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漂女生做上门私厨月入2万，光鲜背后辛劳曝光

最近，一位97年出生的沪漂女生辞职做上门私厨、月入近两万元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刷屏。她每天接四单，每单128元做三道菜，自主安排时间，靠一部手机接单维生。有人惊叹这是自由职业的“理想模板”，也有人质疑：一天跑四家，买菜、做饭、打扫，真的来得及吗？月入2万，是真实收入，还是流量滤镜下的夸大叙事？

这并非孤例。在上海、武汉、成都、杭州等地，越来越多厨师走出餐厅，拎着锅碗瓢盆走进陌生人家的厨房。他们不做外卖，不租门面，靠手艺和口碑，在城市的缝隙中开辟出一条新职业路径。上门私厨，正从疫情时期的临时替代，演变为都市生活服务的新常态。

这个行业到底怎么运转？月入过万是普遍现象，还是少数人的幸运？光鲜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辛劳与风险？

上门私厨的服务模式已日趋成熟，主要分为三类：最常见的是“带菜上门”，厨师自备食材、调料、厨具，客户只提供厨房空间；其次是“全包模式”，从采购到清洁全由厨师负责，适合家庭聚餐、节庆宴请；还有一种是“纯手艺费”，客户自己买好菜，只付厨师加工费，价格多在每小时60元左右。服务场景也从日常三餐，扩展到月子餐、生日宴、乔迁酒甚至户外烧烤。

客户是谁？不只是高收入人群。数据显示，70%的私厨订单来自普通家庭，尤其集中在双职工、年轻父母和独居青年群体。他们不愿将时间耗在买菜做饭上，又对预制菜和外卖的油盐重、不透明心存顾虑。一位上海客户说：“花200元请人做三菜一汤，贵是贵点，但吃得安心，厨房还被打扫干净，值。”更有人在孩子升学、父母生日时请私厨，图的是“在家吃饭的仪式感”。

收入也确实可观。武汉厨师王辉带领五人团队，淡季月入1.3万元，春节前后订单翻倍，单月收入可达4万元。杭州私厨阿绿日均服务6户家庭，主打高效标准化，月入稳定在2万元左右。但这背后是极高的时间与体力投入。一单服务通常耗时8至9小时，包含1-2小时采购、4小时烹饪、1-2小时清洁。阿绿每天乘地铁穿梭于不同小区，最忙时连吃午饭都只能在车厢里啃个三明治。王辉则要扛着60斤厨具，在酷暑中赶往客户家，曾因厨房无空调中暑送医。

高收入的背后，是高强度的“自我剥削”。许多从业者坦言，这份工作自由但不轻松，更像是“移动的全能厨房”。他们既是采购员、厨师、清洁工，也是客服和物流。客户厨房条件千差万别——有的灶台老化，有的通风不良，甚至有铁皮棚改造的临时厨房。一位成都私厨苦笑：“在酒店，我只管炒菜；现在，我得搞定一切。”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个行业仍游走在监管的灰色地带。根据现行《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需取得经营许可、健康证、后厨审查等资质，但上门私厨多为个人接单，无固定经营场所，难以纳入传统监管体系。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责任如何划分？平台常以“信息中介”推责，厨师个人又无力承担赔偿。税务方面，多数收入通过微信转账完成，未纳入纳税申报，存在合规隐患。劳动保障更是空白——他们不是企业员工，无法缴纳工伤、医保，也没有最低工资和休息制度保障。

目前，部分城市已开始探索规范路径。2025年6月，舟山市率先出台“上门经济”监管政策，要求平台对厨师进行实名认证、健康审查和背景核查，并推动职业责任险覆盖。成都试点“灵活就业保障池”，由政府、平台、个人共担保险成本。上海则试行“移动厨房备案制”，允许符合条件的私厨登记备案，纳入可控管理。北京有厨师自发组建联盟，统一采购保险、制定操作标准，将投诉率降低43%。

这些尝试表明，上门私厨不是短暂的流量泡沫，而是一种正在成型的新职业形态。它回应了城市人对“好好吃饭”的渴望，也折射出年轻人对工作自由与生活掌控的追求。阿绿说：“他们订的不是饭，是一份被照顾的感觉。”王辉则说：“看到一家人围坐吃饭，比在酒店上菜更有意义。”

未来，这个行业或将走向专业化与平台化。统一的资质认证、食品安全标准、服务协议和保险机制，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对于更多普通人而言，这场始于厨房的自由职业实验，或许正预示着一种新的可能：在高度分工的城市生活中，用最朴素的手艺，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温度。