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3779】扩招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01 引言

1999年，我国启动了大规模高校扩招。十年之间，大学招生人数从约100万增加至600多万。这一改革被广泛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向“大众化”的转折点。已有研究多关注扩招对大学入学率、收入回报以及地区不平等的影响。然而，本文提出了一个更为前端的问题：当大学容量扩大时，真正被改变的是否其实是更早阶段的教育选择？

在我国教育制度中，初中毕业后的高中分流至关重要。学生必须在普通高中（学术轨道）与职业高中之间做出选择。普通高中是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几乎唯一途径，而职业高中则基本意味着直接就业。换言之，若一个学生未进入普通高中，其大学机会在制度上已大幅受限。因此，如果高校扩招提高了大学的“可达性”，那么最早发生反应的，也许是初中升高中这一分流节点。

本文关注一个更前端的问题：1999年的大学扩招是否在高中分流阶段引发了“上游反应”，并进而影响城乡教育与就业差距。关键并不只是大学席位增加了多少，而在于这一高等教育层面的冲击是否改变了普通高中入学边际的选择行为——这一环节往往受到信息摩擦、风险判断与地方容量约束的共同影响，同时城乡学生的反应是否存在差异。这样的分析框架，将教育体系视为一个层级相连的序列，考察上游冲击如何向下游与横向结构传导。

02 制度背景

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采用6-3-3结构，即六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学生进入关键分流阶段。普通高中主要为高考做准备，而职业高中则侧重技能培训。制度上，大学录取几乎完全依赖普通高中路径。正如论文中教育结构图所示，普通高中是通往大学的主干通道，而职业高中仅存在少量“桥接”项目 。

在1999年之前，大学录取率不足10%。对于农村家庭而言，三年普通高中的学费和机会成本可能超过家庭年收入，而大学录取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提高了风险。即便部分农村学生具备学术能力，他们的家庭也可能出于现实考量选择更为稳妥的职业路径。因此，在扩招之前，农村学生在普通高中和大学阶段的比例显著低于城市学生。

1999年6月，政府宣布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值得注意的是，扩招是在当年高考录取结束后决定的，因此已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几乎无法调整路径。而1983年以后出生的学生在扩招宣布时仍处于初中阶段，能够在升高中时根据新的预期做出调整。正是这一时间差，为本文构建了自然的准实验分组。

03 数据和实证设计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该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包含教育完成情况、职业类别、父母教育背景等信息，并可通过土地承包权识别农村身份 。作者选取1976—1988年出生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其中1976—1982年出生者为改革前组，1983—1988年为改革后组，总样本超过27万人。

核心识别策略为双重差分模型。作者比较“同一县、同一出生年”内农村与城市个体之间的差距变化。基准模型可写为：

其中，Rural表示农村身份，Post表示是否为1983年及以后出生。县固定效应与出生年固定效应分别控制地区与代际层面的共同冲击，县×农村固定效应控制县内长期城乡差异。系数β衡量的，是改革后城乡差距是否发生变化。

此外，作者采用事件研究模型逐年估计城乡差距变化，以检验改革前是否存在趋势差异。结果显示，改革前城乡差距趋势平稳，改革后逐渐收敛，支持平行趋势假设。

表1展示了本文关键变量的均值，对比了扩招前后的数据。

04 结果

4.1 农村学生受教育年限显著上升

首先，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扩招使农村学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约0.26年。男性增幅略大于女性。这意味着，尽管大学层面的差距并未完全缩小，但在高中阶段及其之前，农村学生已开始延长教育路径。

这一结果表明，扩招不仅仅影响最终的大学入学率，更通过改变中间阶段选择，延长了农村学生在教育体系中的停留时间。

4.2 普通高中完成率显著提高

更为关键的是普通高中完成率的变化。改革后，农村学生完成普通高中的概率提高了2.9个百分点。考虑到改革前农村普通高中完成率仅约16.7%，这一提升相当于约17%的相对增长。

分性别来看，农村男生增幅更大。作者指出，这可能与资源有限环境下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存在性别偏好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完成率的城乡差距并未同步缩小。这说明，扩招主要改变的是“进入学术轨道”的概率，而在更高层级仍存在其他约束。

4.3 职业结构发生重新分配

教育变化进一步体现在职业结构上。改革后农村个体进入低技能职业（农业、制造业等）的概率下降约5个百分点，同时进入高技能职业或需高中以上学历职业的概率显著提高。

这说明，扩招通过教育分流机制，最终推动农村劳动力向技能密集型行业转移。这种转移并非简单就业数量变化，而是职业质量的提升。

若按中国常见7%的教育回报率估算，0.26年的教育差距缩小意味着约2%的收入差距收敛。叠加职业结构变化，其经济意义并非微不足道。

4.4 进一步分析：机制与稳健性

在确认主结果后，作者进一步检验：扩招是否真的通过改变预期，而非简单扩大高中供给来影响农村学生的分流选择。

首先，文章利用改革前各县普通高中完成率作为“学术高中容量”的代理变量，构造三重交互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改革前普通高中容量较高的县，农村学生在扩招后的普通高中完成率提升更明显。容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村学生的相对提升幅度进一步扩大。换言之，真正发生明显城乡收敛的，是那些原本进入学术轨道更可达的地区。

这一结果与简单扩容的逻辑并不一致。如果仅是高中供给增加导致农村学生受益更大，那么容量原本较低、扩张幅度较大的地区应当出现更强收敛。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支持作者提出的“预期更新机制”：大学扩招提升了农村家庭对大学路径可行性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变化在约束较弱的地区更容易转化为实际选择。

此外，作者还考察了省级大学扩张强度与高校密度差异。结果表明，在大学扩张更剧烈、四年制高校更密集的省份，农村学生的教育提升效应更为明显。这进一步说明，扩招作为一种信号冲击，其效果取决于大学路径在当地的可见度与可信度。

在稳健性方面，文章通过事件研究检验了平行趋势假设，发现改革前城乡差距走势平稳，改革后才逐步收敛。同时，作者使用替代职业分类、不同样本窗口及固定效应结构进行检验，结果均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高中招生并未在1999年出现断点式扩张，这进一步排除了简单供给冲击的解释。

05 结论

本文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1999年高校扩招通过改变农村学生对大学路径的预期，提高了其进入普通高中的概率，延长了受教育年限，并推动其向高技能职业转移，从而在高中阶段缩小了城乡差距。

然而，大学完成率的城乡差距并未同步消失。这意味着，扩招改善了教育路径的“入口公平”，但在更高层级仍存在结构性约束。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教育改革的影响往往通过教育序列内部的多个节点逐层传导。高等教育政策，并不只作用于大学阶段，而可能重塑整个教育分流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