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分流”政策出台十年后，正在回归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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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者 | 丁毅超

发展职业教育一直是我国顶层设计中大力推广的目标之一。早在1983年，教育部就联合多部门在《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阐明了这一主张。然而，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高校扩招以及职业教育自身吸引力的下降，导致职高的录取率一直在单位徘徊。

李克强总理上任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职业教育进一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更是提出了高职院校大规模扩招100万人的硬性指标。在硬性指标面前，许多城市开始严格控制普高招生计划，强制执行50%的分流红线。这一转变被今日称之为“五五分流”。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却激起了家长群体的大量不满和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最终在2022年《职业教育法》的修订中，政府放弃了刚性的“五五分流”目标，转而向职普融通和推迟分流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

“五五分流”从刚性目标向柔性政策的转换是理性的回归和纠偏。

没有体面的就业，就没有成功的职业教育；没有尊重选择权的制度，就没有人民满意的教育。行政性手段需要以符合教育规律的方式展开，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为了更好地解释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回到强制性“五五分流”的初衷。在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并且引发国内外的舆论广泛关注。

这无疑是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关键一步。但彼时的我国存在严重的人才错配。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指出，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但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如果放任下去，只会导致就业结构的进一步错配，进而引发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因此，通过强制性的五五分流实现供给侧改革成为了中央的主导思路。

通过对国外经验的考察，德国模式成为了具体政策上的模板。虽然以今日的眼光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当时很多专家认为德国之所以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后续的欧债危机中保持经济强劲，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社会地位较高、收入体面的产业工人大军。李克强总理本人也多次考察德国，强调要借鉴德国经验，构建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强制性五五分流的想法虽然在经济学上有合理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的复杂性。这不仅是由于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也有职业教育本身的结构性缺陷。 理论上而言，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技能传授，帮助职高学生能够提前拥有适应岗位的技能。但在实践中，一方面，许多中职学校的设备严重滞后于产业现状，以至于被外界戏称为“PPT里学修车”；另一方面，

职高教育根本无法给出足够的薪资吸引真正拥有教学和设备操作经验的人才，师资的匮乏导致职高沦为单纯的“看护机构”。

部分学校贩卖廉价劳动力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家长本来就存在的不安。许多中职学校将送学生去工厂“实习”视为创收手段，学校通过中介将学生成批送往劳动密集型工厂从事与专业毫无关系的重复性劳动。工厂则支付给学校“管理费”或回扣，而学生只能拿到远低于市场价的微薄补贴。如果学生对此提出抗议，学校往往会以无法毕业威胁学生。

在这种现实环境下，“五五分流”非但没有产生自己想要的效果，

反而加速了结构性失业的强度。

为了避免落入那50%的中职区间，家长不得不疯狂投入课外辅导，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鸡娃”。教育成本的快速飙升更是成为了社会性问题。中央政府不是没有做出过调整，但无论是双减政策还是打击教培行业，都不足以遏制这种由分流焦虑引发的恶性补习竞争。或者说得更明白些，只要分流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家长的焦虑就无法根除。

2021年的独立学院转设风波成为了家长情绪大规模爆发的标志性事件。在教育部的视角下，这实际上是为那些无力转设的独立学院找到一条政策上的出路。但这一举动被在校学生和家长解读为学历降级，认为原本的普通本科事实上被贬值为职教本科。即便教育部公开表明“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教育部无法保证学校名称变更在就业市场上的歧视。抗议活动迅速升级，在江苏的部分高校甚至发生了扣留院长，以及与警察对峙的激烈冲突。

面对如此激烈的反抗，教育部很快展现出“从善如流”的态度，宣布暂停原有计划。刚性的“五五分流”也随之陷入停滞。最终在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发法》中，原法条中“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也正是在本次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在“五五分流”的问题上进一步回归现实，

开始将融通作为新的政策导向。

比如在山东，越来越多的中职考生就通过春季高考的模式进入大学。各地教育部门也开始探索职高互通的可能性，避免强制一次性分流对个人成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浙江省就在去年提出，学生入学时不分普职，高一学习基础文化课，高二根据兴趣和成绩，自主选择流向普高升学班或职教升学班 。

当然，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也是“五五分流”无法维持下去的关键原因。随着生源的剧烈减少，未来的高中和大学将面临严重的“生源荒”。供需关系的变化导致普通高中和大学必然会降低门槛争抢生源，强制限制普高录取率将变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这一趋势已经由过去三四年的幼教行业所确认，并且从今年开始正式向小学阶段蔓延。可以预见的是，少子化将倒逼教育体系从筛选模式转向培养模式

。每一个学生都将变得珍贵，强制将其分流到低质量中职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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