怕的新问题 (McDonnell, Bail, and Tavory 2017:3)，许多作者提取了文明冲突论来尝试解决这一困惑。华盛顿邮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

“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某种形式的战争。哈佛的学者Samuel Huntington会称之为文明的冲突，这么一场斗争并非关于领土或战利品，而是关于如何看待世界。有些人愿意自杀并带走这么多人的生命，仅仅是为了，为了什么？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确实处于战争状态，但是是和谁？”

在突如其来且痛苦的不确定性中，Huntington 的概念似乎提供了一种解读，或者至少是提供了一个关于该问何种问题的准则。全美的记者和评论员纷纷提取“文明冲突”这一概念并应用它，力求获得一种理解。随着该概念被提取出来解释这一重大事件，它重新产生了共鸣(McDonnell, Bail, and Tavory 2017)。事实上，“文明冲突”在2001年获得的命中数最高。

一些重大事件，例如总统选举，提供了产生文化意义的规律性的机会（Schudson 1989:163）。1992 年的选举尤其新颖，因为希拉里·克林顿并不符合传统的第一夫人形象，而丹·奎尔（Dan Quayle）则对电视角色墨菲·布朗（Murphy Brown）的行为表示不满。在这种背景下，《费城询问报》（Philadelphia Inquirer）的评论员（Saffron 1992）重新提出并应用了“第二轮班”这一概念：

“对于那些争论谁该擦浴缸或谁该做晚餐的数百万个家庭，下个月在白宫终于会有一个能够同情地理解你们的人……希拉里·克林顿知道如何平衡工作、家庭和家务。对于这些女性来说，重要的议题不再是要不要有事业，而是到底谁的事业优先……Arlie Hochschild，这位社会学家在她的书《第二轮班》中详细描述了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安排，发现职工母亲每年要多做一个月的家务，并且每周比丈夫少花四小时在工作上。这些统计数据不可避免地使女性在职场上变得不那么具有竞争力。”

“第二轮班”提供了一种理解职业女性和第一夫人生活的启发性方法。虽然这种适应方式与该概念相契合，但它涉及了对于当时看来很新颖的国家性事件的全新应用。这一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对原有概念进行了“调整”——Hochschild在 1989 年写书时并没有详细描述第一夫人的生活——但这一应用并没有偏离她最初的意图太远。

应用灵活性之二：本地新闻与日常琐事

我们样本中的概念还被用来报道、解释那些在视域上更具地方性（local in scope）或在意义上更为平凡（mundane in implication）的现象。这一过程往往与该概念的预期含义及其原始学术著作保持一致，但涉及将其应用于更广泛的事件和现象。这些事件虽然不那么具有全国影响力或戏剧性，但仍然属于新闻。

以《丹佛邮报》(Graham 2000) 一篇关于该市公共交通扩张的文章中对“独自打保龄”的提取为例：

“在就建设公共交通的利弊争论多年后，当地铁西南线本周向通勤者开放时，该系统被热切的乘客挤得满满当当……这种趋势带来的好处可能不仅仅是缓解交通拥堵。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Robert Putnam 在他的《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建议，减少我们独自待在私家车里的时间可能是迈向建设更好社区的一步。Putnam 收集了大量数据，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成为了一群压力重重、脾气古怪的独行者。”

这种应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 Putnam 在书中讨论了通勤。然而，这一额外的应用过程，将这个概念延伸并覆盖到了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案例，以解释这些出人意料地挤满新交通系统的“热切的乘客”。

类似的例子出现在《洛杉矶时报》(Winton and Lin 2005)的一篇文章中，它应用“恐惧文化”来解释对洛杉矶高速公路枪击事件的“被害妄想”：

“社会学家表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高速公路枪击案会获得如此多的媒体报道——因为它发生在每个开车的人都会使用的公共空间。但是，这也使得人们很难从另一种角度理解这些枪击案……‘因此，如果我们不断地听到这些事件的报道……每当我们打开电视或收音机时。警方将很难用事实来反驳，’南加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恐惧文化：为什么美国人害怕错误的事情》一书的作者Barry Glassner说道。”

鉴于路怒症在Glassner的书中占据重要地位，记者使用“恐惧文化”来解释高速公路枪击案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认为，这种类型的使用方式表明，这种程度的应用完全处于“恐惧文化”的灵活伸缩范围之内。该概念可以被重新提取和应用，在洛杉矶的所有此类案例中产生新的共鸣，即使这些事件并不具备成为全国性新闻的资格。

另一种类型的应用涉及的对象和事件是日常的、琐碎的，它们可能比洛杉矶高速枪机案更加普遍。以吃午饭这种琐事为例，《明尼阿波利斯星坛报》(Winegar 1992)的这篇文章写道：

“正午时分：是时候蹒跚着穿过过街天桥或前往员工食堂了。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主意：走出你的大楼，走出乏味的生活轨迹，走出你的思维习惯。专家说，休息一下（一次真正的休息）能提升你的生产力。在办公桌上吃午饭不仅对你不利，还可能对你的工作不利：Juliet B. Schor，《过劳的美国人》的作者，写道：‘对一些人来说，减少工作时间和日程安排实际上可以提高生产力。’Schor引用了几个公司缩短工人工作时间的案例，结果发现销售额上升了，缺勤率下降了，节奏、效率和士气都提高了。”

吃饭是工作日的常规组成部分，这篇文章应用“过劳的美国人”重新概念化了日常生活：午餐不仅补给身体，也补给生产力，但前提是它包含一次真正的休息。午休是Schor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因此尽管这种应用没有拉伸概念本身，但是这种应用于日常琐事的能力说明了概念在使用中的灵活性（flexibility-of-the-idea-in-use），以及它作为公共概念的地位。

应用灵活性之三：与公共议题的弹性联系

在应用灵活性的前两个部分中，灵活性体现在概念被应用的不同的事物类型上（不论是国际性还是本地的）。第三个部分则通过创造性的使用来延展概念。与前两种相比，这一制造契合的过程不那么直观。虽然概念本身的含义没有改变，但是它被延展以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联系。

应用灵活性的这第三个方面在“独自打保龄”的职业生涯中尤为明显。《纽约时报》(Zernike 2004) 的一位评论员提取了该概念，并应用它来解释降噪耳机广泛流行：

“大多数人在飞机上使用耳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用它来屏蔽邻居的割草机声、同事的喋喋不休、通勤同伴的焦躁情绪，或者用于睡觉和冥想。然而，这些过滤器是否创造了一个疏离的世界，一个过于安逸、对惊喜过于封闭的世界？……史密斯女士担心这一切将成为社会科学家 Robert Putnam所说的‘独自打保龄’的情形。她说，看看吧，新英格兰镇民大会这类传统活动的参与度在下降。‘民主建立在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对话中有一席之地的基础上，’她说，‘通过躲进自己的舒适圈，我们正在放弃自己更加公共的角色担当，这是把公共领域拱手让给了那些可能并不关心我们需要的人。’”

对降噪耳机成功最直观和简约的解释是当代生活太吵了，而从耳机联想到民主的衰落是有些距离的，但这位评论员仍然提取了“独自打保龄”来建立这种联系，并阐释其社会意涵。

《今日美国》(Wilson 2006) 的一篇文章则使用“创意阶层”来解释生活习惯（即是否光脚）趋于随意的变化：

“光脚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我们社会的非正式性。对此，Richard Florida在《创意阶层的崛起》里一语中的。和创意人士在一起，你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度（latitude），这会表现在我们穿着、生活的方式上。”

对赤脚的宽容从未成为Florida对于城市宽容度的测量的一部分，但这位作者仍然提取了创意阶层的概念来理解这种新的“自由度”。

这第三种形式的应用灵活性可能会令人惊讶。以《华尔街日报》(1995) 的这篇社论为例，文中讨论了克林顿总统提名Henry Foster（他被发现曾实施过堕胎手术）担任卫生局局长的争议。在批评双方缺乏文明和仁慈之后，该评论建立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联系：

“审查Foster履历的工作人员从未想过，会有人想知道他是否做过堕胎手术。毕竟，在他们“开明、进步”的圈子里，这从来不是个问题；这是他自己的事，对别人来说有什么要紧的呢？我们向白宫审查人员推荐 Charles Murray 和 Richard Herrnstein 所著的《钟形曲线》，他们写了800页，不是关于种族差异，而是关于被过度教育的“认知精英”，这些人只会和群体里的人说话。”

为了解释这场争议，评论员提取了“钟形曲线”并延展该概念，以解释导致Foster最初获得提名的短视思维。

如上述例子所示，第三种形式可能涉及重大的全国性新闻，或者地方性的、日常的现 象。 虽然三个形式之间存在重叠，但是将第三种应用灵活性区分开来的因素，在于概念在应用过程中的弹性塑造（elastic shaping），以便与公共议题（matters of public interst）建立某种联系。

图1 公共概念的职业生涯过程

不同的类型与职业生涯

我们认为，被用作报道对象和解释工具是定义公共概念的两个要素，而第三个则是在不断发展的职业生涯中，这些用途的此消彼长、潮起潮落。我们已经定性地分析了公共概念的两大用法。然而，这些用法在不同概念之间的分布有什么样的差异？这种分布如何随时间改变？有没有可以识别的模式？接下来，我们将定量地分析这些问题，识别不同的概念类型，并且建立一个公共概念的类型学。

昙花一现的对象型概念

如下图所示，“钟形曲线”的职业生涯拥有一个很高的起点和一个急速跌落的过程。这符合我们的一种预期：概念存在于具有有限资源的竞争性空间中(Baumann 2001; Hilgartner and Bosk 1988)。它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概念，因此它在生涯初期主要被用作关注对象。当然，在后期，更多的作者提取这个概念用于解释其他现象或对象。总体而言，它还是更多地被用作对象（占比57%），因此是一个对象型公共概念（object-heavy public idea）

图2 “钟形曲线”的职业生涯

多峰的均衡型概念

“第二轮班”获得的命中数是样本中最少的，但是它的职业生涯拥有多个波峰和波谷。总的来说，它的用法是均衡的，作为报道对象和解释工具的用法分别占48%和51%。

图3 “第二轮班”的职业生涯

多峰的解释型概念

虽然“过劳的美国人”也被用作报道对象（特别是在第一年），但在后续的职业生涯中，它更多地被用作解释工具（占比66%），因此属于解释型（interpretant-heavy）概念。该概念的流行得益于一场公共争议：它的出版正值一个美国文化亟需捍卫的时刻。1992年，一些日本政治家公开质疑美国的工作伦理。在此背景下，“过劳的美国人”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既作为受关注的客体，也作为解释工具，用以解释该事件并提供反驳论点。

1997年，争议再起，当时Godbey和Robinson出版了一本书批评该概念，而Schor出版了一本相关书籍《过度消费的美国人》（1998）以支持她的论点。在此期间，该概念主要被用作对比性地解读Godbey和Robinson的书。

图4 “过劳的美国人”的职业生涯

后发的解释型概念

总体而言，“文明冲突”更多地被用作解释工具（占比61%），因此它也是解释型概念。不过，与前面的概念相比，它的职业生涯曲线看起来相当不同，这或许是因为这一概念最初是以学术期刊论文的形式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中出现的。它的职业生涯起步较慢，在 2000 年之前，这一概念的使用频率总体上较低。

1993年该概念首次出现时，主要被用作解释工具，以理解波斯尼亚和中东的冲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族群与宗教冲突。1996年该概念以书籍形式出版后，开始引发争议和关注，其使用方式也转向更多地作为一个报道对象。到1997年，其使用又再次偏向解释工具，用以理解伊朗总统选举、中东紧张局势、恐怖主义以及宗教和文化冲突。2001 年的显著激增反映了“9·11事件”的发生，人们重新调动“文明冲突”这一概念来理解袭击事件及其后果，这一趋势在 2002 年仍在延续。

图5 “文明冲突”的职业生涯

公共概念的类型学

基于数据，我们发展出关于公共概念的类型学，它由三个使用量的分类和三个用法的分类构成（见下图）。从职业生涯的使用量模式来看，“水花型”（splasher）的特点是第一年的使用量较大，随后急剧下降，但并未消失。“过山车型”（coaster）概念则具有多个波峰和波谷，像过山车一样。“后发型”（riser）的特点是在最初几年的点击量较小，而在职业生涯后期达到顶峰。同样，存在三种用法模式，不再赘述。

图6 公共概念的类型学

那些空的格子只是在我们的样本中缺失了，不代表它们不存在。根据公共概念的定义，某些类型是更容易出现的，而另一些则不然（例如解释型比对象型更常见）。

这种类型学对于概念化公共概念非常有用，它同时也是未来研究的指南：可以对更多媒介和更多概念进行研究，来检验和考察我们提出的类型、情境和命题。通过搜寻更多的经验材料（不论它能放进我们的类型学，还是放不进去，以至于需要对分类做出修改），可以获得大量知识。

讨论与结论

本文存在一定的局限。分析上，我们只关注了“如何”的问题，而没有回答“为什么”的问题。理论上，我们选择了实用主义的文化路径，这是有机会成本的。我们把那些同样重要的其他理论要素置之于幕后了，包括意识形态、场域位置、关系网络。不过，我们认为这些理论路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后续研究可以整合它们。数据来源上，我们关注的只是报纸文章，但是这些记者可能同时是编辑、政策制定者、顾问，并作为这些角色以不同的方式使用社科概念。方法论上，我们只挑选了最著名的概念，以及主流的、大众的报纸，时间也局限于1989年至2011年这段报纸主导新闻的时期，这反映了更大的权力结构。后续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继续拓展。

我们需要对公共概念进行更多研究。试图理解公共概念就是试图理解学术活动的使命和相关性。在学术界受到攻击、公众对社会科学的怀疑不断增加的时代，公共概念变得更加重要。作为学者，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观点被听到，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概念成为有新闻价值的关注对象，或者我们是否希望我们的概念被用来理解世界？当然，答案是所有这些我们都需要，我们甚至还需要更多。在各种情况下，都值得去了解人们如何在公共领域中使用社会科学概念，去了解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过程，去了解它们的多种多样的类型和职业生涯。

编译｜朱乐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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