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传奇人物丰富而曲折的职业生涯

雷强先生历经十余年编撰而成的《袁同礼年谱长编》一书，自2024年7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收获了许多读者的好评。在国际学术界，《长编》同样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陆续有评文刊载于各大报刊。兹选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张敏迪在《东亚图书馆期刊》（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上发表的一篇评文，分享于此。

《袁同礼年谱长编》（全五册），中华书局2024年出版

这部五卷本的巨著，由中国国家图书馆雷强博士历时十年心血编纂而成，翔实记录了袁同礼（1895–1965）的完整生平。就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全面、考订之精审而言，《年谱》大大超越了迄今为止以任何语言出版的关于袁同礼的著作。该书首次全面重构了袁同礼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体系中的奠基性作用及其对世界学术的贡献，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位传奇人物丰富而曲折的职业生涯。

本书所采用的年谱这一体裁，结合了以年代为顺序的历史叙事和以个人生平为焦点的传记模式。这一体裁本身即是对传主的一种致敬。雷强将其与现代史学研究注重档案实证的方法相结合，在书中汇集了大量袁同礼先生的往来信函，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披露。部分信函由袁家后人保存，而主体则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档案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图书馆协会、台北“中研院”、法国吉美博物馆等等。此外，报刊杂志、已出版的日记、各种史料汇编等文献亦在广泛征引之列。通过将它们以时间顺序编排，《年谱》部分或完整地再现了数以千计的第一手材料。作为极具价值的史料汇编，此书适用于任何有意研究袁同礼或相关课题的学者。

《袁同礼年谱长编》内页

在每一个条目中，读者会发现置于史料原文上方的概要尤为有用，可根据自身兴趣决定是否深入阅读。多数条目后附有“按语”，内容可能是简短的人物介绍、将用旧式罗马转写的人名或书名回译成中文、对模糊指涉的澄清，或是对事件的简要后续说明。这些按语虽简洁精炼，却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进行多方资料比对、查考鲜为人知的人物与事件、辨认难以识读的手迹等工作，充分体现了雷强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对材料的精深把握。按语不仅辅助了史料阅读，也为读者指明了可进一步自行探寻的线索。书末所附的人名索引是另一项重要工具，分为“中文人名”与“外文人名”（后者又细分为欧美、俄、日），均按字母顺序排列，并在每个人名下标注其出现的所有已知日期，以便检索。对于关注特定历史人物的读者，浏览索引亦可初步了解袁氏与其交往的频率与时间跨度。鉴于袁同礼的职业生涯多与各图书馆相关，且所录信函多产生于机构背景之下，若增设一机构索引，或做成将人名与机构名混合编排并添加互见的综合索引，则更将锦上添花。

袁同礼派遣王重民前往法国调查敦煌文献

袁同礼于1929至1949年间执掌国立北平图书馆（下称“平馆”），志在推动中外汉学研究。其对于平馆的管理彰显了中国悠久的藏书传统在现代图书馆事业中的延续。袁同礼认识到，版本目录知识在新的研究环境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优秀的图书馆需具备对古籍进行版本鉴定、校勘、编目、撰写提要等专长——一套在明清时期随着雕版印刷业的扩张与考据学的发展而日趋成熟的技能。平馆招募了年轻的版本目录学者，既助其学术成长，亦服务馆务。如《年谱》所示，赵万里（1905–1980）赴江南访书、编纂善本书目及撰写书志，皆由平馆资助。而在1930—1940年代派遣王重民（1903–1975）至法国国家图书馆与美国国会图书馆时，袁氏亦有意借助其文献学素养，促成平馆与这些机构的双向交流：王氏为对方编制中文善本书目，同时基于文献研究价值的评估，择要复制敦煌写本等重要资料寄回北平供中国学者使用。

袁氏在私人藏书家群体中的广泛交往，亦为其图书馆事业助力。他对古书的热爱显然为华北最富经验的藏书家之一傅增湘（1872–1949）所赏识。傅氏于1932年邀请袁同礼与赵万里参加其“祭书会”。此类以展玩珍籍、切磋鉴赏为乐的藏书聚会，至少可追溯至十八世纪。傅增湘亦在《年谱》中多次出场，协助袁同礼与私人藏家洽购珍本，并充当平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中介，由后者影印出版平馆馆藏中的少部分典籍，以促进珍贵文献的流通。无论从学术还是社交层面，明清时期传承下来的藏书实践，对袁同礼通过现代图书馆促进汉学资料共享与利用的努力都至关重要。

平馆善本运美装箱书目

与此同时，袁同礼将由国外引进的最新技术运用于同一目标。1929年，平馆购置了一台摄书机（photostat machine）——当时中国仅有的两台之一——用于为中外机构所需之珍稀文献制作副本。这项刚在全球档案馆和图书馆领域广泛使用的照相复印技术，亦被王重民在欧洲用于复制敦煌文献。战前数年间，袁同礼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及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理事会往来频繁，信函中可见拟在平馆安装缩微摄影设备（microfilm）的计划。这种当时在美国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前沿设备，原计划用于拍摄平馆馆藏供美国汉学家使用，同时以获取科学出版物作为回报。该计划最终以另一种形式实现：1941年，平馆的102箱善本暂运美国国会图书馆，并在那里完成了缩微拍摄；太平洋战争期间，应袁氏请求，美国国务院向中国大后方学术界捐赠了西文期刊的缩微胶卷及阅读器。这些事例展现了袁同礼对国际图书馆界最新技术的敏锐洞察，以及迅速识别其效用以应对中国图书馆及其用户迫切需求的能力。

袁同礼职业生涯的前半段以行政事务为主，其后半段则主要倾注于目录编制与书目工作。1949年以后，他定居美国，先后任职国会图书馆中国文献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席书目编纂员、国会图书馆编目员。除履行本职工作外，袁同礼亦于业余时间编制多种书目，涵盖汉学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边疆史及中国数学史等领域。《年谱》的末两卷详细记载了他为编写这些著作所倾注的心力：他亲赴欧洲一年搜集资料、广泛动员海外友人协助搜罗材料、并多次申请经费资助。

国立北平图书馆旧影

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袁同礼不仅领导着中国首屈一指的研究型图书馆，还积极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包括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创建图书馆协会等，由此开创了将图书馆纳入学术体系的制度化实践。这是十九世纪末在西方首先出现的一股全球性潮流在中国的在地体现——伴随出版物的数量与复杂度的急剧增长，学术研究对有序组织的馆藏与新的书目工具产生了迫切需求。袁同礼将平馆的定位置于这一思路下：它应成为促进中外各学科文献流通的枢纽，助力中国学者与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接轨。与此同时，袁同礼也体现了图书馆员在这一新体系中的独特定位。尽管他屡屡展现渊博学识，但他似乎展现着一种严格的自我角色定位，使其工作重在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而非直接从事学术生产。

袁同礼始终将工作范围限定在辅助知识生产之内，而未像现代学者那样担任教学和研究职务，以论文与专著作为成果。这种图书馆员与研究者的智力劳动分工在中国历史上尚无先例。诚然，在袁同礼所处的时代，这种界限尚显模糊，编纂索引与书目仍被视作学术工作。但功能分化的雏形正于此时期形成，并持续塑造着我们当今的学术体制，而袁同礼或许正是这种分化的自觉践行者与推动者。作为科学现代性的产物，研究型图书馆及其专业人员的角色定位，在中国乃至全球专业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中变得逐步明晰。

长泽规矩也（1902–1980）

鉴于袁同礼一贯的国际视野，《年谱》在1937年前十余年间仅零星记载其与日本学者及机构的往来，颇令人意外。彼时中日学术交流虽不免有政治色彩，却依然活跃频繁。除了和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1902–1980）偶有接触外，日本学界仅仅隐现于北平学术活动的背景中，但似乎并未与这位中国最具声望的图书馆领导者发生直接交流。此方面史料的匮乏，或许由于日本档案的材料难以获取，抑或仅仅反映出袁同礼与日本学术界之间关系相对疏远的事实。

在与笔者的私人交流中，雷强估计目前这部年谱所收录的信函数量仅占世界各地的所有有关档案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更凸显了袁同礼在学术工作中所展现出的非凡精力、坚韧毅力和广泛人脉，这些在本书中已可窥见一斑的特质。对于袁同礼卓越的学术生涯以及他参与构建的二十世纪全球学术网络，我们的探索仍将继续。

（作者张敏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本文原为英文，发表于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第181期。作者翻译为中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图）馆长的一生行迹与学术交往详实呈现了中国学术现代化转型、现代图书馆博物馆事业奠基的恢宏历程2800多件书信、档案初次整理披露

《袁同礼年谱长编》（全五册）

雷强 撰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6452-7

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