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户、匠户、灶户、渔户、商人，明代非农职业的那些事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古代中国是个纯粹的农业社会。明代也不例外，田野里辛勤耕作的农民确实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然而，在田垄之外，还有一个被“户籍”牢牢定义着的职业世界——军户、匠户、灶户、渔户，以及没有专属户籍却不断壮大的商人群体。这些身份往往世代相传，与国家的役务紧紧捆绑，勾勒出一幅明代非农职业的独特图景。

明代的军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军人，而是一种叫作“军户”的世袭身份。政府从普通民户中征发壮丁赴卫所服役，被抽中的家庭便成为“州县军户”。他们虽然留在故乡务农，却要负责为远在卫所的亲人提供盘缠和装备；一旦卫所军人绝后，还要从家族中抽调“余丁”顶补。如此一来，一个家族往往被分割成两支：一支在边疆卫所世代为兵，一支在故乡农村世代为农。

更有趣的是，由于征发的不均匀，明代出现了明显的“军户县”和“民户县”之分。有些州县被大量抽丁，军户比例极高；有些则相对较少。这种分布不仅影响了地方的社会结构，也让“军人”与“农民”的界限变得模糊——许多卫所军人在和平时期同样需要屯田自给，他们的生活与农民并无二致。

如果说军户是国家的武力储备，那么“匠户”就是明代工程与手工业的骨干。这些手艺家庭被编入特殊户籍，必须定期轮班前往京城服役。洪武初期，匠户每年都要赴南京一轮，为修建宫殿、城墙提供劳力。据记载，当时京城的常备工匠可能高达6万至12万人。

沉重的役务让匠户不堪重负，直到洪武二十六年才迎来转机。随着南京基建告一段落，朝廷将轮班制度改为两年或三年一轮，并颁发“勘合”（工作凭证）进行管理。这次改革涉及的匠人多达23万余人，不仅减轻了他们的奔波之苦，也让他们有更多时间经营家庭手工业。这些匠户遍布全国，成为明代瓷器、纺织、建筑等行业技术传承的重要载体。

“灶户”是明代盐业生产的专业户，主要分为海盐、井盐、池盐三类。他们的来源颇为复杂：有的是元代遗留的旧灶户，有的是因罪被罚来煎盐的犯人，更多的则是明初“括民为灶”政策下从普通民户中划拨而来的。

令人惊讶的是，灶户的分布并不限于沿海。如山东淄川县、北直隶衡水县都有灶户编制，而这些地方并不产盐。原来，明初需要大量灶户，沿海人口不足时，官府便将目光投向内地。北直隶丰润县的灶户甚至占到全县编户的38%，衡水县也达到29%。这些灶户往往举家迁移至盐场附近，形成专门的盐业社区，生活与盐的生产紧密相连。

相较于前几种职业，渔户在官方记载中略显低调，但他们在水网密布的南方地区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明代设有“河泊所”专门管理渔户和征收鱼课，从河泊所的分布就能看出渔户的集中区域。

不过，并非所有捕鱼者都是渔户。政府明确规定：农民自家池塘、灌溉水塘养鱼属于副业，不征鱼课；只有那些以捕鱼为生、在官方认定的湖池河泊专业作业的家庭，才被列为渔户并承担相应赋役。这种区分体现了明代户籍制度的精细——它将职业分工与赋役绑定，确保每种资源开采都能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

商人在明初并没有专门户籍，他们通常隶属于原籍的民户或其他户役。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政府开始要求他们在经商城市“占籍”——按照行业登记，以便管理征税。于是，“非占商籍不许坐市廛”成为许多城市的规矩。

最具突破性的是盐商群体。由于长期远离原籍，他们的子弟回乡科举常被视作“冒籍”。经过争取，万历年间两淮和浙江盐商获得了设立“商籍”的特权，得以在经商地参加考试。这一变化看似微小，却标志着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军户、匠户、灶户子弟也加入经商行列，明代中后期的商人已不再是民户的专利，而成为一个跨户籍的活跃群体。

纵观这五大非农职业，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都与“户役”制度深度捆绑。明代的户籍不仅是人口统计工具，更是职业管理和赋役征发的依据。军户未必纯当兵，可能兼营屯田；匠户轮班之余，在家承接私活；灶户在盐业之外，也可能耕种少量土地；商人则可能出身军籍或匠籍。

这种制度体现了明代中央集权的精细管控，但也限制了社会流动。一个人的职业很大程度上由出身决定，并世代相承。然而，社会经济的自我发展终究在缝隙中创造出变化：商人突破籍贯限制，军户从事商业活动，各种职业在实际生活中不断交融。这些看似固化的身份背后，实则涌动着明代社会生生不息的活力，为后来清代“摊丁入亩”等改革埋下了伏笔。明代的非农职业故事，就这样在户籍册页与真实生活之间，写下了一部静态制度与动态社会相互博弈的生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