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内部的阶层：读博的人自己都不愿意承认

文/阿丽心语

实验室里看似人人平等，但有些人的导师是学术大牛随时可以帮忙推荐，另一些人却只能靠自己通宵改论文。

一场学术讲座结束后，穿着朴素的学生默默收拾设备，而另一位同学则与教授轻松谈笑风生，相约周末的私人聚会。这种场景在博士生群体中并不罕见，却鲜有人公开讨论其中的阶层差异。

麻省理工学院一项长达75页的研究给出了扎心的结论：读博并不能逆天改命，普通博士很难跨越原生家庭带来的阶层差距。

01 学术光环下的隐形阶梯

在大多数人眼中，博士生是象牙塔顶端的精英，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追求。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深层次的差异。博士生内部的阶层划分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和隐蔽。

博士生心理健康研究显示，他们的焦虑和抑郁发生率是普通人群的6倍。这种高心理压力部分源于学术竞争，也部分来自无形的阶层压力。

那些来自精英家庭、父母拥有高等学历的博士生，在学术界表现出更强的“松弛感”。他们可以轻松愉悦地和导师、上级领导交流，建立起良性的职业发展网络。

而家庭背景较弱的第一代大学生博士生，则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更为小心翼翼，心理枷锁更重。这种差异在职业生涯初期可能并不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影响逐渐放大。

02 家庭背景的深远烙印

家庭背景对博士生职业发展的影响可能比学术能力更为深远。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种族、学科、学校和性别等多种变量后，博士的原生家庭仍显著影响其职业成就。

数据表明，与父母拥有研究生学位的博士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低13%，在排名靠前机构获得教职的可能性则低9%。

更令人深思的是，研究生产力仅能解释这一差距的不到十分之一。这意味着，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职业发展差异。

那些出身精英阶层的博士生在研究产出预测和机构排名中常常被“高估”，而第一代大学生即使拥有出色能力，也更容易被低估，被安排在实力较低的机构。

03 博士生涯的分水岭

博士生毕业后的道路出现明显分化，形成了一个隐形的阶层结构。一项基于“双一流”高校文科博士的研究揭示了四种分化类型。

第一类是“内外兼修型”博士生，他们既拥有扎实的知识资本，又具备丰富的社会资本，通常能够“毕业即教职”，进入理想的高校工作。

第二类是“自主有为型”博士生，他们主要依靠自身的学术能力和努力，通常选择进入次优高校或事业单位的科研岗位。

第三类是“外力主导型”博士生，他们的社会资本（如家庭背景、人脉关系）在求职中起主导作用，往往进入机关事业单位从事非科研工作。

最后一类是“内忧外患型”博士生，他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都相对薄弱，通常选择进入企业获取较高薪资回报。

04 产业界的“高配硕士”困境

即使离开学术界，博士生的阶层差异依然存在。在产业界，许多博士毕业生发现自己被视为 “高配版的硕士” ，角色定位模糊，价值未被充分发挥。

企业常抱怨博士薪资成本高、专业过窄、磨合期长，甚至在组织文化中显得“水土不服”。与此同时，那些来自优势背景的博士生却能更快适应产业环境，获得更好的职位和发展机会。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就业质量上，也反映在薪资水平和工作满意度上。研究发现，第一代大学生博士的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分别比那些父母拥有硕士学位的博士低2.7%和5.2%。

产业界的阶层差距与学术界一样，随着职业生涯的推进而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05 心理健康的隐性代价

持续的阶层压力和不确定性正在对博士生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损害。一项瑞典研究甚至发现，读博对心理健康的伤害程度可能超过意外痛失至亲。

研究数据显示，博士生在攻读博士期间，精神类药物使用量显著增加。到博士第五年，精神类药物使用量较读博前增长40%。

与亲人离世这种突发的、清晰明确的创伤不同，读博带来的是一种漫长而隐蔽的消耗。这种消耗随着时间不断积累新的创伤，导致持续性的“精神失血”。

博士生常常面临“效率决定论”与科研本质的冲突，评判标准单一与崇高学术理想的冲突，以及科研压力与“社会时钟”的双重压力。这些压力在不同阶层的博士生中以不同形式呈现，但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心理健康受损。

一位来自普通家庭的博士曾坦言，自己毕业多年后，依然会梦到答辩未通过的场景。他周围那些家庭背景优越的同窗，多数已在顶尖机构站稳脚跟，而他却仍在为一份稳定的教职奔波。

博士帽下的发际线在后退，而阶层间的距离却未缩短。学术会议上，有人轻松融入核心圈层谈笑风生，有人则始终徘徊在外围独自喝咖啡。当那些出身普通的博士最终选择离开学术界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一纸文凭，还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疏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