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定不应过滥

辽宁省近日发布《辽宁省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提出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工作，培养和造就一支高素质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更好引领乡村振兴发展。记者从辽宁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新型职业农民的范围是户籍住址在辽宁省乡镇（涉农街道）以下，在农业农村一线，具有一定种植、养殖、农村社会服务等农业技术技能，能够起到示范和带头作用，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业农村从业者。辽宁省对新型职业农民职称拟设置四个级别，即初级、中级、副高级和正高级，评审专业包括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水产、畜牧、兽医、农业资源环境、农业机械化等。取得“新型职业农民”职称的农民可以获得一些优待，比如基层服务组织在农村招聘相关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可享优先受聘；优先享受新技术培训，优先承接新品种、新产品、新模式的试验示范等。

看了这则消息，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总是觉得哪里不对劲。最主要的是，农民需要“职称”这种东西吗？

职称，原本只是专业技术领域的等级标尺，用以衡量个体在特定技术岗位上的能力水平。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曾是体制内技术人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其背后关联着工资、福利与晋升通道，可谓“一职定终身”。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职称制度逐渐突破专业藩篱。尽管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只承认正规的27种职称，但事实上，由各“条条”和“块块”自己弄出了的职称越来越多。当职称的边界无限扩张，其作为专业能力的认证价值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稀释与异化。

回溯历史，职称制度的初衷本是服务于特定领域的技术人才评价。改革开放初期，职称评定严格限定于体制内的专业技术岗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等。彼时，职称与待遇紧密挂钩，成为技术人员职业发展的核心坐标。这种严格的准入机制，使得职称在特定领域内保持了相当的权威性与含金量。然而，随着制度设计的松动，“职称泛化”的闸门被打开。最初是党政干部评定“政工师”，将政治身份与技术等级混为一谈。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十分可笑，你一个领导干部好好当你的官就是了，凭什么还要和人家专业技术人员争职称？可以说，当职称的获取不再局限于专业技术岗位，其作为“专业能力认证”的核心属性便开始模糊。

职称泛化的直接后果，是专业含金量的急剧贬值。曾几何时，“教授”二字代表着学术巅峰，如今却有人戏言“教授满街走，讲师不如狗”。这种调侃虽显夸张，却折射出社会对职称泛滥的无奈与嘲讽。当职称不再是稀缺资源，而成为人人可摘的“标签”，其激励作用自然大打折扣。更值得警惕的是，职称与真实能力之间的断裂日益加深。许多拥有高级职称者未必具备相应的专业水准，而不少能力出众的专业人士却因各种原因未能获得相应职称。这种错配不仅扭曲了人才评价标准，更可能误导社会资源分配，使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而无能之辈却凭一纸证书占据高位。

职称泛化的另一重困境，在于其与市场需求的脱节。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机构的核心关切是员工的实际贡献与创造的价值，而非一纸职称证书。尤其在体制外领域，如律师、IT、设计等行业，从业者收入与职业发展更多取决于项目成果、客户口碑与市场认可度，而并非那一纸职称证书。最典型的莫过于律师，由于律师基本上都是体制外人士（当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公职律师），尽管国家有“一级律师、二级律师、三级律师”的职称序列，但这些体制外的律师事务所没有人关注某位律师是一级律师还是三级律师，律师本人也对参评职称毫无兴趣。事实上，当一个机构的用人标准早已转向能力与业绩，职称的“通行证”功能便显得多余。按照这个道理，作为同为“体制外”的农民，要这个职称能有何用，真的值得打上一个问号。说句实话，若强行将职称与农民的收入等个人实惠相挂钩，无异于刻舟求剑，因为在农产品市场竞争中，决定农民收入的是产品质量、销售渠道与品牌影响力，而非“农民助理农艺师”之类的头衔。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职称泛化暴露了行政权力对专业评价的过度干预。当前职称评定多由政府部门主导，评价标准往往偏向论文数量、学历资历、奖项荣誉等量化指标，而忽视实际工作能力与创新贡献。这种“唯论文、唯帽子”的评价导向，不仅导致学术造假、材料注水等乱象，更使专业技术人员陷入“为评而评”的功利主义泥潭。当职称成为行政管理的工具，而非专业自治的产物，其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为农民评定职称，本质上仍是行政力量对农业领域的介入，试图通过行政认证提升农民地位。然而，农业现代化需要的是技术赋能、市场对接与政策支持，而非一纸虚名。若农民为评职称耗费大量精力准备材料、应付考核，反而可能挤占其从事生产的时间，得不偿失。

职称泛化的根源，还在于社会对“身份标签”的迷恋。在传统观念中，职称、头衔等外在符号常被等同于个人能力与地位，形成一种畸形的“标签崇拜”。这种心态促使人们不断追逐各类证书，以为拥有更多“标签”便能证明自身价值。然而，真正的专业能力需经实践检验，绝非一纸证书所能涵盖。当社会过度依赖标签评判人才，便容易陷入形式主义陷阱，忽视人的内在素质与真实贡献。为农民评定职称，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这种“标签情结”，试图通过官方认证赋予农民新的身份认同。但这种认同若不能转化为实际利益与发展机会，终将成为空洞的符号游戏。

面对职称泛化的现实，重构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势在必行。首先，应明确职称的本源定位，将其严格限定于专业技术岗位，避免向非专业领域无限延伸。其次，改革评价机制，破除“四唯”倾向，建立以创新能力、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引入行业协会、市场主体等社会力量参与评价，增强结果的公信力。对于体制外行业，应充分尊重市场选择，让薪酬与职业发展回归能力本位。至于农民群体，与其耗费资源评定职称，不如着力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强职业培训，从根本上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职称制度本应是激励专业人才成长的阶梯，而非人人可攀的装饰性花架。当职称的边界无限扩张，其专业价值必然稀释，最终沦为形式主义的注脚。辽宁为农民评定职称的政策，看似是对“三农”问题的创新回应，实则延续了职称泛化的老路，其效果令人担忧。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人才评价更应回归本质，也就是让能力说话，让贡献定级。唯有打破“职称万能”的迷思，构建多元、务实、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才能真正释放人才活力，推动社会进步。否则，再多的职称头衔，也终将在时间的淘洗中失去光泽，沦为又一堆无意义的符号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