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副主任被曝“商而优则仕”？ 家族背景与职业轨迹引质疑

南博文创部副主任封蕾的名字，最近又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她曾是南京博物院文创部的副主任，负责开发那些让游客爱不释手的文创产品，比如从馆藏砖画“竹林七贤”衍生出的玩偶和冰箱贴。 这些产品设计精巧，价格亲民，一年能卖出上万件，确实让文物“活”了起来。

封蕾的履历里有一段经历引人注目。 她曾在2007年与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合伙开公司，这一干就是十五年。

直到2022年6月，她才从这家公司退股离职。

紧接着在同年12月，她就被评上了南博的馆员职称。 这个时间衔接得过于紧密，难免让人产生联想。

她的父亲是南博原办公室主任周光仪。 父亲在体制内工作，女儿在外经营与博物馆业务相关的公司，这种家庭背景与职业轨迹的交织，让外界对招聘和晋升的公平性打上了问号。 普通人考编进体制，往往要经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 像这样在私人企业历练多年，转身就能回到公立博物馆并获得正式职称的情况，确实不常见。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近期另一件将南京博物院卷入舆论漩涡的事件。 1959年，著名收藏家庞莱臣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捐赠了137件古代书画，其中就包括一幅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 去年，庞家后人想查看这些藏品时，却发现包括这幅画在内的五件作品已经“消失”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幅《江南春》图卷竟然出现在北京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面对质疑，南京博物院回应称，这五件作品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按规定进行了“划拨调剂”。 院方出示了1961年和1964年的专家鉴定记录，证明当时就认定画作为假。 这幅画最终在1997年被拨交给原江苏省文物总店，并于2001年被一位顾客以6800元的价格买走，销售清单上明确写着《仿仇英山水卷》。

从鉴定为伪作到被出售，中间跨越了三四十年，捐赠人庞家对此毫不知情。 庞家后人认为，即便要处置，博物馆也应优先告知原捐赠人或让其收回。 这件事暴露出的，是博物馆在藏品管理，尤其是对捐赠品处置流程上的不透明。 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委省政府都已成立工作组，对南博的文物管理问题开展全面调查。

两件事看似独立，却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公共文化机构的内部管理与公众信任。 文创开发本是让文物走近大众的好事，南京博物院也在这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利用馆藏和本地元素，探索出了叫好又叫座的道路。 但如果负责这些业务的关键岗位，其人员的任用背景存在模糊地带，公众难免会担心，公家的资源会不会在运作中变了味。

博物馆的根基是公信力。 它承载着历史的重量，保管着民族的记忆。 无论是价值连城的古画，还是一个看似普通的岗位，都应该在阳光下运行。 捐赠人基于信任将珍宝托付给国家，公众基于信任走进博物馆参观学习。 这份信任无比珍贵，却也十分脆弱。 一次藏品的“莫名消失”，一起人事安排的争议，都可能让这座承载文化的圣殿蒙上阴影。

南京博物院有着辉煌的历史。 它的前身是1933年由蔡元培等人倡建的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中国创建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它经历了抗战时期的文物西迁，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南京博物院，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一院六馆”的大型综合博物馆。 它的建筑本身也是一件艺术品，老大殿采用了特立独行的辽代风格，在南京的中山东路上独树一帜。

公众对博物馆的期待，早已超越了“网红”打卡。 大家更希望看到它们能守住初心，用最严格的制度来守护文物，用最透明的机制来面对公众。 历史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但门后的守护者，必须经得起所有人的审视。 事件的调查仍在继续，人们都在等待一个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明确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