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90年代职业“被取消”，是时代必然？

1993年的春天，一张小小的粮票停止流通。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告别一种购物方式。

没人想到，这张薄纸片的消失，会让近百万人一夜之间丢了工作。

更没人想到，整个90年代，一大批职业正在悄悄“谢幕”。

这些消失的职业背后，藏着怎样的时代变迁？

那些从业者，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转折？

80后、90后可能没见过粮票，但老一辈都知道，那时候“票比钱金贵”。

1955年，新中国第一张粮票发行，从此开启了近40年的票证时代。

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就连打酱油、买火柴，都得凭票供应。

到1961年，市场上凭票购买的商品，多达156种。

先说印票和管票的，全国2500多个市县，还有乡镇、企业、学校，都要发行自己的票证。

专门从事票证印发、统计、管理的行政人员，就有80万到100万人。

再说卖票兑货的，每个城市都有按片区划分的粮店。

一个中等城市就有几十家粮店，每家十来号人，全国加起来又是几十万从业者。

还有供销社售货员，80年代那可是实打实的金饭碗。

谁能想到，这样的“铁饭碗”，会一夜之间碎了？

1992年，广东率先取消粮簿，消息传来，全国震动。

1993年2月，全国两会召开，代表委员们吃饭，第一次不用交粮票。

同年4月1日，国务院一纸通知，正式取消粮票和油票。

没有过渡，没有缓冲，头一天还在收粮票的营业员，第二天就没了活计。

5月10日，北京宣布取消粮票，到1994年，全国基本告别票证时代。

当粮食不再需要计划分配，当市场物资变得丰衣足食，管理分配的人自然没了用武之地。

那些一辈子和票证打交道的人，有的转行开小卖部，有的去菜市场摆摊，有的则在家待业许久。

如今，泛黄的粮票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但那些“掌票人”的青春，永远留在了那个凭票购物的年代。

“三线建设”是几代人的记忆，那些隐藏在深山里的工厂，曾是国家的“安全屏障”。

沈阳庆华机械厂，编号126厂。

1982年，这家老厂南迁河南，可和平年代里，不需要那么多枪支弹药。

厂里不得不搞“军转民”，造枪的师傅们，转头开始生产发令枪、三轮车、摩托车。

结果可想而知，产品根本卖不出去。

他们有精湛的手艺，能造出精准的枪械，却不懂市场规律，不知道怎么找销路、做品牌。

以前国家下订单，按指标生产就行，现在要自己闯市场，简直是寸步难行。

这样的故事，在全国三线厂遍地都是。

北京电子管厂，编号774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

1960年产值就超过3亿元，放在当年堪称天文数字。

可到了70年代，日本彩电涌入中国，电子管逐渐被晶体管淘汰。

1986年，这家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厂，连续11个月发不出工资。

生产硝酸、硫酸等原材料，从一车车买到一罐罐买，最后只能一瓶瓶买，穷得揭不开锅。

上海纺织业的遭遇更是令人唏嘘。

它曾是全国的“母亲工业”，棉纺锭占全国半壁江山，产值和利税一度占上海工业的三分之一。

80年代末，上海纺织还是全市第一支柱产业，可到了90年代初，江浙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这些民营企业身段灵活、成本低廉，服务还周到，反观国有纺织厂，机制僵化、包袱沉重。

1996年，上海国棉二厂响应“退二进三”政策，正式停产，两万多纱锭大多被砸掉。

1970年进厂的女工郝东明，亲眼看着熟悉的车间关停，进口设备被运往其他工厂。

按照政策，女工人40岁、男工人50岁可以提前退休，剩下的人只能自寻出路。

造枪的师傅不会卖三轮车，纺纱的女工不懂市场竞争，他们的手艺是为计划经济时代准备的。

当时代转向市场经济，这些精心磨练的技能，突然就“失效”了。

后来，有的三线厂成功改制，有的则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那些工人，有的去了民营工厂当技术顾问，有的放下手艺去跑运输，用另一种方式养家糊口。

90年代的通讯行业，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革，有的职业兴起又衰落，只用了不到10年。

“call我”是当时最流行的用语，BB机（传呼机）是年轻人的标配，而传呼员，就是那个时代的“通讯桥梁”。

1984年，我国第一家无线寻呼台在上海创立，到1994年，上海寻呼用户就突破100万户。

传呼员有多风光？月收入两三千块，工装是价值500元的名牌服装。

要知道，当时普通人的月工资也就几百块，这份工作不光赚钱多，还特别有面子。

21岁的卜雯倩就是其中一员，她还要参加技能大赛，考物理、化学、机器实操，能评上优秀，心里满是自豪。

最忙的时候，一个传呼员一个月要接三万多个寻呼，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可谁能想到，手机的出现，让这个职业瞬间跌入谷底。

1995年左右，“大哥大”迎来发展高峰，虽然一台要两万多块，能买15万斤大米，可购买者依旧络绎不绝。

人们拿着报纸包着的现金排队抢购，电信局不得不请银行工作人员带点钞机，还让武警维持秩序。

随着手机普及，直接打电话就能联系到人，谁还需要传呼员转达？

2007年，传呼机在中国市场的常态化运营彻底落幕，传呼员这个职业也随之消失。

同样命运的还有话务员和电报员。

早期打电话要通过接线员转接，打一个长途有时要等一整天。

黄山电信的张秀娟回忆，那时候打长途要通过省会转接，她们忙得脚不沾地。

可90年代中期，程控交换机普及，电话能直拨了，话务员的岗位也越来越少。

还有电报员，要背2000个民用电码，四位数字代表一个汉字，每分钟能发30个汉字。

1990年北京电报业务达到顶峰，年发送量超4440万封。

可随着通讯方式越来越便捷，电报逐渐被淘汰，有的电报员刚毕业，还没上岗就失业了。

这些“传声者”见证了中国通讯从落后到便捷的跨越，可自己却没能跟上时代的脚步。

有的传呼员转行做了客服，有的话务员成了电信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在新的岗位上续写人生。

如果说前面的职业消失是局部变革，那90年代的国企改制，就是一场波及全国的“职业地震”。

1995年到200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精简了6000多万名职工。

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在计划经济年代，国企工人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身份象征。

工厂管分房、管医疗、管子女教育，一张合同签到退休，一辈子的事都有保障。

同事之间是“同志”，大家共有生产资料，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可到了90年代，很多国企陷入困境。

北京电子管厂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发不出工资，可账面上居然还显示盈利。

原来，国企用的是旧式“滚动法”计算，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经营状况。

这样的工厂，在全国不在少数，尤其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占了全国下岗职工的25%。

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行业，成了下岗潮的重灾区，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是主力。

他们进厂时以为能安稳干到退休，从没想过“国家的工厂”也会倒闭。

作家黄灯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一家国有纺织印染厂，没干多久就遇上下岗潮。

1999年，她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算是幸运地跳出了困境。

可厂里另一个本科生同事，下岗后去了一家不正规的建材公司打工，后来出了事，再也没回来。

上海的曹师傅1990年下岗，和2000多个同事一样，一夜之间没了收入来源。

上海作为工业发祥地，先后有100多万国营工人加入下岗行列，夫妻双下岗的家庭占了66%。

三口之家月收入不足2000元，供养一个大学生都捉襟见肘，只能在日用方面缩减开支。

1997年，刘欢的《从头再来》传遍大街小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歌声里的励志，藏着一代人的沉重与无奈。

为了帮助下岗工人，上海率先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为他们架起从“企业到市场”的桥梁。

政府连续14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失业保险，允许街道摆摊，拓宽生存空间。

很多下岗工人没有被打倒，而是选择从头再来。

德江的黎明从国企下岗后，从废旧汽车回收起步，三次创业，最终成为带动乡亲增收的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

上海的吴桂明经理说，出租车行业吸纳了不少下岗工人，既支持了政府，也促进了社会和谐。

到2003年，上海宣布“下岗”成为历史名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90年代消失的这些职业，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缩影。

这些职业的消失，不是历史的遗憾，而是时代进步的必然。

就像今天的外卖员、直播带货主播、人工智能训练师，是几十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职业。

当年那些被时代浪潮冲击的从业者，他们或许迷茫过、痛苦过，但从未放弃过。

他们放下熟悉的手艺，学习新的技能，在菜市场摆摊、开出租车、自主创业，用勤劳和坚韧撑起了家庭，也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如今，我们生活在便捷高效的时代，享受着改革带来的红利。

那些消失的职业，成了历史的注脚；那些从业者的故事，成了民族奋进的养分。

而我们，也在时代的浪潮中，续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篇章。

愿我们都能在变化中坚守初心，在转型中勇毅前行，不负时代，不负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